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反官僚主义有积极作用吗?

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说法:“文化大革命”从整体上看虽然错了,但是在反对官僚主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有人甚至认为这种“反官僚主义的因素”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合理内核”,当前,不澄清这些错误认识,就会出现对“文化大革命”抽象否定、具体肯定的状况,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实践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既不是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也并没有对克服官僚主义起任何积极作用,反而使多种形式的官僚主义泛滥起来,给党和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试析“三支两军”兴起的原因

“三支两军”兴起的现实原因是为稳定“文化大革命”混乱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保证“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解放军能够承担“三支两军”的使命,是由它所具有的“三大任务”职能形态决定的;“文化大革命”前解放军就是全国“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榜样,这种榜样的作用切合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的需要。从这些因素出发,本文力图对“三支两军”的功过是非作客观的评价。     

红卫兵运动始末

“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中学生组合而成的秘密团体“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并演变成为一场红卫兵运动。 “文化大革命”造就了红卫兵及其红卫兵运动,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红卫兵及其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点燃了“文革”之火,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红卫兵运动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解答》 9、“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十年并不是一回事

“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十年,粗看很相似,细想并非一回事。“文化大革命”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并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即所谓“继续革命理论”,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我国实际,是完全错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历史悲剧.然而,毛泽东却认为,自己一生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把国民党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放在自己一生事业中非同寻常的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也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所以,反对的人多,赞成的人少.但他还是希望人们能够肯定“文化大革命”,并且继续不断地开展“文化大革命”,以保证我们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今天,我们不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一番研究、思考.     

二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从《“文化大革命”简史》谈起

“文化大革命”过去20多个年头了。在这场运动结束20年时，国内不少人在反思、谈论这段历史。席宣、金春明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可以说是这种反思比较集中的体现。在海外、国内，也有一些关干“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发表。从国内外对“文化大革命”各种各样的议论中，可以看出，由当前社会的现实问题出发反思“文化大革命”，是近几年人们观察这段历史的基本特点。由于人们所处的地域、生活经历和文化传统不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调然有别。20多年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多元性，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段…     

“古为今用”的荒唐一幕——“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客观上已经破产的情况下,再度强制推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一场政治运动。运动的直接目标,是对1972年以来周恩来纠‘左’工作的否定。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继续从整体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力图把运动发展成为反对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军一大批领导干部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使全国再     

陈毅发表一篇特殊演讲始末

陈毅“对文化大革命”是不理解的。他是老帅中态度比较明朗的一个,也是较早对“文化大革命”中种种极“左”做法进行抵制和斗争的一个。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发表过一篇态度十分鲜明、观点十分尖锐的演讲,集中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观点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展现了他高尚     

“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改革的缘起——访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王海光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历史是不容背叛的。“文化大革命”是建国“左”倾错误发展的顶峰,以“左”的极端形式,全面暴露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促使人们猛醒深思,从而为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提供了历史选择的机缘。为了反思“文化大革命”这段惨痛的历史,就“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改革的缘起问题,我们走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王海光。改革方向的偏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模式记者:中国改革机缘从出现到成熟,前后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前一个十年,中国受苏共二十大的启发,力图走出一条新的更快更…     

“文化大革命”前高校历史系的青老教师矛盾分析——兼论“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

“文化大革命”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但从运动本身来说最先是从校园内被发动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此前校园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的产物。“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高等学校内,人与人之间关系普遍紧张,而在教师中以青老矛盾最为突出,从而使一部分青年教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本文以“文化大革命”爆发前高校历史系为主要考察对象,以“文革小报”为主要资料,分析高校历史系教师内部青老矛盾的产生与激化过程,从而从一个角度来探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根源。     

“支左”的由来

由解放军“支左”,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这项特殊措施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它的形成过程也比较特殊。 一、按照毛泽东起初的思路,搞“文化大革命”也要把军队包括进去,也要整军队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

“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核心问题是政治性的矛盾——党内斗争，但是一些复杂激烈的冲突也反映了社会性的矛盾。以往党史学界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多集中于党内思想和政治斗争问题，而对于运动中的社会性矛盾很少涉及。本文试就“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作一些初步的观察和探讨。鉴于“文化大革命”中社会性矛盾的充分表现集中于前3年，本文主要考察1966年至1969年的历史事实。一、知识分子问题与社会矛盾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文化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状况的强烈不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     

日本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与日本的“文化大革命”

编译者按：本文编译自日本法律文化社于1996年4月出版的《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一书。作者古厩忠夫系日本新写大学教授。文章概述了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评价，同时扼要记述了日本受中国影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作者认为，日本是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本之所以也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在。本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有与中国“文化大革命”产生共鸣的基础。文中标题为编译者所加。一、日本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年在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给日本带来了深刻影响。如作者所说，“在近现代的日…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综述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综述张均兵方增泉沈传宝“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沉重的一页。“文化大革命”史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开始于１９７８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尤其是在１９９６年——“文化大...     

干部培训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干部培训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宋任穷编者按：１９９４年出版的《宋任穷回忆录》，作者以生动、细致的笔触，叙述了从出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生活及革命历程。即将出版的《宋任穷回忆录（续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写到１９９２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为止，记...     

论新时期文学的反“左”主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他还强调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到来,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崭新一页。从那以后,我们走上了一条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道路,无疑,这也是一条不断深入地清算“左”的错误和危害,清除     

也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与时限

《党史通讯》1987年第10期刊登了唐昌兴同志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标志与时限之我见》(下称《标志》)一文,读后受益匪浅。《标志》一文不同意传统上以粉碎“四人帮”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和“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的说法,提出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文化大革命”时限为12年的观点。这对于引起史学界、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关注,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都有相当的意义。但对《标志》     

认真清除“文革”的遗毒影响

在整党当中,要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突破口,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目前正在整党的单位,应当认真去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有助于全面完成整党的四项任务,有助于为实现四化而更好地发挥党的作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仅仅解决一些认识问题(比如:“文化大革命”能不能一分为二,“文革”中的两派是否有正确错误之分,否定“文革”会不会否定群众,等等)是不够的,还必须清除“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的彭真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进行公开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行拨乱反正、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彭真作为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具体领导了“两案”审判,对“两案”审判作出了重要贡献。彭真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没有法制,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再度发生,就要制定法律“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凭借他们窃取的权力和地位,加…     

李先念在“文革”中

李先念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10年的非常岁月。他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做出了极大努力,也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造反派炮轰李先念,周恩来为他解围1966年,当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曾经对“文化大革命”抱着这样的认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