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宪政主义的理论建构与现实困境

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一批学者坚持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在现代仍有价值,他们会通中西、融贯古今,创立了新儒家这一重要的学术流派.新儒家内部学人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各有不同,其中有人形成了将儒学与现代政治制度紧密结合的儒家宪政主义,其理论建基于儒学自身的政治主张、历史地位和思想传统,但想要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实行则面临着诸多现实困难.     

梁漱溟是全盘西化论者吗？——与黄玉顺教授商榷

黄玉顺将“是否主张吸收西学”视为现代新儒学和全盘西化论区别的标志,认为梁漱溟是全盘西化论者。但是,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思维范式的两大学派,现代新儒学与全盘西化论的区分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主张吸收西学,而在于对如何吸收西学的不同回答及为吸收西学所作的哲学论证,在于通过文化选择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他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与全盘西化论的对立表现在：反对全盘西化论将儒学与封建专制制度等同的观点,通过区别制度儒学与儒学义理而彰显后者的永恒价值;检讨全盘西化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局限性,要求整全地了解西方文化;主张中国和世界未来文化要走中国的路,并且提出返本开新的儒学复兴之路;反对全盘西化论“现代化即是西化”的主张,提倡走儒家资本主义道路。梁漱溟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修正了全盘西化思潮的极端化倾向,最终与全盘西化思潮构成对立互补关系。     

牟宗三与殷海光的“自由”思想辨异

本文从殷海光与牟宗三关于“自由”的争论入手,分析了两人不同的学术理路与知识背景,以及由此形成的两种迥异其趣的“自由”理念:殷海光接受的是英美经验主义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可证实原则出发,主张将自由限制在公共域,认为政治自由是指一个人不受别人的阻扰而径自行动的范围。而牟宗三的“儒学自由主义”则结合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与儒家心性之学,将自由理解为道德上的“圆善”。本文以为,殷海光与牟宗三自由理念的歧异不仅契合了柏林所谓“内在的”与“外在的”两种自由概念,而且承继了两种不同的近代思潮——科学与玄学之间的观念差异。     

朱熹思想在当代台湾之主要学术评价

自明末清初传人台湾以后,朱熹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思想价值观念和官方意识形态主宰台湾思想精神领域数百年之久.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朱熹思想早已褪去昔日的光环,在学术思想领域只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而存在.当代台湾是一个各种思潮汇聚之所,人们对朱熹思想的评介更多是从自身的学术视角出发,无论是来自传统儒学内部的观点,还是来自新儒家的批评意见,其任何陈述都必定是在特定场合,必定体现了某种特定的意图,因而都自有其特定的情境.因此,我们从外部的角度去审视朱熹思想在台湾的学术存在,必须重视这样的特定情境.     

走出经学时代——儒家哲学现代化的范式转换

作为哲学的儒学要想更好地适应现代中国社会,更好地融入当今世界文化,必须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型.而儒家哲学现代化的关键是舍“经”取“子”,对传统儒学进行一些切割分离手术,即儒学思维的去政治化、去神学化与儒学研究的去章句化.经过这些手术,儒家哲学研究才能真正走出经学时代.     

新公共管理浪潮涌动下的政府绩效评估--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及对我国的启示

现代意义的政府绩效评估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绩效预算制度。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弗雷德里克森(H．G．Friderickson)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发展了社会公平理论，认为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平，主张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强调公共行政变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民主行政之模型；强调公共行政的顾客导向，将顾客的需求作为政府公共部门存在、发展的前提和政府公共部门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目标。     

民国时期儒学与新医之间的冲突及其原因——从疫病控制的角度来看

民国时期,新医在政府倡导、推行下初步进入民众生活,其在疫病控制方面的做法——隔离,与中国传统的儒学,特别是儒家伦理发生对峙,导致新医举步维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多元的,但儒学与新医之间的诸多差异则是其根本原因:儒学的情感观与新医的科学观截然不同;儒学与新医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悬殊;儒学的自我性与新医的公共性对立。     

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为纪念梁漱溟诞辰110周年而作

有些学者认为,梁漱溟并非现代新儒家。然而,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梁漱溟完全具备了现代新儒家的一些主要特征,如具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使命感和道德忧患意识;以儒家学说为中国文化之正统和代表;援西学入儒,等。可以肯定,他就是现代新儒家。此外,在诸多方面他都有着自己的鲜明的思想特色,与其他现代新儒家有着很大的不同。关于现代新儒学的发端,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开始于戊戌维新时期。而从现代新儒学的性质、内容、形式等方面考察来看,其发端应为五四时期。综合而论,梁漱溟还是现代新儒学的当然开启者。     

2007《年探索与争鸣》总目录

总目录第一期4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历史主义批判俞吾金10是天下一家还是弱肉强食——儒学天下观的当代意义牟钟鉴15儒学与跨文化交流——“国际儒学论坛·2006”学术研讨会综述陈慧麒19以求真与超越的精神缅怀一代宗师——“史华兹与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龚咏梅19文化资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与意义厘清文化资本的内涵陈青生问题域中的和谐文化建设余源培文化建设应正确对待民间传统胡守钧从文学的存在到文化的存在——以中国四大名著为例孙琴安文化资本:现代文化产业和谐发展的能源形态胡惠林26“我的爱永没有改变”——从《哈…     

冯友兰对《矛盾论》的误读

冯友兰先生认为《矛盾论》接触到的真正哲学问题有两个,中国传统哲学中,它发展的是主张“理在事中”这一派的学说。冯氏的这种解读因其学术声望,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然而可惜的是,他对《矛盾论》所作的解读存在着“误读”之处。     

