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书的“模糊词语”

法律文书必须以精确的词语表达明晰的概念,这除了要求对同义(近义)词进行严格的选择外,对“模糊词语”有条件有限制地控制使用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方面。语言中的词汇在语义方面有模糊与确切之分。表达没有明确外延的概念的词语通常称为“模糊词语”。比如春、夏、秋、冬四季,早晨、上午、下午、傍晚、夜间,都没     

谈确切词语和模糊词语在法律语言中的作用

正确认识确切词语和模糊词语在法律语言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确保法律语言的准确性和严密性具有重要意义。在语言的使用中,表义的准确性和严密性往往是由确切词语和模糊词语共同完成的。模糊理论的创立者、美国科学家查德认为:“在自然语言中,句子中的词大部分是模糊集的名称,而不是非模糊集的名称。”一般说来,在文学语言中,模糊词语的使用     

犯罪客体与主观罪过的性质──以渎职罪为范例的分析(上)

作为应用刑法学范畴的犯罪客体的规范内容,应当界定为刑法所保障的而被犯罪行为所故意违犯的法规范或法的关系。违法性意识不仅构成犯罪故意的规范内容,也是犯罪过失的必备要素。故意犯罪的违法构成可以表述为：行为故意违反A法──A法法益被侵害。过失犯罪的违法构成式则为：行为故意或直接违反A法──导致过失或间接违反X法──结果严重侵害X法法益。     

“侔”式推论浅议

《墨经》中讲到一种推论形式,叫做“侔”。近年出版的几本逻辑史著作对此均有所论及,但大都“语焉不详”,一般认为“侔”就是普通逻辑中的“附性法”,或相当于“附性法”。“侔”式推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推理?它和附性法直接推理是否一同事?其逻辑性质如何?结构上有什么特点?客观依据又是什么?可靠性怎样?《墨经》对“侔”的研究达到了     

生态保护国家补偿责任的内涵、性质和构成

生态保护国家补偿责任是一种具有公法意义的国家责任。新发展理念、生态环境国家目标任务和生态文明建设职权等宪法性规范构成生态保护国家补偿责任的规范依据。生态保护补偿可分为面向单个生态要素的分类补偿和面向特定生态保护地区的综合补偿。分类补偿介于不予补偿的财产权社会义务与征收征用补偿之间，可纳入管制性征收补偿予以定位；综合补偿自带实现“分配正义与协调发展”基因，宜纳入衡平补偿予以定位。生态保护国家补偿责任是法定责任和约定责任的结合，只能在法定范围内进行一定的约定，约定不能损害环境公共利益和第三方利益。生态保护国家补偿责任在构成上包括“行政权力措施形成持续状态”“造成特别牺牲或显失公平”与“目的的侵害性与激励性并存”三个要件。     

联合应用STR和SRY基因分型技术分析性分化异常者

目的对Amelogenin分型结果为“X,X”的一名“男孩”进行性别确认。方法采用STR检测和SRY基因检测技术进行分析。结果孩子STR、X-STR的检验结果符合女性性别特征,SRY基因检测结果为阴性。结论应用STR、X-STR检测和SRY基因检测技术可以确证“男孩”Amelogenin基因座结果为“X,X”,推断其患有“46,XX”男性性反转综合症。     

共同犯罪与身份

在刑法分则中的大多数犯罪任何人都可以构成，如杀人罪、伤害罪、抢劫罪等等；但也有一部分犯罪，必须行为人具有某种特定的身分才能构成，如贪污罪、受贿罪，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才能构成。这一类犯罪是特殊主体的犯罪，在刑法理论上通常叫做“身分犯”。     

法律文书的名称应力求统一

现在,公安、司法等机关所制作、使用的文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有的叫做“法律文书”,有的叫做“司法文书”,有的叫做“诉讼文书”,又有的叫做“审判文书”。还有一种说法:法律文书包括     

法律文书中的模糊词语初探

法律文书在大量使用确切性词语的同时,还必须适当选用模糊词语,选用模糊词语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更确切的表意。法律文书在表述难以具体确定的时间空间、无法或不必确定的程度范围、难于或无需准确描述的频率数量、带有预测推断性质的内容情节、不便或不宜直言的情景事实等状况时宜用模糊词语。运用模糊词语可以使法律文书的语义更确切、表述更严谨、文风更庄重、章法更协调。法律文书在使用模糊词语时一定要注意不能超越一定的“模糊度”,不能偏离具体的题旨语境,不能忽略其与确切性词语的对立统一。     

古汉语被动句“为……见”式补说

一、拙文《“R为A见V”式述例》(《南京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下称《述例》)所列第(46)例的上面,脱漏了“2.‘RA见V’式。例如:”一行。这是印刷之误。二、《述例》调查了“战国末期以至北宋初期”的“R为A见V”式之例。现在看来,在口语成分较多的近代小说中也有同样的例子。例如,宋人委心子所撰《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二十“孙觉误落”条:“裴(湘)言死两日     

“多次型”犯罪累犯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多次型”犯罪以“多次敲诈勒索”、“多次盗窃”为典型代表,在“多次敲诈勒索”、“多次盗窃”分别构成敲诈勒索罪、盗窃罪的情况下,能否认定其与前罪构成累犯以及认定累犯后罪的案发时间成为了刑法理论与检察实务中的两大难题.从刑法的“谦抑性”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出发,“多次敲诈勒索”、“多次盗窃”可以与前罪构成累犯,累犯后罪的案发时间点应当选择行为人第三次实施违法行为的案发时间,这样处理才兼具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犯罪论体系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可参照性

