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显著性与姓氏商标的可注册性——兼评《商标审查标准》关于姓氏商标可注册性之规定

显著性是商标标识获得商标注册的前件,它既可以来自标识本身,也可以通过长期使用获得。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商标法律制度中,以普通方式出现的姓氏不具有显著性。我国商标局新公布的《商标审查标准》修改了1994年发布的《商标审查准则》的规定,从不具有显著特征的标识列项中删除了姓氏一项,使显著性不再是姓氏获得商标注册的障碍。这不但带来了行政和司法成本的增加,也不符合制度内在的逻辑性。我国的商标法律制度应该首先规定姓氏本身不具有商标显著性,然后再以原则性规定排除其适用,即通过考虑姓氏作为商标使用的具体情况,认定姓氏作为商标使用具有显著性的,可以获得商标注册。     

试论我国商业外观保护之“知名性”的重构

我国相关法律中并没有“商业外观”的概念,它源于美国的判例,但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第2款规定的“包装、装潢”却与“商业外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种“包装、装潢”只有使用在“知名商品”之上方可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即使相关司法解释对“知名性”的认定标准作出了详细描述,但是“知名性”要求仍然在日益增多的商业外观案件审判过程中凸显出认定的困难并且引发了一系列在认定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建议借鉴商标保护的前提条件,将“显著性”引入“包装、装潢”的保护当中,从而取代商品“知名性”的要求.     

通用名称的商标权问题研究

通用名称不具有内在商标显著性,美国、德国、法国和我国商标法律制度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认可通用名称具有商标意义.此种立法取舍,除了符合通用名称与商标关系的内在逻辑基础外,我国新商标法规定了使用获得商标显著性的方式也为其提供了技术支持.但是,赋予通用名称商标意义在适用中会引发很多问题,包括通用名称的认定问题,本来具有显著性的商标沦为通用名称而丧失显著性并进而丧失商标权的保护问题.     

聚众斗殴罪中若干问题探析

虽然我国刑法规定了聚众斗殴罪，但是刑法对该罪的规定只是简单概括性的规定，此外也没有对该罪的具体司法操作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理论界以及各地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认定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笔者拟通过本文对认定聚众斗殴罪中“聚众”、“斗殴”“持械”等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望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认定。     

计算机网络犯罪规制中的“未经授权”与“超越授权”——中美比较研究

件和基础是行为人未经授权或超越授权访问计算机网络。中美两国在规制计算机网络犯罪的访问行为上都有关于“未经授权”和“超越授权”的规定,对比两国立法和司法条文以及法院判解,我国规定的“未经授权”和“超越授权”只是概念式存在,司法解释没有予以定义,司法实践也未形成明确认定标准。科学借鉴美国立法和司法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完善我国规定的“未经授权”与“超越授权”:以程序编码设限作为判断计算机访问未经授权的标准;“超越授权”是指行为人在获得授权使用计算机时,利用这一授权使用的机会去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数据或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但行为人的数据获取或控制行为并没有得到授权。     

建立和完善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制度

一、驰名商标的概念和认定标推驰名商标，是一个国际通用的法律概念。1925年修订的《巴黎公约》将这一术语在国际公约中确定下来。关于它的具体含义，《巴黎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国际公约均未明确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各国对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各不相同。我国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第5第规定了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这些标准包括：使用商标的商品在中国的销售量和销售地区；使用商标的商品近3年来的主要经济指标及在中国同行业的排名；使     

专利侵权判定中修理与再造的界定——以Canon Vs．Recycle Assist再生墨盒案为背景（续前）

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再造行为，除了适用专利侵权判定的一般原则外，还在于对专利权权利用尽的限度和默认许可的范围的明晰。鉴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修理与再造界定的典型案例。本文以美国的判例为基础。美国认定修理与再造的司法实践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虽然我国与美国的法律制度不同，但在专利理论方面基本没有差异。因此，我们借鉴美国关于专利产品修理与再造的判例不存在制度和法律规定方面的障碍。下文将通过对美国修理与再造界定的典型判例的分析来论述司法实践中如何在这两个原则的基础上把握判定标准。     

浅论渎职罪中“非物质性损失”的司法认定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重大损失是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的必要构成要件之一,对于何谓重大损失,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7月26日公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立案标准》)中进行了列举式规定,但这种规定主要是针对物质性损失而言的,对于非物质损失的规定依然十分抽象,目前也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在办案实践中,对于非物质性损失的认定,是把握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罪与非罪的关键。笔者结合相关司法实践和学理解释,试对现阶段非物质性损失几种主要情形的司法认定进行探讨。     

论我国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问题

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现有法律在国籍认定标准上采用的是裁决机构所在地,而国际社会通行的是裁决地标准。认定标准的不一致导致在实践中出现许多矛盾和困境。本文对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和适用进行分析,明确我国应采用《纽约公约》的规定,以裁决地作为认定国际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     

