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木桥与阳关道——贵州包干到户始末

2004年4月,钱运录书记在中共贵州省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与发达地区的差异,固然有历史、地理等客观原因,但从主观上看,主要是思想观念的差距。对于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为贯彻省九次党代会的精神,找准贵州在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方面的差距,我团许明同志受“让历史、现实告诉未来”丛书编委会的委托,撰写“观念、体制、机制——制约贵州发展的主观因素”一书,对贵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所经历的若干历史事件作了访谈和梳理,现已采写出“贵州包干到户始末”、“‘三不怕’提出的前前后后”等一组文章,本刊将陆续刊载,以飨读者,也希望有兴趣的同仁梳理撰写同类稿件,总结历史,见证历史,更好地观照现实把握未来。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改革开放初期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靠的制度保障。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其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低、农地零碎化的种种局限,使农业生产发展减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因此,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新时期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业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的客观需要和现实选择,是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热词折射30年农村变革

大包干：中央文件确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     

抗战时一副对联救了三百名官兵的命

在上海的清源寺藏经阁内有一本发黄的日记,记着一位名叫山田次郎的日本侵华指挥官说过的话：“对上,众人免死,先生必死;对不上,先生可免一死,众人必死。”这是怎么回事呢？     

最后的“人民公社”即将终结

崖口的“乌托邦” 1978年人民公社相继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的时候,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党支部书记陆汉满和村里的党员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保留集体生产。几十年来,村里统一组织农耕生产、记工分,统一分配粮食,现有一半人外出,一半人留下参加生产。每天,50多岁的村民谭中祥像上班打卡一样,把刻有自己名字的竹工牌挂到工作内容一栏,就去出工。时间由自己来定,以完成任务为评分标准。     

回忆岳阳农业发展破题之举

1973年下半年,我任岳阳地委副书记、副专员后,直到1983年,主要分工抓农业。长达十年之久的农村工作,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思考着如何把农业搞上去、尽快改变农业徘徊的局面。     

播种希望 铸就梦想

<正>我叫韩永发,是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都力河村党支部书记。20多年来,我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放在带领群众创业致富上,带头冒险趟富路,引领村民靠种植蔬菜、草莓发家,让村民们真正富裕起来。"想致富,就要有敢吃螃蟹的精神"都力河村人均耕地不足2亩,看着乡亲们在有限的土地上"刨"回不咸不淡的日子,我心里始终按捺不住一股劲,下决心一定要闯出一条富路来。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都力河村对村民发包蔬菜大棚,每栋大棚的承包价是1000元,我与     

改革开放30年影响我国发展进程的30件大事(一)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30年前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巨人般的勇气魄力,毅然推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中国压抑已久的生命力犹如火山爆发,奔涌而出。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本刊刊出《改革开放30年影响我国发展进程的30件大事》一文,希望读者朋友们循着件件往事,回顾波澜壮阔的历史,从中得到深刻的启发,进一步坚定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我所见证的“科技进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是由于长期封闭的自然经济，农民缺乏依靠科技致富的意识，因此致富步伐很慢。为此，党中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号召。1981年末，时任沈阳市委副书记的李铁映同志在东陵区召开沈阳市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区现场会，并组织包括东陵区在内的有关部门三次赴黑龙江省海伦县（全国农业现代化试点区）学习经验。由此拉开了东陵区“科技进山”开发山区经济的序幕。     

我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原因及其趋势

制度经济学从广义上将人与人之间的活动都称为交易活动。它包括了人们在市场上交换商品的交易活动 ,也包括了一个组织内部的管理活动。这些活动必然要耗费人类的各种资源 ,“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阿罗）。节约交易费用以获取制度外收益 ,是制度创新活动的根本动力。本文将在交易费用的分析基础上 ,对我国农业制度变迁的轨迹及其动向作出基本性的描述。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次伟大的农业制度变迁《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创新

农村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创新的最新成果,其实质是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切合了现代农业发展新要求,也是现代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着重大机遇,但更多的挑战与问题也依然存在。因此,必须加快创新相关体制机制,从不断强化合作社的组织规范化建设和优化外部发展环境人手,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又好又快发展。一、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机遇作为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创新的产物,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党和政府强农惠农政策的指引和广大农民不懈探索的基础上产生的,代表了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新方向,必然将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然而,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毕竟处于初级阶段,其发展的外部大环境和自身制度建设都还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与矛盾。     

一场上下结合的改革

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农村的改革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而且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的，地方组织对此开始是处于或担惊受怕、或限制、或睁只眼闭只眼、或等待之中，直到党中央、国务院肯定和支持，才形成星火燎原之势。所有制改革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典型的自下而上进行的。     

改革开放后关于“三农”问题的6个“一号文件”

始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至今已经历26年风雨。针对改革不同时期面临的问题和阻力，中央先后制定出台了6个“一号文件”，顺应和指导了农付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给我国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进一步激发农村发展的创造力

1978年秋，严宏昌在一张毛纸上写下分田到户“生死状”，改革的奇迹“一夜之间”在小岗村诞生。30年来，创造，在一个国家的坐标上“星星闪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专业户、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农民工、小城镇；私营企业、股份合作制、村民自治……农村改革的篇章一页页揭开，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历史一天天发展。     

从“铁拐李”到粮食自给有余的历史性巨变

作为共和国的长子,辽宁在工业方面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省的农业一直在低产和落后中徘徊,每年都要从外省调进来10多亿公斤粮食,严重     

实现农业机械化和致富农村的一条创新之路——关于克山县组建农机作业合作社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解决经营分散、土地板结、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下降；增产难提、质量不高、品种不新；集体经济薄弱、公益事业难搞、规模经营难行等与现代化大农业不相适应的诸多矛盾，也是人们一直在求索的问题。最近，我们到克山县就他们组建农机作业合作社情况的调查后，看到这是解决农业诸多问题的有效办法和新的创造，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影响农村党员发展的原因

一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大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与党组织联系不多。这样就弱化了青年农民与党组织的联系，致使党组织在发现和培养入党积极分子方面较机关、企业要困难得多。     

农村党组织“三级核心网络”建设——新形势下发挥农村党员先进性的有益实践与探索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生产经营主体相对独立,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单一而分散,基层党组织原有的活动方式、工作机制,与新形势要求不相适应。农村党员的思想意识和素质能力高下不一,加之教育管理相对滞后,先锋模范作用存在弱化趋势。多年来,我们通过加强和改进农村党组织"三级核心网络"建设,不断解决困惑农村党建的问题,特别是在农村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们通过农村党组织"三级核心网络"建设这一平台,对解决农村党员发挥作用难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农村党员作用,把村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开辟了一条新路。     

保持增长势头 促进农民增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状况大体经历了“三增一减”的四个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产品的数量大幅度增多，使农民的收入出现了第一次增长高潮。从1990年至1996年，随着农业生产成本的逐年递增，而农产品的价格未变，致使农民收入下降；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     

城乡共建：新农村建设的强效模式——铁岭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益探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目标,这是中央在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税费改革之后,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又一次对农村的发展和改革制定的新的重大举措。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