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反恐立法特点评介——附:2006年《俄罗斯联邦反恐怖主义法》

俄罗斯恐怖活动异常活跃,其危害性远远大于普通的刑事犯罪.恐怖活动的频发必然推动反恐立法的发展,世界各国联合反恐的需要也促成了俄反恐立法的跟进.俄罗斯反恐采双层式的立法模式:一为前置性专门法律,侧重反恐预警与反恐活动的展开,即专门的反恐怖主义法；二为事后防控性的刑事基本法,重点预防和控制恐怖活动犯罪,即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俄罗斯反恐立法以抛弃恐怖主义政治目的说、立法内容丰富、立法体系多样见长.在反恐立法取向上全方位出击,以宪法为轴心,将基本刑事法典与专门的反恐法相结合,实体法具体个罪的应用与刑事诉讼程序法相呼应,基本法与反恐规章、条例的辅助法相衔接,它们相辅相成,互相配合,构成了较为完善的反恐立法体系.透过俄罗斯反恐立法全貌,管窥俄罗斯反恐立法的特点,吸取其成功的经验,以为我国制定相关立法所借鉴.     

我国反恐立法走向初探

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一大顽疾,打击恐怖主义需要以法律为基础。以法律为核心建构反恐战略是我国现今解决恐怖犯罪问题的核心。目前我国反恐法基本草案正处于论证阶段,其定位应当是与恐怖主义犯罪作斗争的特别法规,需要从立法取向、立法模式、立法内容、立法衔接等方面进行相关完善。此外,我国应该在反恐立法中明确规定设立反恐机构,以反恐审议为基础对恐怖主义进行预防、控制。     

澳大利亚反恐怖主义立法述评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澳大利亚加快了反恐怖主义立法的进程,澳大利亚反恐怖主义法对基础性概念进行界定,增设了恐怖主义犯罪罪名,完善恐怖主义犯罪的诉讼程序,对有关部门进行特殊授权,并且严格了对澳大利亚本土的防范措施.澳大利亚反恐怖主义立法采用附属式的立法模式,并涉及预防、处置及制裁等多重内容,体现了普通法系的"程序优先"的特征,极大地扩张了国家行政权力.随着反恐斗争的开展,普通法系国家愈加重视制定法的作用.但是,反恐怖主义立法引发的人权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也是值得深思的.     

恐怖主义行为认定的行刑衔接机制探究

恐怖主义行为因情节不一可区分为恐怖主义行政违法行为与恐怖主义刑事犯罪行为，我国对其认定采取的是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双轨制”的模式。虽然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在社会危害性程度上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二者也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在恐怖主义认定的实践和理论中都具有行刑衔接的必要性。由于存在立法价值选择上重安全轻自由、反恐立法体系组织上重形式轻实质的倾向，导致出现反恐对象指向不明、立法体例合理性欠缺、执法司法程序衔接不力的问题，影响了反恐工作的公正与效率。对此，应从理念导引、形式与实质并重的法律保障方面建构恐怖主义行为认定的行刑衔接机制。     

析国家作为恐怖主义的主体问题

恐怖主义主体是否包含国家的问题是困惑恐怖主义法律定义的一个现实障碍。对此问题,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认识不一,从历史看,国家恐怖主义是个人或组织团体恐怖主义的根源,而且国家恐怖主义的危害与当量是个人及团体恐怖主义所无法比拟的;学者的学说、国家和联合国内的反国家恐怖主义的努力也说明了国家恐怖主义犯罪的存在;国家的恐怖主义刑事责任追究可依公约以特殊方式进行;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行为的民主化与文明化,也要求坚持公理、正义与法律,要求反国家恐怖主义。     

完善反恐立法 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犯罪

为了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犯罪 ,中国有必要完善反恐立法。中国是联合国成员 ,应遵守联合国的一系列反恐决议 ;中国还是一些国际组织的成员国、签约国 ,应遵循在这些组织中签署的反恐公约。中国可以借鉴其中的有些规定 ,完善自己的立法 ,包括增列反恐的罪、扩大现有反恐罪名的内涵、分列反恐罪名、扩充刑事诉讼法的内容等。世界有许多国家制定了反恐的法律 ,中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作为借鉴 ,完善自己的反恐立法。比如 ,制定专门的反恐法律、设立专门的反恐机构、重罚恐怖主义犯罪者、严惩支持恐怖主义犯罪的人员和组织、加大反恐执法和司法的力度等。目前 ,中国急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立法 ,即进一步明确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制定专门和系统的反恐法、规定专门的反恐机构与反恐监督机构等。     

《反恐怖主义法》与反恐刑法衔接不足之探讨

《反恐怖主义法》与反恐刑法二者在协调上存在较大的问题.《反恐怖主义法》第3条使用的“恐怖主义”一词限制了刑法的调整范围,因为刑法以行为为处罚对象,建议以刑法规范中的“恐怖行为”取而代之.《反恐怖主义法》第1条将“国家安全”纳入了恐怖活动犯罪的侵犯客体,从立法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安全”出发,建议删除《反恐怖主义法》第1条中的“国家安全”,或者在刑法中增加“危害行为既构成恐怖活动犯罪,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反恐怖主义法》对“恐怖主义”“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恐怖事件”等术语的界定与刑法不一致,应该澄清.《反恐怖主义法》中的违法行为与反恐刑法中的恐怖活动犯罪界限模糊,应通过情节规定加以区分.《反恐怖主义法》与刑法中关于管辖权的规定虽然不一致,但是从刑法的基本法定位以及执法的可能性出发,应该认为前者并没有对后者的规定进行实质性修改.     

