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治路径的考察——从一个乡村基层法官的判理说起

现代中国实现法治的路径研究很大程度是研究乡村社会的法治实现路径。论文从乡村社会的一个案例说起，通过这一案例展现了乡村法官在具体的裁判执行过程中，如何协调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针对这一状况，我们引介了国家正义与乡土正义的概念，详述了法官解决乡村纠纷的过程和实现法治的可能路径。     

礼治法治以及对建构和谐社会的价值——读《乡土中国》有感

本文在《乡土中国》中对礼治分析的基础上,窥探中国基层社会中礼治与法治的冲突,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进而对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农村法治秩序做些思考。     

民间法的限度

民间法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规则,与国家制定法一样,具有自己的生存限度.民间法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强制性、传承性等鲜明的特点.与此相联系,出于对自然的原初的敬畏与恐惧、社会化了的行为尺度、乡土社会的正义观以及类同于国家法的暴力构成了民间法的效力来源和基础.民间法同样发挥着法的作用,只是与国家制定法在作用的内容、方式、方法、强度和向度上存在着差别.     

论当代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融合——以西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适用为研究路径

习惯法作为国家法之外的一种客观存在运行于中国社会之中,并与国家法形成事实上的互动关系。习惯法是民间社会自发秩序构造下的产物,有效地弥补了国家法的缺陷与不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国家法在地方上的适用效力。理性看待其于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并寻求构建二者的良性互动机制,进而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贡献民间智慧。     

对民间法理论的思考

随着法治建设的层层推进,对民间法的理论研究呈现出一番＂欣欣向荣＂的光景,面对不断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国家法已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很多权力真空需要民间法进行弥补与填充。如何使民间法更好的发挥效力成为了现今法学界研究的热点,由于知识体系的有限性,本文仅从社会权力角度入手,就自己对民间法的理解做一些简要的阐述,试寻求民间法在当代法治社会中的位置。     

乡土社会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博弈

在现代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的的乡村社会，作为国家正式法律的“国家法”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传统习俗，即“民间法”，仍然是乡土社会中维持秩序的权威力量。本文指出应正确认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建立二者之间均衡互动的调节系统，发挥二者各自的作用，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乡土社会变迁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

本文通过对乡土社会秩序变迁的分析,指出新乡土社会下法秩序由一元向二元发生的转变,并通过对民间法和国家法这两种法秩序的比较,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和协调。     

乡土社会和现代法治的冲突与解决途径——观电影《被告山杠爷》有感

电影《被告山杠爷》中具有法律争议的情节折射出乡土社会与现代法治的种种冲突,这是由于现代法治根植的土壤,维持社会秩序的方式等都与乡土社会的治理是两条不同的思维路径。冲突可抽象为司法与行政、礼治与法治、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冲突。协调这些冲突需要以解决纠纷为中心,重视民间法的力量,关注村民的法律创造力,并用反司法理论治理基层问题。     

法治社会中民间法的命运

民间法并不是最适合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制度资源,其在法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限的,但目前民间法仍不能被国家法完全取代,它仍作为国家法内容方面不可忽视的源泉及社会秩序缔造方面的重要补充机制而存在。     

试论民间法在西北农村地区存在的社会基础

民间法是我国法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资源,我们在强调国家法的重要性的同时,不能忽视民间法的作用。本文试从小农经济、传统法律文化和基层社会对"打官司"的态度方面入手,以西北农村地区为例,探讨民间法存在的社会基础。     

解决民间纠纷的立场定位与路径选择——从两则案例说起

民间纠纷的解决影响到我国法治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解决民间纠纷应当根据现代法治的精神和理念,兼顾社会的复杂性和“地方知识”的特殊性,通过国家法和民间法的理性沟通实现二者在解决民间纠纷中的妥协、让步、合作与支持,建立起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法治建设三十年进程中的民间法发展探究——认真对待中国乡土环境中的法治建设

2008年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首部《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这是对我们国家法治建设三十年来的概括与总结,也是对未来建设的美好憧憬。我国是个农业大国,拥有着约占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农业人口,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理应在当今社会中继续给予足够的重视,毕竟乡土环境中的法治建设在我国整体法治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法治建设虽然前途光明,但是过程会有些许曲折,因为它将受到来自法律全球化风暴的席卷和本国乡土民间的挑战与制衡,只有平衡好这三方面的关系,才会使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顺利发展,早日迈入法治的门槛。     