“质量区别说”的立法选择并不决定性地影响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参照犯罪论体系。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得以参照犯罪论体系进行判定，源于对法律保留、比例原则和人格尊严等宪法价值的遵循。相较于“要件论”，“阶层论”犯罪构成体系的构成要素更为充分、位阶性更强、对人权保障和司法实践的促进性更显著，应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之判定所参照。在构成各个阶层时，应当基于行政处罚的特点进行改良：除非特别处罚规范明确规定，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原则上不以危害结果为必要；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除了特别处罚规范包含的豁免事由，违法性阶层可援引刑法和民法中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只是认定各个事由时应逐次进行法益权衡，突出所涉行政法益的特殊性；在确立责任主义的基础上，除非特别处罚规范明确要求故意作为责任条件，否则过失是常态，可予以推定。     

构成要件符合性与客观处罚条件的判断

客观处罚条件与不法构成要件要素具有排斥关系。在判断后者的类型性特征时需借助客观归责理论。构成要件结果必须是构成要件行为类型性危险的相当性实现。基于此,丢失枪支不报罪中的“严重后果”属于客观处罚条件。在判断不法构成要件要素的违法性特征时,需考察该要素是否为构成要件行为的违法性提供实质根据。依此衡量,“情节严重”中的“严重”、“多次盗窃”中的“多次”、侵犯著作权罪中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等均是客观处罚条件。积极的客观处罚条件增加需罚性,消极的客观处罚条件减少需罚性,二者均具有限制处罚的机能,不会冲击责任主义。     

略论法律语言中确切词语和模糊词语的使用

略论法律语言中确切词语和模糊词语的使用杨淑芳在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中，有些词语的语义比较确切，如：“凌晨四点”、“十四公分”、“十五周岁”等等，我们将这类语义中心明晰，语义边界也明晰的词语称之为确切词语。还有一些词语，其本身的含义带有明显的模糊性，如“...     

应注意纠正法律词语读音不规范

在审判活动中,对常用的法律词语的读音有很多不够规范,读错音的也不少见。笔者诚勘误《刑法》、《刑事诉讼法》及常用法律词语中不规范读音的诸例。逮捕,应读为dài bǔ(音代卜)逮,不应读成“抵”或歹”;捕,不应读成“普”。畸轻畸重的畸,应读为ji(音机)不应读成“奇”。赡养的赡,应读为shàn(音善)不应读成“瞻”。酗酒的酗,应读为xù(音叙)不应读成“凶”。虐待的虐,应读为nüè,不应读成“药”或     

浅析对商品生产者的反向假冒与法律适用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某市A、B两企业生产同一种商品,A企业生产该商品的时间早于B企业,生产的规模也大于B企业。B企业将A企业商品的照片用于其企业及商品介绍的印刷品广告之中,并向用户推介。为此,A企业向法院起诉B企业不正当竞争、侵犯A企业的法人名称权。 将他人的商品冒充为自己的商品在广告中向用户推介,除了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外,是否还构成侵犯他人名称权行为?应当如何适用法律? 二、对商品生产者的反向假冒与不正当竞争 “假冒”通常也称作“冒充”、“混充”。所谓假冒是指欺骗性地模仿他人的商标、商号、形象及服务或商品的类似显著性特征。 假冒他人商品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在自己的商品上冒用他人的名称,这是正向假冒,在实践中较为常见;二是在他人的商品上使用自己的名称,即所谓的反向假冒。本文所涉及的对商品生产者的反向假冒是将他人生产的商品     

从佛经看早期外来音译词的汉化

“Chen”、“塔”、“玻璃”、“和尚”等若干个梵语音泽词逐渐汉化的过程证明，汉语在吸收外来音泽词时，明显受到汉字字形的制约。因此，现代汉语吸收外来音泽词时也必须注意这个特点并遵循一定规律：在音泽外来词时应当注意字形的选择，使之既能与原词有很好的对音关系，又能满足汉民族对词语的潜意识的求源心理。     

什么是有田烧

在日本，釉下彩料使用氧化铁的叫做“铁砂”；使用氧化铜的叫做“辰砂”；使用氧化钴的叫做“染付”。中国、朝鲜、日本烧造的青花瓷器所用钻料几乎一样，只是钻料中金属元素的成分不同，所以发色略有区别。     

《庄子》疑难词语考释

《庄子》一书,由于义理深邃,语汇丰富,文献上能印证者不多,因而词语未能得真解者尚夥。本文拟从文字和义理的角度对其中“调刀”、“弟靡”、“鞅掌”、“激丹”、“于于”五个词语进行考释,并引文献为证,力求因文求义,以古证古,庶几更切合原书之义     

论组织犯及其刑事责任

组织犯是位于实行犯的背后,实施组织、领导、策划和指挥行为的幕后者,其对实行犯实现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具有“支配或控制”作用,因而具有正犯之性质;也正是这种“支配或控制”性要素的存在构成了组织犯承担刑事责任的正当性根据。鉴于我国立法和对组织犯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及范围不明确,司法实践状况比较混乱,应以“支配或控制”要素的有无和“支配或控制”力的大小为根据,确定组织犯刑事责任范围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