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式“N(就)是N”的语义生成机制

判断句的本质是话题句,其构式义是"前项(之所以‘是’后项)的特征",据此便可对"N(就)是N"所代表的两种构式义的生成机制作出统一解释:构式1的态度义来自判断构式义基础上附加的感情色彩义,语境仅起语义过滤作用而非生成作用;构式2的对立差异义来自其本身所包含的多个基本判断构式义。同时,判断构式义决定了N2必是常规范畴,而这又决定了N1和N2的语义和句法特征     

“V+Num+是+Num”构式的主观性分析

“V+Num+是+Num”是一个图式构式,具体实例数量多,在句中有不同的语境义.但其中心意义是“无论V的数量Num是多少,这个Num都是实实在在的”.其主观性表现在V的词义的抽象化,前后Num的主观量的不同,整个构式具有特殊的语用功能.能表达“最大限度(尽可能)地做某事”的意思,也能表达说话者的无可奈何心态,也包含有“稳扎稳打”之意.但还有一些格式,在我们看来,这些格式在句子中体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意思,表达的是一种主观色彩.这个“实实在在”能不能概括这些格式在其他语境中的意义,这个构式表达的主观功能是什么,正是本文要探讨的方面.     

构式、构式义和词汇义的互相制约——以“不A不B”构式为例

谓词性短语"不A不B"属于"标记性构式",其构式义为选择义。由于AB语义关系的不同,"不A不B"的构式义又有他选和折中选两种具体的表现,呈现出词汇义影响构式义的情况。而AB的多样性及体词性AB进入"不A不B",在构式义凸现的同时AB会受到这一构式的制约。构式、构式义和词汇义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     

构式语法理论下“V格式”构式义及其关系探析

本文以“构式语法”理论为指导，对“V什么V”格式与“V什么”格式的关系进行系统性梳理。“V什么V”格式意指说话者对动作行为、存在或状态的主观否定；“V什么”格式指说话者对动作行为、存在或状态所关涉内容的主观否定。“V什么V”格式与“V什么”格式是单向蕴涵关系，“V2”对区分两种格式起到关键性作用。     

《构式语法研究》评

王寅教授出版的《构式语法研究》（2011年3月）是目前国内首部有关构式语法的著作，该著从认知的视角为我们理解和研究构式语法提供了新观点和新方法。该著上卷为理论思索．分为十五章；下卷为分析应用，分为十六章。上卷较全面地介绍了现行的构式语法研究的最新成果；下卷是对构式语法的应用及具体分析。《构式语法研究》阐释了探讨理论互补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并发展了新的研究理念。     

“V掌＋人”式形容词的词汇化

“V单（单音动词性成分）＋人”式形容词是“单音动词＋人”词汇化发展的结果。本文主要探讨了“V单＋人”式这一类形容词的词汇化过程及形成机制，其共性条件包括“V单”与“人”高频率共现、使动义的存在与凸显以及不带宾语三个方面，而在其内部仍存在着词汇化路径与动因的差异。同时，“V单＋人”式形容词这一词汇化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汉语发展史上的双音化现象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把+O+VR+L”构式的认知分析

本文考察的"把+O+VR+L"构式,指的是与处所范畴相关,动词短语后带处所宾语的"把"字句式。O是"把"后的宾语,VR是动介式结构或动趋式结构,L是语义上表处所的处所宾语。从认知语法的角度来看,"把+O+VR+L"构式的信息安排完全符合由旧到新的信息格局,体现了路径图式;该构式在实际使用中绝大部分都具有明显的主观性。该构式的构式义为"使位移主体产生位移,有新的着落点",而根据结构中主语的心理预期,这一基本构式义又可以分为"自主位移"和"非自主位移"两种情况。     

从“1＋X”到“营销式”警务的探索与实践

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是公安工作的立足点和着力点，同时也是一门关系营销的学问。江山市公安局自实施“1＋X”警务分级管理模式以来，较好地解决了“谁做”的问题，而“营销式”警务正是解决“怎么做”的课题。它所倡导的是“主动警务”理念，着力于提高警务区民警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营销式”警务强调，顺应民需，练好内部营销；广聚民智，强化外部营销；巧借民力，深化借力型营销。     

功能-认知视域中的汉语构式分析-以“见过x的，没见过这么k的”为例

“见过X的,没见过这么X的”是-个常见的构式,内含转折关系,“X”是个变量,-般带贬义色彩.“这么X的”往往是出乎意料的或有悖常理的,在语义上比“X的”更为突出.这-构式具有论域相同、表述灵活、新奇度高等特点.从功能-认知角度看,这-构式具有做出评价、建构语篇、反预期、注意力转移等功能.     

“轮子”、“手“的艺术读《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几百年来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之一，从强调“看不见的手”（市场）的自发作用到强调“看得见的手”（政府）的干预作用，从市场失灵到政府失灵，经过多次往复，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两只手”并举的重要性，认识到“要选择发...     

“看不见的手”与政治发展——论亚当·斯密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

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虽然经常被视为分析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但是它还在政治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亚当·斯密在批判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利用这只“看不见的手”揭示了他对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理解,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形成的“自然自由的制度”是最好的社会制度.     