论我国反恐刑事法律的完善 ——以国际反恐立法为视角

恐怖主义犯罪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威胁之一,应对其加强法律规制。参照国际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立法,我国目前的相关刑事立法还存在一定缺陷,必须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以利于对恐怖犯罪的防控。     

俄罗斯与中亚诸国反恐怖主义法述评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俄罗斯与中亚诸国相继制定了反恐怖主义法,包括基础性、预防性、处置性、制裁性与恢复性内容。概括看来,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均采取了独立式的立法模式;注重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以立法推进反恐怖机制建设;体现了国际合作反恐的精神;肯定军事反恐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力求在维护秩序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平衡。以上海合作组织的视角来看,俄罗斯与中亚诸国反恐怖主义法对我国反恐怖法制建设亦有所借鉴。     

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我国网络恐怖活动及其犯罪立法研究——兼评我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和《反恐怖主义法(草案)》相关反恐条款

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网络恐怖活动是影响力和破坏力更大的综合形式的恐怖活动类型,包括四类行为,在我国比较严重的是利用互联网传播恐怖活动相关非法信息,它是暴力恐怖活动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打击网络恐怖活动的犯罪立法缺少宣扬恐怖主义思想、煽动暴力恐怖活动罪,设立该罪为我国反恐斗争所必需,也与国际反恐立法趋势一致.设该罪应从反恐怖主义综合立法和刑法两方面进行构建,在《反恐怖主义法》和《刑法修正案(九)》中做适当规定.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贪污罪概念重构

贪污罪的概念是关系到贪污罪的认定的重大问题。然而刑法界对贪污罪的概念的表述各不相同,对贪污罪概念的重构已成为当务之急。结合实践,通过比较研究,对贪污罪作出了新的界定。     

物权变动的公示主义

物权变动涉及财产的涌流,关乎一国的交易秩序,因而公示极其重要。公示将物权的实际状态表彰于外,为社会认识。公示主义的中心理念在于交易便捷与安全的社会价值,通过对交易人信赖的维护,向社会交易界提供统一的、稳定的、普遍信服的法律基础。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刑法渎职罪主体界定问题刍议

如果仅从根据立法原意和刑法分则第九章渎职罪相关规定来理解,渎职罪主体应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如考虑到刑法总则第九十三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以及总则对分则第九章渎职的指导作用,则渎职罪主体不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文试就如何界定渎职罪主体范围略陈管见。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法的合法性与整全性的关联分析

法律资格纷争成为英美法理学传统的一道难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不同法学流派。从法的合法性判准的不同模式出发,证立整全性不仅可以进入法的合法性判准的行列,而且必然成为当下法的合法性判准的最佳选择。这一必然的最佳选择基于整全性在理论上符合法律的终极目的,即最高指令——人类"善"的生活,在法律实践中实现了平等尊重和普遍的人文关怀,只有这样的法律才是理想型的法律。如果这一论证结论确实可行,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哈特与德沃金关于法律概念之争,终结和平息不同法学流派对法律资格的纷争。对于法律资格的回答将聚焦于法的合法性和整全性的关联考察,其对法理学的重述将开辟新的理论疆场。     

程序正义论——一种法社会学的反思

本文旨在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论证程序正义在我国的可适用性问题。通过分析程序正义在我国的价值,及对社会现状的剖析,揭示程序正义的形成障碍,进而对存在的问题探索较为稳妥的解决,建构了程序正义从观念到制度的立体体系。     

法治结构模式的再认识

对于法治结构模式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把握法治的整体性,确保法治的全面性,尊重法治的过程性,防止将法治建设运动化.法治结构模式中的要素结构模式和层次结构模式是两个最基本的模式状态.对两个模式状态的探析,有利于我们全面推进法治建设.     

法治评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以中国八项法治评估为检验分析对象

自余杭法治指数初创至今,法治评估实践在我国已历经15载,现俨然成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标签。那么量化法治实践中究竟如何才能保证法治评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我国现有法治评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进行科学检验。在明确界分法治评估有效性和准确性概念基础上,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我国4项法治评估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经检验,我国法治评估的有效性特征表现为:结构效度低,理论构想的整体符合度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赋值法对我国8项法治评估的准确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余杭法治指数、四川依法治省评估、中国法治满意度评估等3项准确度低;江苏依法行政评估等1项准确度一般;中国法治政府评估、广东法治政府满意评价、广东法治社会满意度评价、上海法治满意度指数等4项准确度高。文末根据检验结论,提出保证法治评估有效性和准确性4个方面的实验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