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沉默权”问题的理性思考

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精髓在于鼓励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认罪,允许其进行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但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其实际意义就是限制警察的讯问权。我们不主张沉默权,并不意味着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在某些案件中,口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证据,但我们必须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逼取口供。刑事诉讼证据较之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要复杂得多,如果再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则无异于为侦查工作设置障碍,将造成案件久侦难破。     

关于"沉默权"问题的理性思考

许多案例表明,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将给侦查破案造成不利的影响,最早确立沉默权的英国从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发现沉默权规定不利于查明案情,于1994年对沉默权制度作了重大修改.美国对实施了30多年的"米兰达规则"也提出了疑问,并通过判例规定了"米兰达规则"的若干例外.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精髓在于鼓励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认罪,允许其进行无罪或罪轻的辩解,但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其实际意义就是限制警察的讯问权.我们不主张沉默权,并不意味着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在某些案件中,口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证据,但我们必须坚持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逼取口供.刑事诉讼证据较之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要复杂得多,如果再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则无异为侦查工作设置障碍,将造成案件久侦难破.     

对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制度相关问题的探讨

证据展示制度是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试图立足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的诉讼价值,通过比较国外的相关制度,指出该制度的建立是诉讼效益和公正价值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进而对我国庭前证据展示的主体、内容范围、程序及后果等提出具体构想。     

浅议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制度在我国的确立

随着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建立中国自己的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制度已经提到议程上。应当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中国的证据展示制度。     

论侦查讯问程序的法治化--一个权利的视角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供述是证据种类之一。在侦查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获取线索,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重要途径。正是基于供述之于刑事诉讼程序和侦查实践的重要性,导致了侦查机关为获得犯罪嫌疑人供述而对其进行强制讯问的危险。基于国家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侦查讯问权的存在有其目的正当性,基于程序的正义要求,侦查讯问制度的构建应当符合法治的精神。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应当享有沉默权、知情权、律师帮助权。侦查讯问应当保持在必要的限度内,确保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在一种理智、理性、自觉、自由的状态下作出。     

刑事诉讼证据真实性的理性辨思——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背景的探讨

2012年的新刑事诉讼法出台,证据概念被重新界定,传统＂事实说＂被＂材料说＂所取代。新定义下的证据虽然是材料,需要查证属实方能作为定案根据,但真实性仍然是不可抛却的证据属性。从反思何家弘教授早前关于对证据真实性要求的批评,到从认识论与盖然确定的角度分析＂真实＂,我们从动态的、时间推演的角度来使用一种实践理性层面的证据真实性。这种实践理性的真实性要求亦有实体法层面的规定与之相呼应,理论上亦为＂可信性＂提供借鉴。     

新《律师法》视野中完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初探

"证据开示"又译为"证据展示"、"证据披露"或"证据公开"等等,是英美国家为代表的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适应保障对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达到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益的要求而逐渐产生的一种制度。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律师法强化了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律师获取被告人无罪或罪轻证据的能     

法院审查变更指控罪名的理性思考--兼论刑事诉讼改革的宏观理念

建立在权力制衡论,有错必纠论等理论基础上的我国法院对指控罪名审查变更机制,随着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纵深发展,需要重新审视、修正.应坚持法院具有定罪判刑的最终决定权,但法院在变更指控罪名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处罚;法院变更指控罪名不能剥夺被告人的辩护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