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抗战的胜利与国共两党在民族危亡之际再度携手、实行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密切相关。潘汉年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舞台上首唱主角,是中共方面在西安事变前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最高领导人。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作为中共与国民党的联系代表,积极奔走于京沪之间,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重大贡献。事后,他又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国共两党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举行的谈判,最终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潘汉年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东北抗战中的率先成功实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很快沦落为日本殖民地,首先具备了组织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和条件。以中共满洲省委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东北坚持抗战的唯一政党。为壮大抗日力量,东北党组织率先探索和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坚持苦斗十四年,为争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更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确立及形成提供了宝贵经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中国共产党倡导成立的、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包括所有爱国政治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和基本保证,为抗战胜利和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深远影响.     

促成、巩固与发展：论潘汉年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1935-1937）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民族基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潘汉年从离开长征队伍,积极奔走于国内外多地,成为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和联络各方的关键人物,到以合法身份在上海从不同层面从事公开的统战工作,始终坚定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多重身份和多种形式灵活地为促成、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突出贡献。回顾并研究历史转折点上潘汉年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及其贡献,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国共谈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为国共合作谈判取得成功提供了希望与可能,因此,中国共产党从1937年2月开始,派出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与国民党的蒋介石、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宋子文等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着重就国共合作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红军的改编和陕甘宁边区政权改制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时间长达七个月之久。中共谈判代表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毛泽东是国共谈判内容、方针、策略等的筹划者和决策人。以国共合作为主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形成的。     

李济深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之前,李济深就已和共产党、地方实力派、民主党派和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等合作抗日反蒋。西安事变期间,他从抗日大局出发,拥护中共提出的和平解决主张,及时地改变了公开反蒋的态度,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为结束内战和抗日民族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进一步促使李济深继续致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业。1937年9月,国民党发表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告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此后,李济深自觉地、积极地推行国共合作政策,坚决支持和拥护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     

中间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历史角色

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主要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包括民主爱国人士、中间党派和地方实力派在内的中间力量,不仅是统一战线的响应者,抗日救亡运动的践行者,而且还是统一战线的首倡者,促进并维护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试析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同国民党关系的策略

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在思考、处理中共与国民党关系问题时,中心是力图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致发生破裂。在这一段时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间的配合是比较好的。共产国际在方式上注意进行原则指导,发出的指示多是以建议和提醒的口吻,不像过去以僵硬的命令口吻。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尊重的,对共产国际有不同意见,多解释,并及时通报情况;在执行时,不像过去那样采取机械的教条的方式,而是从实际出发,尽量吸取其合理、正确的部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是共产国际积极指导,中共中央尊重共产国际的指示,两者之间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的结果。     

北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发展的高峰——纪念国共两党共同北伐80周年

北伐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硕果。如同国共第二次合作取得抗战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高峰;国共第一次合作取得北伐胜利,则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发展的高峰,为我党统一战线宝库提供了奇瑰异宝。     

北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发展的高峰--纪念国共两党共同北伐80周年

北伐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硕果.如同国共第二次合作取得抗战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高峰;国共第一次合作取得北伐胜利,则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发展的高峰,为我党统一战线宝库提供了奇瑰异宝.     

北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发展的高峰

北伐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硕果.如同国共第二次合作取得抗战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高峰;国共第一次合作取得北伐胜利,则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发展的高峰,为我党统一战线宝库提供了奇瑰异宝.     

中共在晋西事变中为维护统一战线所作的努力

因为畏惧新军力量的发展,阎锡山制造了亲痛仇快的"晋西事变",但是其军事进攻被新军和八路军所粉碎。在打退旧军进攻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从联合抗日的大局出发,尽最大努力去维护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自卫反击的同时为阎锡山留有和谈的余地,向阎锡山提出团结抗战、共挽危局的劝告,力促事变的解决。     

中共纪念活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纪念活动作为中共重要的话语方式,是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效途径。借助纪念活动推动国共合作、发动各阶层群众和团结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经验。     

统一战线百年回顾与经验启示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历经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先后组建了国共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坚持把统...     

中共早期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统一战线理论,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并随着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确立而不断发展完善。随着民主联合战线与国共合作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论和主张。大革命失败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心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调整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阐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统一战线理论走向成熟。中共早期统一战线理论是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出发,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东北。从此,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1935年,日军制造“华北事变”,并与国民党政府达成“何梅协定”,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面对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1937 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更为急切。经过中国共产     

西安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发挥的实践经验和当代启示

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进入新的百年伟大征程,研究分析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前后统战工作的实践经验,对新的历史时期,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及其历史启示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一)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组织者,而且是它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者。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特点。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就高举起了抗日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以促成全民族的抗日为主要目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日宣战的宣言、通电,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清算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高度对“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清算,最终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三制”政权的由来及其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三三制"政权是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创建的民主联合政权,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举,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在中共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三三制"政权的创建与实践,适应了当时国内社会各阶级、阶层关系发展的深刻变化,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各抗日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于有效化解抗日根据地的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团结凝聚各方面力量、夺取抗战最终胜利、促进新中国的诞生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新时代改善党对政权的领导、壮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党的理论创新、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