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中医药的“四项基本原则”

中医药在"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思维变异中,逐渐丢失了本有的"中国特色"而被边缘化,如果再不及时以正确的方式挽救,或许过不了多少年,不排除像大熊猫一样成为"濒危国宝",从现在的"危症"恶化成"绝症"。     

现代大学制度、大学章程与大学治理

大学章程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及其现代大学制度的法律保障,是处理大学内、外部关系的基本法律依据。大学章程的制定应该基于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原则。大学章程的具体制订应该由举办者委托大学草拟,在经过内部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由法人代表签署后报举办者审批。其内容除了法定的绝对必须记载事项外,也应该明确记载部分相对必须记载的事项,以利于协调大学内、外部的关系。但大学章程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还取决于治理环境。     

大学组织的知识属性及其制度根基

知识性是大学组织与生俱来的禀性。大学的知识禀性决定了矢持志于“高深学问的追求”是大学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知识的权威地位是大学的立足之本。从这个角度出发,维护大学的知识权威地位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出发点与归宿。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是大学知识创造活动的根本保障。在大学发展史上,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贯穿于大学制度建构的始终。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应是现代大学制度坚守的根基。     

学术神圣——大学制度构建的基石

"中国大学培养不出大师"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议题,上至总理下至黎民百姓都在拷问"这是为什么?"如果简单地回答这一问题,可以一言以蔽之, "中国大学缺少大师成长的制度环境和校园文化".     

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漂浮的能指

学界关于大学理念的阐发,一直围绕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话语体系展开。大学和政府、大学和市场往往被简化为两个相对立的价值体系,其背后的参照物,很大程度上源自一种文学化想象。一方面,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话语已成为漂浮的能指,无法承载当代大学的复杂性,无法应对大学与权力之间互相牵引而不是全然敌对的多重网络关系;另一方面,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理念被赋予某种救赎色彩,已成为压制自由研究的道德话语体系。大学与时代的脉动保持一致,服从特定制度的运作逻辑。大学理念的研究要从固化模式中突围,必须从关注当代大学现实语境入手。     

提升大学精神 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创新

大学精神与大学制度互为表里,大学精神产生于现代大学制度之中,大学制度蕴涵滋养着大学精神。本文探析了大学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本质,剖析了当前大学功利异化、大学精神衰微的现象,提出需要从树立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观念,加强民主管理;发展办学特色,践行办学理念;构建大学文化等三个方面来提升大学精神,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     

略论创新人才的培养与高校管理制度创新

面对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成为21世纪高等教育的根本务。高校要实现创新人才的培养必须改革原有管理制度,建立一套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新制度。政府宏管理与高校自治相结合、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相结合是高校管理制度创新的关键。     

论我国“大调解”机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以荷兰的调解制度为借鉴

我国的"大调解"机制在制度设计上强调党委、政府的主导地位,调解主体的多元化,按照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工作体系,综合利用各种社会制度资源进行社会矛盾化解,做到"案结事了"、"三效合一"。但在实践中存在政府主导、缺少中立第三方的"第二方纠纷解决机制"的倾向。荷兰早期的政府调解没有使荷兰建立有效的调解制度,二战后荷兰废除了政府调解制度,政府从积极主动的调解者转变为在理论上提供准备和论证者。我们应该从荷兰的经验中得到相应启示。     

胜诉之道———杨培国律师诉讼策略访谈（之七）——原告起诉应该掌握的“四项基本原则”

一般而言,作为“打响”官司这场“战争”的原告,总是认为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才选择到法院起诉。不过,在现实中却时常发生原告不是被法院驳回起诉,就是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的事情。对此,杨培国律师向笔者分析了原告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中的三次论争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奠基

问题与主义之争、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争和无政府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程中的三次重要论争。通过这些论争,马克思主义者初步明确和揭示了以下原则: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原则为党后来明确提出和正式确立"四项基本原则"作了最初的奠基。     

谈谈“问题”与“理论”

“问题”与“理论”,总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问题中的理论”是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中所蕴含的理论问题;“理论中的问题”是属于理论研究范围内的问题。“理论中的问题”只有来自于“问题中的理论”才是现实的;“问题中的理论”只有提升为“理论中的问题”才是深刻的。真正的理论是源自“问题”的理论。围绕“问题”而发展是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任何理论的发展史集中表现为问题史;离开“问题”的理论,就变成了书斋之中的幻梦,时代之外的遐想,世界之外的独白,注定缺乏关照现实的力量。当前要重建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生态。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探析——基于SWOT分析视角

当前我国正着手进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试点工作。鉴于此,研究通过SWOT分析方法,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所面临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以及威胁(Threats)进行了分析,并相应地提出关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几种策略。     

党领导群众自治，实现“四自”功能——我爱“我们的”家

8月17日,阂行区古美七村6号楼401室的年轻夫妇小冯和小杜特意邀请楼道里的邻居们一个颇有档次的酒店吃饭。     

贵在制度建设——“义乌公安经验”感言

“义乌公安经验”令人感到振奋、新鲜、管用。义乌公安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把“干在实处”的座右铭生根在制度建设上。为什么要重制度建设呢?因为制度是行为的规矩,因为制度本身具有普适性、操作性、评价性三大特性,因为制度供给的程度是深化改革的重大的基本的表征。“义乌公安经验”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平安浙江”的重要成果。期盼着“义乌公安经验”能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提升,从而为我省乃至我国的警务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对“一国两制”实践的思考

在“一国两制”的实践过程中,我们要全面把握“一国两制”的精神实质、科学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要认识到“一个国家”是“一国两制”的核心,“两制”是在“一国”的前提下的“两制”,“港人治港”是爱国爱港者治港,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从“乡政村治”到“乡村民主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逐渐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深入,乡政村治模式设计的局限性逐渐表现出来。乡村民主自治的领域应当适时扩大到乡一级,把乡政村治模式提升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为此,要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制度框架,并为制度的良性运行提供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     

“顶天立地”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和使命——基于郑杭生“社会调查系列丛书”的分析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路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已面临着严重的主体性危机——对内无力回应中国社会大转型所提出的大问题,对外处于边陲、附庸地位,无法与西方学者平等交流对话。郑杭生先生及其学术团队近年来的学术实践表明,中国社会科学要想走出危机,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坚持顶天立地的发展思路:首先,要走向田野,直面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变的社会实践,开展扎扎实实的社会调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经验为依据的理论提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从而破除长期被西方垄断的学术话语权。     

“飞特族”的快乐生活

崇尚"自由工作"的"飞特族"打破了很多中国人早已习惯的朝九晚五的工作生活模式。"飞特族"是Freeter的音译,是英文"自由"(free)与德文"劳工"(arbeiter)的组合字。Freeter代表的是一种自由的工作方式,"飞特族"在西方一直非常流行,后来传到日本。     

“哈蜜瓜”与“棉花糖”——走进台湾各大学特色文化节

台湾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节庆活动,活动的创意独属于本大学,一年举办一次。像台师大有“西瓜节”,元智大学有“面包节”,屏东师院有“木瓜节”,玄奘大学有“风筝节”,新竹师院则每年春天举办“草莓节”……     

论新桂系奉行“三民主义”的缘由

20世纪30年代初,新桂系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自保求存,以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提出了"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颇具时代感召力的口号。考察新桂系奉行"三民主义"这一政治举措,有利于洞悉广西当局实践"三民主义"进行地方建设的动机,以及新桂系崛起为民国时期强大的地方实力派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