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衔接若干问题初探

行刑衔接制度,对于监督行政执法,进一步有效地打击犯罪,发挥着极其重要意义。但是其现实中,也存在着诸如配合不畅、法律规定缺位等问题。要解决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存在的问题,应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工作,第一,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第二,从规范立法和强化内部监督着手。     

建构行刑衔接中的行政检察监督机制

我国传统行刑衔接机制存在涵盖范围狭窄、衔接方式单一、衔接信息平台无法满足“刑行”双向衔接功能需求等问题。受到宪法“分工合作”原则的限制,承担“行刑”衔接检察监督职能的刑事检察部门不能直接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检察监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建构行政违法检察监督机制的目的在于推动检察职能从刑事领域延伸到行政违法领域,推动我国行刑一体化机制的完善。但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职能的内涵一直不明确,应将行刑衔接改革与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职能结合起来,推动行政检察部门聚焦于“行刑衔接”的制度空间,克服现行“行刑衔接”机制的局限性,监督在刑事犯罪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借助行政检察职能全面修复行刑之间的制度漏洞。具体而言,行刑衔接中存在五种行政检察监督部模式,其监督重点事项也各有不同。     

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检察监督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知识产权领域“行刑衔接”是一种“二元二主体”式衔接,与治安、海关等领域的“二元一主体”式衔接明显不同,“网络+物流”、产业链延伸等使得该领域“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等问题尤为严峻。检察监督是破局的关键一环,然而检察监督并非监管,更非“监工”,检察机关介入也并非干预,更非“插手”,应当注重完善检察机关监督方式,破解检察监督困境,提高检察监督刚性,不断创新信息共享平台,从供给侧为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提供更多高质量检察产品。     

行刑衔接中的行政执法边界研究

《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14号案例对行政机关将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后能否再对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予以明确。根据该案判决理由,法院认定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必须同时符合行为要件、时间要件以及处罚种类要件。但是在三要件的构成上,14号案例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三要件最重要的功能在于明确提出了刑事优先原则,但只是有限刑事优先,而不是绝对刑事优先。该案在案情事实中认定的行政机关的移送方式与已有的规定以及执法实践有着差异,带来了一定困惑,包括:针对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采取何种步骤移送;移送后行政执法应处于何种状态;移送后行政强制措施、强制执行能否实施;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如何折抵。     

论会计违法行为行刑衔接机制

当前会计违法行为行刑衔接机制并不顺畅。实体性衔接层面,《会计法》与《刑法》规定的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不对应、行政责任和刑事罪名体系衔接缺位;程序性衔接层面,程序规范位阶不高、移送机制不健全、知情渠道不顺畅以及监督机制孱弱。会计违法行为行刑衔接机制的构建以“权力制衡”和“法律责任竞合”为理论基础,以“有限的一事不再罚”和“先行后刑”为适用原则。在准确理解“同一违法行为”基础上,应从实体性和程序性两个层面展开机制完善：一方面扩展会计犯罪行为主体范围与对象范围,增设资格刑作为会计犯罪刑罚种类,通过“独立性散在型立法模式”在《会计法》中设置具有独立罪名和法定刑的刑罚规范;另一方面建立案件移送备案审查制度,探索联合执法模式,完善行刑衔接工作信息共享机制以及证据的合理转化与使用机制。     

打击非法行医“行刑衔接”工作实践分析

通过对近三年非法行医移送追究刑事责任案件分析,探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适用的有关问题,为推进打击非法行医＂行刑衔接＂工作提供参考。     

涉案财物处置的行刑衔接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程序在涉案财物认定、程序性和实体性处置规则等方面存在一定区别,在行刑衔接过程中,对涉案财物的处理一般应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对于行政机关移送的案件,公安司法机关应根据行政机关处置涉案财物的进展分别处理。为进一步完善有关程序,应明确供违法犯罪所用之物的认定标准、统一涉案财物的实体处置措施,并填补对违法所得产生的孳息予以行政没收的漏洞。     

检察机关“行刑衔接”研究

行刑衔接机制是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行政权接受检察监督的一个平台。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制度中的职能、定位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历程。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机制中履行法律职责、行使检察权对行政权的一般监督,具有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本质属性。     

对行政权监督与制约依据的再思考

权力的品格缺陷与目的性悖离,决定了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行政权极易"膨胀"的个性化特征,决定了必须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与制约;我国行政权的设定和运行的特殊性,决定了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与制约是依法行政的核心、重点、难点甚至是终点。只有建立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才能避免行政权的滥用。     

略论行政执法监督的资源整合

行政执法监督的资源整合首先应当在致力于实现技术层面之监督职能独立及责任独立的同时,加强各执法监督主体之间的信息互动,形成监督合力。其次,应当建立专门的人大监督部门,真正发挥人大在行政执法监督方面的制度功能。再者,政府及其部门应当重视以新兴的互联网空间及商业媒体为代表的社会舆论监督,尊重其作为新兴监督平台或一定民意平台的事实地位并将其整合为体制内行政执法监督之有效资源。     

修订药品管理法，强化药品执法行刑联动机制——中美药品行刑联动机制比较研究

本文旨在理顺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关系,强化药品执法力度,为修改《药品管理法》奠定理论基础。文章运用规范研究方法、比较法学和案例分析法对中美药品行刑联动机制作深入的比较分析。通过研究发现我国药品执法行刑联动机制存在的问题,并借鉴美国药品行刑联动机制建设经验,提出修改《药品管理法》的建议。     

海事行政执法中以罚代刑问题初探

尽管中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的法律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海事行政机关在执法中仍普遍存在以罚代刑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部门利益的考量、证据转换存在障碍、移送程序立法存在缺憾、检察监督权虚置化、配套保障制度滞后导致案件信息封闭等。解决这一问题也要从上述方面入手,建立、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对构建行政反腐败机制的思考

腐败的根本是权力的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反腐败是当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要采取防范、制约、监督和惩处并举的原则,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论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冲突及其解决

为解决刑事诉讼中出现的行政问题及行政诉讼中出现的刑事问题,避免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审理结果的冲突,应将两类诉讼中的相关问题分为本诉附属问题与审判前提问题,允许法院刑事审判庭在特定情况下审理行政问题;在对同一行为究竟应承担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难以确定时,以“刑事责任优先”为处理原则。     

构建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体制的思考

一部法律的执行体制是否健全、合理,是否能发挥其相应的作用,是判定该部法律能否成为真正有效的法律的依据.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执法体制及相关内容的规定并不十分明确.为了构建科学合理的反垄断行政执法体制,应该考虑一些重要因素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着重处理好各执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执法机关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同时还要进行合理的权力配置.     

论行政刑法的性质和概念

行政刑法在我国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行政刑法在法律上兼具行政法与刑法的双重性质,行政刑法是国家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维护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规定行政犯罪并追究其行政刑法责任的特殊法律规范的总称。     

我国外部行政法制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以中美外部行政法制监督制度比较研究为视角

当前，我国已经初步构建起了自己的外部行政法制监督制度，不过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外部行政法制监督制度相比。我国外部行政法制监督制度仍然存在导致监督不力的诸多漏洞。为了完善我国外部行政法制监督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大胆借鉴吸收美国的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行政法治的内和谐——以行政执法为中心

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法治的支撑,丽法治系统本身就应保持和谐.行政法治作为法治的一个子系统,不仅应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外部系统保持和谐,而且在其系统内部亦应保持和谐统一.在行政法治系统中,以行政执法为中心,首先应实现行政执法系统内的和谐.同时应保持行政执法与行政立法、行政司法和行政审判之问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