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古诗选本的古代文学批评价值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文学流派风起云涌,其中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拟古思潮实为主流。在明代文学复古大潮的推动下,诗歌选本异常繁荣。其中古诗选本与唐诗选本争奇斗艳,呈现出编选的繁荣局面。明代古诗选本不仅文献学价值很高,而且古代文学批评价值也需要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从选本看谭献对常州词派词统之接受推衍

谭献在晚清同光年间学界、词坛影响至巨,为常州词派继往开来之一大家。从词选本批评和编辑词选实践来看,谭献对常州词派系列选本大加揄扬而批评浙派《词综》补辑选本,委婉肯定《草堂诗余》;编辑《箧中词》和《复堂词录》选录由唐至清之词,皆可见到谭献阐扬推衍常州派词学之主观意图,但其同时又不固守宗派门户之见,颇能折中二派之长而避其短。     

论八股文与戏曲创作的嫁接——以《东郭记》为考察文本

在明清传奇史上，《东郭记》是值得关注的一部作品。孙仁强巧妙地将八股文要素与戏曲融合在一起，化腐朽为新奇，借古讽今，揭露与批判了当时社会中追求富贵利达而致道德沦亡的种种行径。《东郭记》并非个案。晚明朝政的黑暗腐朽以及科举制度的不全，使得不少科举文人借助戏曲创作来宣泄心中之郁积。他们的八股文素养与戏曲要素水乳交融，在荒诞幽默的氯围中传达着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严肃主题，从而使人股文文体要素在传奇中获得了新的生机。     

清代前期编选唐宋词之特点及其成因述论

本文以清代前期编选唐宋词之选本为研究对象,并对其特点进行概括:就编选形式而言,此期清人选唐宋词大多卷帙宏富,唐宋词多被选入通代词选,这反映出清人的词史观念;另外,此期清人选唐宋词大多依调选词,其中又以词调字数之多寡为序者最为常见,这反映出词家对于唐宋词体声律之推求。再就词选范式而言,以存史的文献式辑录为主。大量唐宋词得以选录之现象,首先要和清前期选风甚盛之背景联系观之,此外还反映了清人欲以编辑唐宋词选本之方式矫正前期"花草"盛行之阅读氛围所做出的努力。     

晚明文学的时代特质与品性追求——以小品文为例

晚明小品文不同于传统的山水文学和济世文学,它是一种带有商业气息和都市嘈杂的休闲性文学。都市生活的嘈杂,并未影响到晚明文人对于生活、对于文学闲适韵味的追求,晚明文人内心对自娱闲适的追求,使其笔下的小品文在世俗喧闹中透出了静默雅趣,这种噪中之静既有儒家的冷静,也有佛家的禅静、道家的虚静,可谓有静有噪,静为噪君。文人求闲,是当时畸形的自由空隙间的产物,也是对畸形政治的一种软叛逆,减少或缓解了当时文人的不安和焦虑,也促成文人追求心灵的自适成为一大时尚。这看似与当时文人放荡不羁的世俗生活相悖,却正是晚明文人对心灵宁静的追求在文学上的体现,也是传统文人追求品性、思闲静的身心体验,是中国传统文学静态特征在晚明的延续。     

间性审美风格与晚明文学现代性

晚明中国,作为载道文体的诗歌由宰制文学中心地位的滑落表明,传奇、小说等通俗文体业已勃然兴起。通俗文体不仅依托晚明蓬勃的消费文化广泛播散,而且,晚明文士将通俗文体抬举至与诗歌等量齐观之境,此种“以浮华代自制”正表现出颓废风格的原始之义。同构于晚明颓废的社会审美风格,以描写世情为主的传奇、小说等通俗文体,因晚明情欲社会的表达需要,其作为文人文化的表征亦使用音乐、绘画等多种审美形式,表现出具有间性之美的颓废文学审美风格。此种间性审美风格不断挑战宋明宰制儒家所标举的崇高审美风格传统,在文人文化的形式之美的极致性追求中,表现出晚明中国人与文的审美自觉,以及中国“生活美学”新的实践可能。     

论桐城诗歌选本的编纂思想及其诗学特征——以桐城诗歌总集《龙眠风雅》为考察文本

明清时期,桐城地域诗歌选本众多,从编选特征和诗学风貌来看,它们呈现出许多共通性特点。作为第一部桐城地域诗歌总集,《龙眠风雅》在桐城诗歌选本中很具代表性,对其他选本产生了重大影响。《龙眠风雅》正、续集共九十二卷,本着表章乡邑诗学的目的,在编选时以人存诗与以诗存人二例并用,选录了从明初到清初近三百年五百五十一位诗人的作品。其规模宏富,体例明晰,遵循以时为序的编排原则,并采用因人系诗的编辑方式,作者名下附有详略不等的小传。其编纂思想以风雅为旨归,由此体现出桐城一地重雅正的诗学特征。     

清初的选诗活动与清初诗坛的繁荣

清初选诗活动最具特点的,是编选本朝诗的热情极其高涨。清初诗选本的编选与清初诗歌的繁荣密不可分。从选诗活动与诗歌繁荣之间的关系看。一方面,清初诗坛的繁荣,为选诗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选诗也表现出规范诗歌创作、引领诗风变化的自觉意识;同时,选本中所具有的对诗学理论的探索与总结,也为清代诗学的丰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晚明商贾与戏曲的传播

