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参与和利用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Trade Policy Review Mechanism，以下简称TPRM)是乌拉圭回合中多边贸易体制建设的一项重大发展，也是WTO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机制的建立和运作，对于多边贸易体制和WTO各成员贸易政策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审议活动涉及的有关资料对企业的经营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入世”在即，深入了解和研究这一机制，对于国家及企业将来更好地利用这一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论WTO贸易政策评审机制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贸易政策评审机制是WTO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国在参加评审时面临着各种问题,尤其是关税立法、知识产权的保护、服务贸易以及政府的职能等各方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有针对性提出了中国在今后参评时所应该采取的策略。     

政策增长与法律空洞化——以经济法为例的观察

当前我国法律的空洞化现象严重。法律空洞化是指立法风格简略、粗犷,法律的完整性、周延性、精确性和普适性不足,没有实质内容,可操作性差,从而导致法律的控制力不足,法律仅剩一个空壳甚至连外壳都没有的现象。法律的空洞化问题,实质上是法律与政策的关系问题。法律工具主义是法律空洞化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但从时代背景看,法律与政策的关系则是一个纠结在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一个复杂性问题。鉴于法律的空洞化和"政策之治"产生的诸多弊端,我国当前应加快向"法律主治"的转型。为此,要正确认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坚守法律的目的价值观,树立法律精细化的理念,加强对行政机关的政策制定的法律控制,规范法律解释活动。     

美国的贸易政策法律决策机制中的保护主义机理

本文以美国贸易政策法律决策机制的二元构造作为分析的出发点，阐明美国的行政和立法两大系统中立法系统保护主义倾向自发形成的原理，然后在分析美国贸易政策法律决策机制中的保护主义要素的客观基础之上，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自由贸易大潮中保护主义的潜在、激活和放大的过程，最後对中美贸易问题进行分析和重新认识。     

WTO贸易报复机制的实施——以利益集团理论为视角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贸易报复机制是WTO最具特色、最具创造性的部分,该机制以法律手段保障裁决或建议的执行,其主要目的是"促使违反义务的成员方遵守WTO义务",国内利益集团有动力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国内利益集团通过向政府或政府机构提出他们的利益要求从而影响国家贸易政策的制定;通过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从而达到实施报复措施的目的,进而促成败诉方尽快全面地履行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纠正或取消其违规措施以符合WTO的规定。     

第四次修宪的六大特点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是对现行宪法部分内容进行的第四次修正.这次修宪,从启动到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再到通过,历时一年多,工作中体现的几个主要特点非常明显.     

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政策协调发展论——兼评WTO贸易导向的协调模式

贸易自由化对社会经济福利的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决定了两者协调的必要性。两者在终极目标和利益主体上存在着可协调性,协调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政策必须坚持共同的义务与责任原则、差别的义务与责任原则、适度贸易自由化的原则和环境政策的整体经济性原则。WTO贸易与环境政策的协调发展过度关注环境问题,以及协调机制的内在缺陷,阻碍了贸易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无益于以贸易方式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改革完善协调机制,实现WTO贸易与环境政策协调发展模式中"贸易导向"的自觉。     

WTO解决贸易与环境争端的实践取向与我国的法律对策

WTO在解决贸易与环境争端的实践中,对环保规则做出了富有发展性的新的解释,表现出比在GATT时代更加重视环保的取向。面对这种形势,我国作为一个深受环境壁垒之害的贸易大国,应做出全面的法律对策。     

WTO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功能错位与纠正

根据TRIPS协议的规定,WTO具有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功能,但该功能从其产生之初就存在先天缺陷,同时由于TRIPS协议本身的问题,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功能又被进一步扭曲,并不断异化。这种功能错位的弊害不仅使WTO作为贸易管理法的身份备受质疑,同时由于其对知识产权的过分关注,又使其与WIPO的功能相冲突;另一方面,WTO的功能错位对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十分不利,调整技术贸易的国际法规范长期空缺。因此WTO应放弃对知识产权的管理,不断向调整国际技术贸易的功能回归。     

清代小城镇的功能及特点——以赣南筠门岭镇为例

中国地域广阔,而大中城市的数量较少,并且其对基层市场的辐射作用十分有限。同时,清代市镇不属于行政区划单位,而清代小城镇的大量涌现弥补了这个"辐射真空"与"权力真空",起了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使得整个国内市场的网络趋于完整。但是,小城镇具有过于依赖外部市场,缺乏内生性;受制于当时的生态与生计现实;功能较为单一,结构简单等特点。     

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的法律分析——以WTO法为视角

本文从WTO实体法和程序法探讨了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法律依据,WTO法的宗旨是自由贸易,金融危机背景下,本文对于坚持自由贸易具有实际意义.     