浅议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认定和赔偿标准

精神损害赔偿是随着《民法通则》的公布实施而在中国建立的一项法律制度，而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在建立伊始并没有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赔偿范围。新《国家赔偿法》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内，这体现了我国行政法制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但是，新法并没有对‘钡害严重后果”的认定标准作出详细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差。因此，我国应当对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认定和标准进行探讨，从而细化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提高相关规定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价值。     

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可见刑事法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刑法学意义上,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认定和成年人犯罪没有什么区别,即严格以《刑法》为标准来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有当某一行为具有犯罪的三个特征,即社会危害性、刑     

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抚慰金适用问题研究

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国家赔偿制度中的缺失一直饱受指责，201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家赔偿法》的修补，填补了此项法律漏洞。但是，基于经验不足等多方面的考虑，新修订《国家赔偿法》并没有具体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定标准、计算方式等，从而导致司法机关在实际办理国家赔偿案件中无法准确地判定受害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申请。     

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中“公共机构”的争端解决与后续执行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规定提供补贴的主体包括三类：政府、公共机构和受政府或公共机构委托或指令的私营机构，但并没有进一步明确界定这三类主体。由于与美国在反补贴调查中关于公共机构的认定等问题存在重大分歧，中国针对美国的四起对华双反措施向WTO提出起诉（即中国诉美国“对来自中国的特定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案”，案号WT／DS379）。虽然WTO上诉机构关于公共机构的认定做出了有利于中国的裁决，但是美国商务部是否能够真正执行上诉机构的裁决存在一定灵活性。本文回顾了379案以及美国商务部关于《1974年贸易法》第129节（涉及美国贸易救济措施的WTO裁定的执行）项下程序，并分析了后续执行中的若干问题。     

聚众斗殴罪中若干问题探析

虽然我国刑法规定了聚众斗殴罪,但是刑法对该罪的规定只是简单概括性的规定,此外也没有对该罪的具体司法操作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理论界以及各地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认定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笔者拟通过本文对认定聚众斗殴罪中"聚众"、"斗殴""持械"等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望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认定.     

“知名商品”的认定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知名商品的认定标准作出了规定,但是在司法实务中,仍然难以做到量化认定和客观评价。知名商品的认定除了要参考客观因素外,还应结合侵权人的主观意图、市场混淆情况以及立法宗旨和司法政策等多种因素综合判断。     

英美法系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兼论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传统观念认为，英美法系中没有诚实信用原则。但近年来，随着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比较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在英国和美国，虽然没有诚实信用原则的一般性规定，但却可以在各种关于合同义务的法律规定和判例之中找到很多有关诚信原则的规定。虽然美国的法律体系源自英国传统，但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欧洲法律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等因素，导致英国和美国的诚实信用原则在立法和司法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别。另外，在对英美法系中诚信原则的相关规定做比较研究的同时，也可以为我国进一步完善诚信原则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广东省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调查与思考

到目前为止，广东法院认定驰名商标共18件。在认定驰名商标时，始终坚持被动认定、因需认定、个案认定、事实认定的原则，全面衡量稳妥掌握树立权威，坚持中院管辖实行备案制度，既不人为地抬高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门槛，也不刻意降低认定的标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法院开展认定驰名商标的工作时间不长，经验不足，以致在认定过程中存在不少的问题，如个别裁判文书的表述不符合事实认定原则的要求、各地法院对认定驰名商标的标准把握上不统一、对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尺度把握不一、对未注册驰名商标认定的标准、保护的力度等难以把握等。针对存在的问题，调研报告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对策。     

不具有合法性的刑事证据的识别和认定

2010年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是我国刑事证据立法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第一次以较细密的条文对刑事案件的证据的收集、排除、认定等问题进行了规定。但是,在非法证据的识别和认定上,这两个证据规定并没有突破。2013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只是将这两个证据规定的条款纳入,也没有在识别和认定上作出突破。本文就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判断。     

黑人投票权背后的血和泪

1787年,美国宪法诞生时,这个国家仍然保留着蓄奴制度。宪法没有关于选民资格的规定,也没有关于政党的规定,而是将这些问题留给了各州。虽然美国宪法以“WETHEPEOPLE”（我们人民）开头,但是,因为选民资格存在财产、种族、性别、宗教、年龄等各种限制,根据统计,符合条件的选民只占美国人口的10％。     

例外与原则之间:金融服务中的审慎措施争议

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体系下,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审慎例外加以平衡的。但是,审慎例外不具有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澄清其具体含义。随着美国诉中国影响电子支付服务的若干措施案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程序,专家组得以有机会首次对审慎例外加以界定并就审慎目标的相对重要性以及所采取措施的最低标准加以认定。对审慎目标的相对重要性加以认定涉及一成员方对于审慎目标重要性的先后顺位是否拥有最终决定权的问题;对所采取措施的最低标准加以认定涉及能否援引国际标准评估一项措施的合法性问题。无论案件结果如何,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解决审慎例外之争意味着金融监管领域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国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