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部门机关行政成本战略性治理的三维理性逻辑

公共部门机关行政行为作为公共行政的内在构成,需要以公共行政的价值要求来定义自身。机关行政成本治理需要以超越机关部门和机关行政行为的限制,以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观念,寻求治理的整体性方案。机关行政作为一种理性行为的表达,内含着价值理性、事实理性与工具理性。机关行政成本的战略性治理模式需要在三种理性相结合的三维理性范式引导下进行。价值理性在事实理性的运用中得以外显,在工具理性的实践中获取支撑,这是机关行政成本战略性治理理性诉求的实现过程。     

论现代行政的理性本质——基于历时态视角与共时态视角相结合的诠释

行政理性是现代行政的本质属性。从历时态视角来看,行政理性观的流变是现代行政发展的观念先导,引导着现代行政走向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建构理性与进化理性相融合、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相协调。从共时态视角来看,行政理性是型构现代行政的文化基因,从行政行为、行政知识、行政关系、行政人格四个维度形塑着现代行政文化,使其具有程序化、科学化、民主化、职业化的特征。明确现代行政的理性本质,有利于辩证地把握后现代行政理论与现代行政之关系,同时也为推进行政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行动思路。     

理性行政人的身份特征与价值表达

本文通过对公共行政人性假设的简单分析,重点讨论了理性行政人的身份、特征及其功能,就理性行政人的价值实现途径进行了概括式阐述。其目的在于说明,行政主体理论尽管未能达成关于行政人身份角色的统一认识,但事实上的行政人却主要以理性的逻辑和方式来履行公共职能,结构化或制度化的行动秩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关于理性行政人的价值定义以及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的讨论,或许会为进一步完善行政主体理论并为指导公共行政实践发展有所裨益。     

“新公共服务”的公共理性诉求

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种替代性研究路径,新公共管理摒弃了传统政治理论的观察视角,用市场理念和企业家精神来重塑行政理念和价值,在追求效率和生产力方面,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得到了不少的赞成和肯定,但它对于追求何种最终价值却鲜有兴趣.而以美国学者登哈特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理论高举公共行政价值追求的旗帜,将管理主义者边缘化了的公民权、社会责任、公共利益等价值量度重新置回行政话语的中心,而公共理性是实现以上公共行政价值观之基础,可以说,公共理性是新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理论诉求.     

论理性的三维结构——对马克斯·韦伯理性“二维结构“的补充

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使价值理性黯然失色.人们一直在寻找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路径,结果陷入了无尽的探索之中,原因在于没有跳出对人类理性理解的二维框架.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重新审视人类理性的内在结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相统一的三维立体结构.行为理性功能的有效发挥,为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人类理性的三维结构使其在"实然"、"应然"与"何然"的统一中把握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论行政程序的价值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转换和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行政程序法制受到了更多的重视。然而,关注的目光总是集中在程序法律的规范和制度设计上,忽视了行政程序的价值。行政程序可以向当事人展示行政机关公开、公平、公正地行使权力,所以相对于实体法而言,行政程序具有独立价值,主要包括秩序价值、实体公正价值、自由价值、公开价值、程序理性价值、尊重公民权利与尊严价值、效率价值。重新认识和建构行政程序的价值体系,不仅有利于完善沟通,提高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程度,而且有利于行政实体法的实施,从而建立和维系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稳定社会。     

对学科取向的反思与展望——探寻行政学的“阿基米德”支点（二）

行政合理化是行政学研究的基本诉求，对行政合理化的研究向度代表了行政学不同的学科取向。行政学学科取向的基本格局是技术理性、价值理性和形式理性的三足鼎立，其中技术性和价值性两种研究取向追求的是行政内容的合理化，形式研究取向追求的是行政形式的合理化，同时技术理性和形式理性都属于工具理性。     

经济法之“国家干预”的理性分析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对其理性的思考有利于探讨国家干预市场模式。分析经济法之"国家干预"理性主义的本质及其法律内涵,在对经济法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价值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经济法之"国家干预"行为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应辩证地统一于社会本位原则。     

行政程序法典化的理性奠基

行政程序法典化需要对现实问题进行考察和对与法典化有关的理论、价值等进行理性思考、研究和应用。其中有关法典形式、程序合理及其价值、管理的范式的应用等理论都属于行政程序法工具理性研究的范畴 ,而关于行政程序法应该体现什么样的价值、精神 ,仍然需要用理性的眼光审视和考察。这其中 ,关于公平、效率、秩序、宪政等价值势必成为当代行政程序法的鲜明特征———所有这些考虑都是为了能够在行政程序法中进行合适的制度安排所进行的理性的思考而非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的实证研究。     

重审官僚制：理性化假设与实践困境

韦伯创立的官僚制是一种追求既合理又合法的理想化模式,在他看来,合理性存在着两种形式,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他的官僚制理论正是附魅于工具合理性而祛魅于价值合理性的一种理论形态和制度设计,从而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与其最初设想的背离。在行政环境飞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要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救治就应从其源头着手,从韦伯的理性化官僚制理论入手,为工具理性祛魅,对理性官僚制给予人文回护,但在为工具理性祛魅的同时,又应当避免陷入另一个误区———为价值理性附魅,二者应是不可偏废的。     