乡村治理中的民间法视角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对立,是中国乡村社会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乡村层面的社会治理更是呈现出多元法律规制的特点。在当代中国政府主导型法治进程中,民间法仍然在调和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在坚持国家法价值导向的前提下,反思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对峙与冲突对现代化法治进程的影响,并从学理上探究二者互动融合的可能性和路径选择。     

国家法与民间法夹缝中的基层司法所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要求国家法开始乡土中国法制化征程,然而以"送法下乡"为代表的国家法"格式化"改造民间的冲动遭遇"滑铁卢",反映出两种力量的冲突,作为国家法与民间法"交汇点"的基层司法所如何面对两种力量的压力是本文所考察的。     

我国法治实践的若干法律问题

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目标的明确提出,我国的法治进程得到不断推进。但是,“人治”观念的影响、民主政治的不健全、道德与法律在法治进程中同时并存、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的矛盾、乡土社会实施法律的艰难以及法的实效的不理想却造成我国法治进程比较缓慢。因此,我国应加强“法治”观念,真正使民主制度法律化,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法在乡土社会的实施,尽量通过提高立法技术等措施保证法功能、目的的实现,进而使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更大的成效。     

乡土社会民间法与基层法官解决纠纷的策略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基层人民法院在解决民事纠纷时与乡土民间法的冲突与转化关系。着力阐释乡土社会民间法的作用 ;基层法院法官运用乡土民间法解决纠纷的原因 ;以及乡土民间法在解决纠纷时的实现过程与方式。     

中国古代的家法族规及其社会功能——“民间法”视角下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法不是全部社会秩序的基础。在国家法所不及和不足的地方,存在着另一种"法律",即所谓的"民间法",表现为诸如家法族规、各种民间性组织制定的规范、村规乡约以及各种风俗习惯等。从历史的角度看,"民间法"成为弥补国家法控制不足的一个重要途径,存在其合理的一面,对我们今天进行法治建设提供一种反思,即法治的实现,除了依据国家正式法律制度外,还要重视其它规则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求决定国家法律和其它社会规范的行为模式以及文化传统。     

中国法治统一背景下国家法与西北地区民间习惯的互动——兼评王勇的《有场景的法律和社会科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大力支持,很多学者也加强了对西北地区法学研究的重视。有学者倡导西北地区法学研究的＂区域特色＂,也有学者倡导西部法学流派。一时间,西北地区的法学研究的区域特色＂特＂在哪里？这样的特色是否是西北地区法学研究所独有的？以及西北地区法学研究的区域特色与我国法治统一之间如何协调,国家法治统一与民间习惯、民间规则之间如何取舍等,这种种问题还在激烈的讨论之中。本文在对王勇《有场景的法律和社会科学研究》部分章节评论的同时,提出对于我国法治统一与民间习惯以及西北地区法学研究区域特色的思考。并认为,从长远看,国家法治统一将成为法治建设的主流。民间规则、民间习惯作用的发挥有其时空性,要解决部分地区民间习惯、民间规则与国家法的些许差异尚需制度改革和公民法律意识的加强。     

从法治本土化角度谈习惯与制定法之间的互动

制定法作为现代法治社会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渊源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内容是抽象的、概括的,具有稳定性的特征。然而,社会生活是具体的、易变的,由此产生了法与社会生活的不适应性,因而其他渊源作为制定法的补充地位显而易见。我国正在进行的法治现代化建设,不仅包括对西方先进法律制度的借鉴,还应关注"本土化资源"。唯有两者结合,才能实现国家制定法与习惯等民间法治资源的良性互动。     

论民间法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

民间法是与国家制定法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源于民间,具有很强的抽象性。民间法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其具有显著地特点:地域性、民族性、自发性、和非正式性。国家法作为普遍的知识具有国家性、普遍性、强制性的特点,追求的是一般性的对待问题,而民间法具有地域性和非正式性回应的是地方性的特殊要求,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统一性,因此二者必然会产生冲突,导致三种结果:民间法的胜利、国家法的胜利、民间法和国家法的相互妥协。通过对民间法及其与国家法关系的研究,使二者相互融合,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