全民创业考量政府有形之“手”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全民创业从根本上说要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但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也很重要，特别是在经济后发展地区，更离不开政府主导与服务。     

判断现场指印手别的“左右手法则”

正确判断现场指印的手别是痕迹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左右手法则”是一种利用指印纹线的流向和特征出现的多少而判断左右手的方法。其特点形象、直观、容易掌握。     

“和合”——核心价值观的台州元素

建设核心价值观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深入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普遍存在着“和合观念”,对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心灵和谐,为我们构建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基础.台州作为“和合二圣”的故地,是中华“和合人文精神”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地域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和合思想资源.本文通过对台州“和合”人文精神的历史渊源、主要内容以及对台州历史人文精神的影响等进行调研,并对弘扬“和合”人文精神推进核心价值观培育建设作了思考.     

我的笔，我的“手”

5年前我在一次意外火灾事故中严重烧伤,抢救中为保命被截去全双上肢和右腿,成为一级肢体残疾人。我是晚年致残,在生活上不能自理,要靠妻子照顾料理。人如果活着而无所事事,实如寄生虫。我在考虑残疾生活的寄托,最渴望是能自如地看书写字了,要创造出一只“手”。我知道有一种口书,中央电视台曾报导过革命老人梅台加及台湾十大杰出青年高谢坤就以口为臂。但我却屡试而难以习成,于是另辟蹊径。我让亲人拆去报废羽毛球拍的网线和木把,缩小圈径,环纱布,紧套头而不累不痛,纱布可经常换洗保洁,钢管内插入圆珠笔芯可硬笔书写,并可用作翻揭书页;若笔…     

1994年普通高考政治试卷的特点

我认为，1994年的高考试卷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围绕“政治”、“经济”，突出“常识”──活而不乱今年的高考试卷体现了考核内容的系统性和考核程度的常识性的统一，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二项客观性试题（除时政题外），以“常识”考试为主，系统考查了学生的政治、经济的基础知识，但设题很活，从题干与题肢的关系看，有因果型、关系型、概念（原理）理解（应用）型、观点解释型、引言解释型，材料分析说明型，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考查，都没有离“谱”，即活而不乱。这给思想政治课教学提出了要求：学生要重视课本的学习，重视平时知识的日…     

政府职能的“瘦身”与“强体”简

让“市场之手”发挥作用，不等于“政府之手”就可以一放了之。如果仅靠市场“无形之手”会造成市场失灵，还是需要两只手的紧密配合。同时要防止政府那只“闲不住的手”的过度干预，把好经念歪。更为关键的是，政府应在规划制定、制度设计、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六个方面有所作为。     

精心打造“心手相连”服务品牌

青岛市宗教事务局青岛市宗教局按照市委、市政府“创建高绩效机关,做人民满意公务员”的要求,精心打造“心手相连”宗教工作服务品牌,用积极、诚信、热心的服务,把宗教界人士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广大信教公民团结起来,有效地发挥了他们在构建和睦宗教与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一、创建“心手相连”服务品牌的动因青岛是一座出品牌的城市,同样,政府机关也应有自己的服务品牌。为了打造好宗教工作服务品牌,我们广泛征求基层宗教局和各宗教团体意见,经反复酝酿,确定了旨在为宗教团体和信教公民服务的“心手相连”宗教工作服务品牌。心手相连表明政…     

变式理论在不定项选择题中的应用

不定项选择题考查的知识点多，对能力的要求高，可说是“观点尽在书中，取材全在书外”，如果不具备一定的能力和掌握一定的思路，要解好题是颇困难的。运用教育心理学的变式理论解答不定项选择题，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思路。所谓变式，就是提供给学生各种材料或事例，并不断变换呈现的形式，以便区别非本质的属性，而突出本质属性。从选择题题干的内容和要求这个角度，可以对不定项选择题作不同的变式。（一）原因型这种变式的特点是：题干的观点鲜明，指示性十分明显，要求题肢对题干作出原因分析，解此类题的关键是要把握好题肢与题干的因果…     

“文革”时期“武斗现象”研究

“文革”时期“武斗现象”研究印红标（特约撰稿人）“红色恐怖”型武斗派性斗争型武斗刑讯逼供型牙斗“文化教育大革命”期间最为人们深恶痛绝的，莫过于武斗。即使在狂热的动乱年代，武斗也是为中央文件三令五申禁止的，为广大民众所谴责的行为，分析武斗现象的特点，武斗参与者的心态，对深入认识和探究武斗的原因，反省“文革”悲剧，具有重要的意义。武斗是“文革”期间的特殊用语，指“文革”群众运动中的暴力行为。“文革”运动中，声讨批判，口诛笔伐，动口不动手者，称为“文斗”，拳打脚踢，挥舞棍棒皮带乃至动用长矛枪炮者，称为“武斗”。不同情况下发生的武斗，以其参与者行为特征和心态的差别，可以分为不同类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红色恐怖”型、派性斗争型和刑讯逼供型武斗。“红色恐怖”型武斗“文革”期间最常见、最普遍的公开武斗是对被批判、被斗争者的殴打和折磨，红卫兵曾经称这种暴力活动为“红色恐怖”。群众的暴力行为可以说和群众运动同时产生，但是在１９６６年６月至７月中旬，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决制止，武斗没有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６月２０日，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肯定了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６月１８日部分学生乱斗（包括人身侮辱和打人）现象的办法，指示“各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