刑事案件网络舆情的成因及特点——以近年来发生的典型案件为切入点

本文就近年来发生的比较有影响力的网络舆情刑事案件发展的始末进行了梳理,从中分析网络舆情案件中存在的一些共同特征.     

WTO贸易政策的透明度要求：法律原则与中国实践

透明度原则是WTO的基本原则之一,它不仅蕴含在多边贸易体制之中,也贯穿于成员的承诺之中,它强调贸易措施的及时公开与可以获得。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是透明度义务履行的两套保障体制。已有的WTO贸易政策审议报告对中国贸易政策透明度的改进给予了一如既往的肯定,但也指出仍有很大改善空间。争端解决实践表明,中国现行的某些贸易措施与WTO透明度原则要求仍有一定差距,潜在的纠纷依然存在。对透明度原则和相关案例进行具体分析,这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这一原则的内涵和中国自身完善的目标．这也是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     

以APEC与WTO为例浅析区域贸易与多边贸易的关系

区域贸易对多边贸易的影响究竟是倾向于促进还是冲击,目前尚无定论。以APEC为例,在一定范围、程度以内,区域贸易对多边贸易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促进、补充作用,而不是冲击和削弱。     

中美治理邪教的法律与政策比较——兼论中国反邪教法律与政策的正当性

邪教是人类之公敌.依法治理邪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在内的治理邪教的法律体系和综合治理机制.中国法律既规制宗教组织又规制宗教活动;美国法律主要规制宗教活动,不主张反邪教专门立法,确立了反邪教普通行为主义调整模式.美国注重综合运用其已有的相关立法条款,并以判例法的形式建立起了一整套管制宗教活动的规则体系.中国反邪教立法与政策既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也有广泛的国际法基础,符合中国的国情,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WTO贸易议题与社会政策连结的内在途径——以农业“多功能性”为例的分析

在WTO体制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种类的产品，与之生产俱来的社会性非常强烈，自始就不适用WTO关于贸易自由化的一般规则，需将对社会目标的关注“内化”为贸易限制；然而从具体规则的表面，往往看不到其维护社会价值的表达，故很容易被人们所忽略。此乃本文所称的贸易议题与社会政策挂钩的“内在连结”形式。以农业的“多功能性”为典型例子，探讨二者“内在连结”之机理。其所得的原理，还可用以分析其他特殊种类产品的贸易议题以及与贸易有关的议题与社会政策的内在挂钩问题。在WTO农业议题的谈判实践中，运用农业的“多功能性”概念，既可有力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也能为我国所持的谈判立场提供正当性之基础。     

论民法中的国家政策——以《民法通则》第6条为中心

国家政策作为私法与公法之间的转轴规定于《民法通则》,是我国特有的做法。国家政策成为民法的非正式渊源经历了以国家政策为主导、国家政策和法律混合规制、以法律为主导的三个阶段;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国家政策均在不同程度上产生影响;国家政策与公共政策、民事政策、经济政策、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等均有所差别,不能简单等同。国家政策在民事裁判中的定位依据是《民法通则》及法释[2009]14号,并具有积极作用;通过融入司法解释和工作指导意见,国家政策分别以显性和隐性的途径影响着民事案件审理的思路;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国家政策通过《民法通则》第6条介入民事活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法院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存在一些误区。因此,在市场经济已经确立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法治中国,应谨慎适用《民法通则》第6条;在未来制定《民法典》时应取消国家政策在民法中的地位。     

以基本权利为核心的贸易与人权一元论——评彼德斯曼对贸易与人权关系的理论建构

贸易与人权的关系问题是贸易关联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从国际贸易法和人权法的二元规范关系角度进行探讨有所不同,彼德斯曼的WTO权利宪法论以内涵扩张的基本权利为核心,将其建构为贸易权与其他人权在权利谱系中的一元关系问题。这种一元论依托于实质意义的立宪意义上的宪法观念,即宪法的最优异特征是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一元论在理论上的不足,显现在贸易权的宪法性质不明、公共利益条款的扩大解释自相矛盾、WTO实质宪法的基础规范缺位以及权利谱系欠缺发展权等4个方面。目前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国际层面,贸易权与其说是一种基本权利,毋宁说是一种基本权的制度保障。     

刑事和解机制的探索与实践——以某基层检察院的和解不起诉为切入点

刑事和解机制作为一项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新型刑事案件解决机制，较好地实现了被害人、加害人、国家及社会利益的契合，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但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各地的探索实践不甚统一和规范。相关保障制度的缺乏，也导致刑事和解机制难以实现最大效能。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在现行法律框架范围内，积极健全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