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变革,而是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参与乡村事务,改变乡村公共权力配置的新的制度安排。其政治基础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经济成分多样化带来的政治结构多元化;乡村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发展基层民主所创造的公共空间以及培育公民意识的重要场所。。     

略论当代社会的信仰与秩序

当代风险社会,人们对良好秩序的追求比以往时代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而对良好秩序的追求离不开信仰的支撑。信仰与秩序的关系表明:就秩序而言,信仰不过是人类心灵的秩序;就信仰而言,秩序是人类信仰的外化。人类永远不可能进入“后秩序”时代,没有信仰的秩序也不可能长久。当然,不同信仰的竞争本身也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     

关于建立弱势群体社会组织的思考

建立弱势群体社会组织,对于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促进未来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各类弱势群体社会组织的障碍既有传统经济社会层面的,又有现实政策法律层面的。提高弱势群体组织化程度,必须为建立弱势群体社会组织提供政策法律支持,着力建设弱势群体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培育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团体。     

利益与秩序:当代中国社会矛盾治理的二维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特殊阶段,因经济发展和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正成为主导性矛盾.如何把这些矛盾控制在“秩序”范围内,使改革发展的社会成果为最大多数人共享,就成为秩序的内在要求和利益的目标指向.基于此,本文构建社会矛盾治理的二维框架:和谐秩序是社会矛盾治理的目标诉求,利益协调是构建和谐秩序的现实途径,通过政府转型、社会治理和制度整合,以达到近期操作性对策与长期制度性建设的有机统一.     

论公共服务的本质:秩序与正义

公共服务的本质反映国家的本质,即维持政治秩序,实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公共服务是国家、政府最基本和最经常的职能之一,也是政府存在的逻辑起点之一.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国家公平正义的最佳手段和路径.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和政府对公共服务本质的认识.     

论现代政治秩序构建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推进

政治秩序要求政治系统保持高度的稳定性.政治主体只有通过政治秩序的构建来保障发展的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通过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完善和发展的基础上创新政治秩序的运转机制;加强公民社会建设实现政治体系全面有效运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权力与权利的有效运转等方面的措施是推进现代型政治秩序实现的有效路径.     

信用秩序不良对经济发展的危害及其对策研究

信用秩序不良,是当前我国经济活动中十分突出的一个问题。它将导致市场萎缩、交易成本上升和国际声誉下降等不良经济效应,并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的信用信息传递系统,加强法律监督,建立健全失信惩罚机制。     

新经济组织是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依托

农村社会管理是指政府通过制定系统规范的农村社会政策和法规,管理和规范农村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培育合理的农村社会结构,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关系,回应广大农民群众的诉求,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的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它是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成长——基于当前政治生态的分析

近年来,社会组织在我国繁荣发展。作为公民社会的载体,社会组织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社会组织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民众生活的诸多方面,逐渐成为能够反映广泛社会需求的有效组织形式,成为我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推动力量之一。通过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我国特有政治生态的相关性分析,一方面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对我国政治结构的型塑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当前我国政治结构的适应性转变中必须认识、把握社会发展规律。     

形式主义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危害及解决办法

旨在促进大学生认识社会、了解社会、适应社会,提高自身素质和锻炼意志品质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在全国已开展了20余年,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然而．当前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仍存在着一些形式主义的问题．严重降低了社会实践的实效性。形式主义片面注重形式而无视内容．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与形式辩证统一的科学原理。显然,形式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方法是相悖的．它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产生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民众政治秩序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C省居民的抽样调查

文章运用政治社会化理论,解释影响民众政治秩序观的主要因素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在"经济—社会地位"模型中,个人经济地位与受教育程度有助于形塑民众自由、开放的政治秩序观,而生活满意度则使民众对政治秩序的价值取向趋于保守。在"政治境遇与实践"模型中,政治身份和地位使民众的政治秩序观趋于封闭、保守;维权抗争经历对民众的价值支持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更值得重视的是,民众的政治秩序观在很大程度上受"闹事逻辑"的影响,认同"闹事逻辑"的民众在价值认知上较保守,但其价值支持却更自由、开放。进一步的心理机制分析显示,民众秩序观的价值支持不仅受价值认知的驱动,还受家长权威意识尤其是"闹事逻辑"等心理动因的影响。     

领导者政治关联对社会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G市129家市级社会组织为调查对象,深入研究了社会组织领导者政治关联与社会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领导者政治关联对社会组织发展至关重要,领导者政治关联会为社会组织带来基础条件、内部治理、工作绩效以及社会评价方面的优势。     

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浅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而农村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对促进我国农村发展和社会进步,提高农村社会管理能力,完善农村社会化公共服务等方面意义非凡。因此,以我国农村社会组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做出比较全面和客观的分析,提出农村社会培育中所存在的参与成员、培育平台、发展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全面的、合理的解决问题的对策方法,使农村社会组织茁壮成长,发挥其在乡村建设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多元、宽容与秩序:当代和谐社会新景观

当代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得整个社会从依附型的秩序向自主型的秩序转换。这一转换的最终结果,则是多元社会的逐步形成和发展。多元社会的基本现实表明,任何试图建立在一种合理完备性学说基础上的本质主义做法都失去了其现实根据。只有立足于交往理性基础上的商谈、交流和沟通,才能有助于建构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当代国家治理也应当适应这一基本现实,为公民个体自由权利的实现创造良好的条件。     

农村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失衡与矫正研究

农村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治理机构不完备,或者虽然表面比较完整,但名实不符;能人治理比较普遍,内部人控制现象突出;部分农村社会组织"行政气息"浓厚,治理机构严重"异化".造成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根源,也有现实根源,与农村社会组织整体发展水平,与组织的产权结构,与政府的监督管理水平等密切相关.矫正治理结构失衡,必须深究根源,采取有针对性措施,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城市社区建设中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基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

从21世纪初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十年,快速转型期的大背景在带来了严峻挑战的同时,也成为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的催化剂。随着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作为"第三支力量"的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对社会组织进行准确的角色定位,以促进其功能的最大发挥,已成为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     

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秩序发展与活力培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制治之旅",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在秩序发展方面,要聚焦制度优势,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制度执行力、创新人才制度和协调多元秩序,更好地发挥政府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和专业秩序的功能,增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效能;在活力培育方面,要促进"四化"协同,不断推进社会化治理、法治化治理、智能化治理和专业化治理的协同,激发社会治理共同体成员的活力。只有全面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处于"序""义""利"交汇点上"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制度、政策服务供给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匹配度,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终实现人的共生共在。     

新时代下我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探究

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我国的农村社会组织一直处于发展较为薄弱的阶段。进一步发展农村社会组织,乡村治理既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为此,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本文着重分析了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并从减少行政干预、健全法律机制、提升专业能力三个方面给出了具体建议,从而进一步发展壮大农村社会组织。     

当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政治功能浅析

随着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逐步完善及人们对其认识的不断加深,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已远远超出了自我服务的功能范畴,继而成为构建农村社会新秩序一个不可或缺的组织载体。试着从分析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功能入手,探讨其具有的政治功能及影响,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政治功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增添动力。     

社会资本的建构: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

社会建构论、文化建构论、政治建构论对社会资本的生成提出了各自解释,但都是在国家与社会对立的范式中提出命题。以广州市F街公共服务转型为经验文本,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探讨社会资本的建构命题。在政府搭台、民间唱戏式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合作中,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社团活动空间与公民参与网络得以构建,跨越私人关系的社会资本得以生发。不同于西方社会,在中国,建构社会资本需同时导入国家与社会力量,进行政治与社会的双重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