晚明时期形成了"儒商兼融"特色的商贾阶层,当时戏曲的繁盛局面离不开这一阶层的传播作用。商贾们大量刊刻印行剧本为戏曲读本的传播提供了通畅的渠道;商贾们到处建会馆、修戏台、置家班家乐为戏曲表演创设了丰富多样的场所;商贾们"亦商亦贾""商而士"的独特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以及对戏曲的浓厚兴趣改变了传统的戏曲观念,而他们的戏曲实践则更是推动了戏曲艺术的传播与繁荣。     

明清女性戏曲批评群体小考——以戏曲序跋为考察对象

女性进入戏曲批评领域比较晚,明嘉靖年间始见诸记载,至清代始颇为兴盛。女性戏曲批评者多以题写戏曲序跋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她们大多为名门闺秀,生活在富饶美丽的江南一带,喜用诗词题写戏曲序跋,且多关注女性剧作者和刻画女性的剧本,具有明显的性别群体特征。     

晚明文人士大夫崇尚什么样的出游活动

晚明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重大变化,使得文人士大夫对旅游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并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旅游活动中来,成为晚明旅游热潮的引领者。他们所推崇的旅游思想、观念对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等均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平生谈节义 投湖嫌水凉

明末大文人兼大官僚钱谦益成名甚早，15岁时他就写出了《留侯论》，气势纵横，令人惊叹。钱谦益是晚明诗坛领袖，被誉为“江左三大家”之一．     

晚明苏州书坊兴盛之因

晚明苏州书坊繁盛,成为重要的刻书中心。其兴盛的原因一是繁盛的经济为书籍生产奠定基础;二是文化普及促进了书籍的生产与流通;三是文人参与提升了书籍的品味。苏州书坊刻书集编、刻、售于一体,明晰的产业分工,有利于提高效率,不仅增强了书坊本身的竞争力,也促进了刻书事业的发展.     

李贽童心说与晚明文学的转型

晚明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值得关注的时代,李贽是这个时代文学与文化转型的轴心人物,其《童心说》为晚明思想之自由及文学文化之转型建立了一种无人替代的参照体系。正是李贽那种桀骜不驯的人格和嬉笑怒骂的文风,才把中国几千年来奉为＂至圣＂的＂偶像＂文人所谓的＂仁义道德＂批驳得体无完肤,也因此为晚明浪漫主义思想开了先河。明代文学的后续学派在李贽＂童心说＂＂离经叛道＂思想影响下,产生了诸多＂变通＂的文学观念。正是这种＂变通＂和务实的关注社会现实的思想,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研究的后来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甚至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准备。     

晚唐小品文与晚明小品文的价值取向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鼎赫王朝，然自“安史之乱”，国运一落千丈，晚唐小品文于是怀着对苍生的同情和历史王道的使命感，大都张指朝政之弊。文人们在精神上也就陷入了信仰崩溃的困境。晚唐小品文中的嬉笑怒骂正是在这种困境中的“呐喊”，而在“呐喊”的背后，是深沉的自苦。晚明小品文相比于晚唐小品文在风格上倾向于轻灵隽永，崇尚自然本性。从晚唐到晚明，文人们找到了从“自苦到自救”的精神路径，这体现了中国文化儒道互补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中国文人面对历史的心境转变。     

互动平台

<正>文人的GDP编辑同志:文人的GDP的确是由文字的产量来体现的,然而,很多时候,却又与产出文字的数量不成正比关系,并非文字多多益善。     

唐诗选本《中兴间气集》与《御览诗》之比较研究

《中兴间气集》与《御览诗》两选本皆为中唐之际的诗歌选本,但二选本在诗人及诗歌选录上存在较大差异,后世对二选本的评价也大相径庭。通过比较分析,二选本存在诸多差异的原因在于:二选本诗选家的审美趣味相异;选家编选选本出发点或目的不尽相同。从比较中更可探索中唐诗歌所存在的共同的审美风尚以及中唐诗歌演变轨迹,更为重要的是二选本的存在使许多诗人及其诗作得以流传,为唐诗的校勘、辑佚等提供依据,通过比较更能发掘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清代中晚期戏曲艺人与官宦士人的交往概况

清代中晚期是传统戏曲发展繁荣的高峰期,追求声色娱乐的官宦士人乐于与戏曲艺人交往,但表现方式不同：豪门权贵一味压制玩弄伶人,中下层文人则追求暂时的愉悦和慰藉,这些都对戏曲艺人的生活及戏曲艺术的审美倾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由鼓盆到劈棺——论庄子鼓盆故事在戏曲小说中的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出自《庄子》的鼓盆故事经过戏曲小说的演绎,变成了情节丰富、内涵复杂的试妻故事。演绎试妻故事的戏曲分为两种倾向,神仙度化倾向被文人借用,演绎出表达文人理想和情怀的剧作;世俗道德谴责倾向则存在于面向普通百姓的剧作中。从鼓盆到劈棺,这一流变过程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信息。     

论冯梦龙对臧懋循传奇改评的继承与发展

臧懋循改评本传奇是冯梦龙改评《墨憨斋定本传奇》学习、模仿的范本。冯氏在选择改编对象、具体改编手法、批评文本形式等方面表现出与臧氏的不同,是对臧氏改评的发展。在戏曲舞台艺术批评方面,冯氏较臧氏的进步尤其突出,这与晚明重视场上演出的剧学思想正向纵深迈进的趋势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