论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民主观上的差异

民主是理性的产物,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建构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形式。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建构原则,理性具有认知含义与价值含义,前者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能力对政治问题得出具有认知合理性的见解,后者意味着每个人的上述见解都应得到同等的政治对待。这两点内容在实践中就表现为了以决策参与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同时满足了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要求,也使民主成为一种"好"的治理方式。另一方面,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紧张,围绕这种紧张,精英民主理论与协商民主理论展开了不同的理论叙事,对民主是否一种"好的"治理模式的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见义勇为的经济学分析——公安机关的视角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理性公民在进行行为选择时都要考虑其行为成本和收益。见义勇为作为一种行为模式,也有其成本和收益。理性公民是否实施见义勇为,一般要视其对政府或社会关于见义勇为制度或非正式制度中隐含预期的合理性而定。同时,见义勇为作为一种行为选择模式,也有其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效应与为社会提供公安产品的公安机关的职能和目标密切相关。因此,作为专门生产公安产品的公安机关如何理性地对待见义勇为,不仅关系到见义勇为者个人的切身利益,而且还关系到公安机关使命与职能的实现程度。为此,本文借助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公安机关的视角来分析见义勇为,以期对公安机关更好地处理见义勇为这一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最终提高公安机关的总体绩效。     

公共组织科学决策的理性分析

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是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决策科学研究领域,“理性”分析一直被作为一项核心内容。本文从全面理性、有限理性等决策理论的沿革分析入手,剖析了影响决策理性性向的几个关键因素,并结合我国决策行为现状分析,提出了科学决策发展目标模式的实践途径。     

论政治价值的理性向度

本文从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理性动力、理性运思与理论形态四个方面分析了政治价值的理性向度。首先在政治哲学发展的历史视域中从客观理性、上帝神性、演进理性与主体理性的视角分析了政治价值的理性依凭。其次指出：理性．作为政治主体的内在规定与政治发展规律的主体向度而启引着政治价值的创生，批判着政治社会的价值现状，推动着政治价值理想的实现。再次，从理论理性的逻辑推演、价值理性的前提先设、工具理性的设计建构等方面分析了理性对政治价值体系的思维运演。最后．指出了政治价值的最高理性形态是政治哲学理论．无论是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还是非理性主义政治哲学实际上都是理性主义的。     

理性人标准在侵权行为中的适用研究

近年来,侵权案件频发,为了实现司法正义,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遵循客观的理性人标准以避免主现擅断.理性人标准是侵权行为中过失的客观判断标准,在私法领域中的作用极为重要.确立理性人标准是民法所追求的平等价值的必然要求,是克服法官主观任意性,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理性人标准应考虑行为的损害危险性、危险行为的目的、避免损害危险的成本等诸多因素.     

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定位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大量存在,使行政权力侵害老百姓的现象大量存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事后救济措施,很难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因此,必须制定一部法律对行政行为的过程进行监督,这就是行政程序法。所谓的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法律规范,它往往被当成实现行政实体法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所以,相对于行政实体法能给我们确定一个结果来讲,行政程序法只是实现行政实体法的过程、步骤、顺序和时限,它们具有从属价值;但行政程序法作为一个过程和步骤,也有它自身满足我们对公正、平等的需要,具有独立的价值,并且这两种价值不是截然分开的,具有内在的联系。     

论商人的信用理性及商法的信用维护规则

信用交易是商品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信用是商人固有的理性。商法作为规范商人及其营业行为的法律规范,其内在价值包含商人对于信用的理性追求,并以维护交易安全为原则,其诸多信用维护规则都为贯彻这一原则服务。     

论行政裁决社会公信力的提升

行政裁决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又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因此必须在法制化的框架内努力实现其社会公信力的价值目标。通过规范行政裁决机构、行政裁决人员的职权,实现行政裁决程序的公开化,强化行政裁决过程的透明化等途径,来提升行政裁决的社会公信力,从而建立和扩大行政裁决的社会信用与声誉。提升行政裁决社会公信力在提高行政行为的社会认可程度、提高行政行为的效率内涵、减轻法院行政诉讼的压力、实行责任政府与法制社会的目标等方面有着重大的意义与价值。     

论传统伦理思维对行政学发展的影响

理性思维和德性思维是人类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政府管理受德性思维影响,近代西方行政管理则受理性思维影响.无论是西方传统的理性思维,还是东方传统的德性思维,都具有历史发展的片面性,行政伦理则是一种超越理性思维和德性思维的行政学研究视角,它既开启了现代西方行政伦理救治路径,也为我国以德治国提供了理论支持.     

反思理性:公共治理的理性根基

在考察公共行政发展史的过程中,本文理出了一条"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反思理性"的公共行政的理性发展轨迹,并主张以反思理性作为公共治理的理性根基。同时,本文对公共治理的动态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理论形态和开放性的理论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进一步确认了公共治理的反思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