新公共行政学述评

新公共行政是公共行政学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是公共行政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势。由于“新公共行政学”缺乏概念和理论上的连贯性，它并未最终生根立足，未能最终立足而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新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和壮大还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完善。     

经世、考证与义理——乾嘉新义理学宏观特征的再检讨

文章从考证、经世两个方面分析乾嘉新义理学的宏观特征及其在理论上的表现,并从戴震、程瑶田、凌廷堪、焦循、阮元等建立起经世、考证与义理的内在关联的论学主张的角度指出乾嘉新义理学的局限。认为他们通过对道器、理气、性命、才情、仁义礼智、忠恕、一贯、经权、克己等基本观念的疏证、通释及其古训的追寻,来表达对自己所感兴趣的义理问题的看法并通过这些看法来表明自己对于人伦日用等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乾嘉学术并不是完全不含思想性的纯学术的运动,也并没有远离明清之际诸大儒学术经世的宗旨,并不只是为学术而学术。     

抗战时期新考据学派的学术转向

20世纪以降，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学术开始向现代转化。新考据派学人主张“为学问而学问”，也就是学术独立，远离政治。在求是与致用的问题上，力主求是，而不求致用，这一学术旨趣在抗战前的民国学界占据主流。抗日战争后，在民族主义思潮的激荡下，此派学人的治学发生转向，认为纯学术的研究是一种浪费，转而注重学术致用，以学术服务国家，为抗战出力。此种转向，一方面使史学紧扣时代，担负起史学的致用功能，一方面又偏离了学术的求真宗旨，影响了学术的发展。学术与政治的两难恰好证明二者密不可分的一面。     

汉武帝与儒学关系新论

汉武帝与儒学关系新论张兆凯一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原因儒学从社会层面进入政治层面是以汉武帝建元元年（前１４０年）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为标志的。目前，学术界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尚有不同的理解。如罗义俊先生认为，汉武帝及其以后，百家并没有被废除禁止，子学犹...     

现代新儒学的思考与探源--兼论其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

一个时期以来 ,现代新儒学在文化学讨论中成为热点 ,现代新儒学的兴起是冷战后世界新格局与东亚崛起的文化反映 ,现代新儒学热中存在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已经对大学生思想产生了影响 ,因而现代新儒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     

永嘉文化丛与宋代儒学的新转趋

宋代儒学的多元融合发展,演绎出了理学、心学和实学等基本方向。直面现实,理学和心学立足道统,着重于唯识和唯心,强调修身和养性的内在德性;而以永嘉事功学为代表的浙派实学,则从经济社会模式转型现实和富国强兵的忧患意识出发,唱响了开物成务、变革除弊的唯物实践论。以永嘉事功学为代表的新儒学的发生,代表着文化与经济的互动,构筑了一组特色鲜明的宋代温州文化丛,体现了儒学与工商文明相得益彰的新伦理精神。这种新儒学走向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南一隅"之"敢为人先"的务实变革与经世拼搏精神的文化原型。     

先秦儒学与科举思想关系论略

自汉始,以先秦儒学为基础之哲学体系,遂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之核心思想,其“道”、“贤”、“公”、“君子”、“闻达”等内容,为后世政治制度阐幽发凡,对“求至公”、“举贤才”、“尚君权”、“重声名”之科举思想之产生、发展与变迁,影响深远.以禄进贤,士人心性虽有万千气象之变化,或循君子贤士之道,自爱强志以求仁达；或饰正藏邪,巧言令色以图仕禄.然而,科举制度之总体设计,首重遴选严守儒家传统精神之士子“入仕”治政,故而科举思想正在于继承与阐发先秦儒学之价值核心,儒学最终得以走上制度化之昌盛,也正是借助了科举这一外在形式中之内在价值要求而得以实现.     

论儒家诗教的思想性质

本文认为,所谓“诗教”(或日儒家诗教),虽然与孔子本人的思想有着极重要的内在联系,但其对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或主张,却又与孔子很不相同,它实际上具有汉代儒学的性质,或者说是烙有汉代儒学鲜明印记的儒家文艺思想。作者对“诗教”与孔子思想之间的重大差异作了深入探讨和比较,对“诗教”的思想性质作了新的阐释。     

“诸子问题”与帝国逻辑的演绎

诸子问题是先秦诸子学的内在问题意识,核心是探索天下秩序建构问题.围绕诸子问题,先秦诸子和后来的子学研究者在不断思考,演绎了思想史的主线.“诸子问题”作为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元表达,是我们理解自身的初始境遇,也是面对现代性的思想起点.“诸子问题”显示的中国传统智慧,能否在建构现代中国的过程中居于中枢(或者底座)的地位,保持其基本结构,这是最大的问题,也是一个迄今无解的问题.     

新党的国家认同

最近,新党有人提出“一中两国”的主张,也有人加以反对.主张者认为“唯有这项政策才能化解两岸现有僵局”,并强调这是“新党中国政策的主流意见”,是“新党自创党以来的中国政策”;反对者则认为任何”两个中国”“两个主权”的说法,都是不合宜、不成熟的,“一中两国”就等于台独,将让新党面临崩溃.这里涉及新党的国家认同问题.所谓国家认同,是属于主观信仰的范畴,是一种政治主张或立场,它指的是公民对其所自我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主动的认同,一通过凝聚感情和政治意志的表达,愿为爱护和维护这个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那么,新党的国家认同究竟怎样?有必要加以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