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公共管理中的公平

在不同的社会活动中,公平有着不同的含义。公共管理中的公平,应该是在社会不同群体间实现的群体公平,是使全体社会成员或大多数社会成员平等分享公共利益的公平。在公共管理中,公平与效率分属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范畴,效率是为实现公平服务的。只有实现公共管理中公共权力的合理分配,才能从根本意义上实现公共管理的公平。     

公共健康语境下公民隐私权的限制与保护

隐私权作为人格权的一种,为各国立法保护.然而在公共健康领域,政府等公权力部门采取的各类公共卫生行为举措介入私权领域,限制甚至"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现象时有发生.本文对于公共健康语境下对公民隐私权限制尺度和个人隐私权的具体边界两大难题,通过公共健康的公共利益属性优先于隐私权、第三人知情权和健康权的特别考量两个角度论证隐私权...     

对公共管理理性人假设批评的理论反思

政治活动中的个体利益既包含个体的经济利益也包含个体的政治利益,个体利益的满足是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理性人的个体利益最大化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是理性人在政治博弈中实现的利益均衡并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公共管理中的理性人假设是对公民与政党动机的客观描述,公利性假设是对公民与政党动机的理想要求,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公民与政党动机的完备性假设。     

论公共官员隐私权的限制

隐私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公共官员与公共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为维护公共利益,我们有必要对公共官员的隐私权进行制度上的限制。限制公共官员隐私权,对维护公民知政权和监督权,推动民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监督公共权力,树立政府形象的重要途径。但这种限制并不意味着对公共官员隐私权的彻底剥夺,只有按照一定的原则,不断完善立法和制度构建,才能在维护公共利益与保护公共官员隐私权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促进我国民主法治的建设。     

公共利益界定新探索——以“城中村”改造为视角

公共利益是一个非常复杂、难以界定的概念.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进行了有益探讨,但其局限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概念界定的抽象性难以适应实践的复杂性；认定主体的单一性难以真正体现利益的公共性；立法中的实体性难以实现程序中的正义性.尤其是在“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要让“公共利益”实至名归,最为科学合理的路径选择应...     

读者

参与公共生活本不该如此沉重“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可以让我们回味与铭记年年月月的那些“公共生活的勇敢参与者”。在一个商业与娱乐至上的时代,如果说一些榜单让我们轻松和娱乐的话,笔者认为,贵刊的“年度榜”,却让我们感到沉重。如榜单中的李文娟、李刚、李银河。     

《教育与公共价值的危机》

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本书考察了美国社会的公共价值观转变以及美国背离民主走向市场的教育模式。书中讨论了公共教育作为民主的公共空间的理想遭受的围攻,鼓励教育家成为投身于创建构成性学习文化的公共知识分子,培养人们捍卫作为普遍的公共利益的公立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能力。     

公共是每个人的私

<正>《南风窗》评选"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和组织已经是第七年了。"公共"是一个对我们既亲切又陌生的词。它与"公家"、"一大二公"都占着一个"公"字,而"公共"联在一起使用,又有     

警察公共行政困境分析

警察作为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担负着为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和服务公共利益的重任，在政府行政从统治行政、管理行政到当前的服务行政的变革浪潮中，探究警察行政的伦理基础是确定警察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定位，并逐步向现代警察逐步过渡的必要手段。     

中日韩公共养老金制度及其改革比较研究——基于覆盖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视角

中日韩三国都表现出典型的生产主义福利制度模式属性,都建立了现收现付制与基金积累制相融合、与职业和收入相关联的公共养老金体制。其差别在于日韩两国已完成了国民养老金制度的设计和法律规范,中国则刚开始进行覆盖城乡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试点;日韩建立了＂中央负责基本投资策略与行政管理,养老金基金公司投资运营＂的管理模式,中国养老金基...     

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监督定位之督促起诉权

检察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和维护者,由其介入民事公益诉讼对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必要的。但检察机关介入民事公益诉讼也应当从我国检察机关的定位、检察权的属性出发,寻求最符合其身份与地位和最有利于实际操作的介入方式。督促起诉方式是检察实践中正在探索的一种新的检察监督方式,其有效地维护了公益。督促起诉比起检察机关直接起诉、支持起诉等其他介入民事公益诉讼方式,具有快捷、经济、理论争议少等优势,但也存在着督促效力软弱、督促效果不佳的短板。需要对此进行完善,建立与完善相应的保障机制。     

霸权利益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形式的转换——美联储货币互换协定兴起的政治逻辑

霸权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霸权国主要通过授权国际组织和签订双边协议网络两种方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形式的转变,是霸权国调整国际体系公共利益和霸权利益之间关系的结果。当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条件恶化时,霸权国通过缔结双边协议网络临时替代基于委托—代理的国际组织,收缩国际公共产品的惠及范围,增加国际公共产品的排他性,捍卫霸权利益。在60年代的国际收支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协定网络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救助机制,成为危机中的国际最后贷款安排。通过国际最后贷款供给形式的转换,美联储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救助美国金融利益和战略价值覆盖的国家。     

公益类科研机构行政主体地位探析

公益类科研机构是我国科技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主体,公共产品供给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双重属性,使公益类科研机构成为事实上的行政主体,但我国行政法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公益类科研院所能否确立行政法地位,其是否具备行政主体资格至关重要。为此,有必要重新探讨行政主体的有关概念和理论,厘清公益类科研机构的行政主体属性。     

繁荣时代的生活

在这样的时代,人的生活变得单一乏味,生命的丰富性受到挤压。很少有人愿意为改进公共利益真实着想,也很少有人愿意为公共的事情牺牲自己的利益。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法律体系研究

法律是公共行政管理中的最高标准,在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应急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遵循科学原则依法进行,从我国当前各级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立法情况来看,尚存在如操作性不强、法律层次低、缺乏地方特色的管理问题,为此,本文概述了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相关概念,探究了地方立法介入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的必要性,分析了当前我国突发公共...     

预算促民主——专访美国前白宫预算办公室副主任康艾黎先生(Eliot R.Cutler)

公共预算并不单纯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掌控钱袋子的权力,是所有权力当中最大的一项。公开辩论、讨论政府的收支计划,使得公共政策更能体现公共利益,这是政府生命的源泉,它是一个社会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论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之“公益”界定标准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已经突破了普通公益诉讼的四大领域,各地检察机关开展了很多新领域的探索。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范围的正当性与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密切相关。明晰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不但可以为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提供指引,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检察机关在探索未成年人公益诉讼过程中的顾虑。未成年人身、心、情、意、志的全面良好发展是界定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实质标准。对未成年人侵害的不特定性、持续性和代际传递性是判断侵害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程度的标准。检察机关启动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的宜采用“二元标准”,在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已经受到侵害的基础上,将未成年人公共利益有被侵害的风险也作为综合考虑的要素。     

大数据时代处理个人信息的合理预期标准辨明

囿于个人信息的公私二重属性,如何平衡个人利益保护与商业合理利用及公共处理需求一直是重要议题。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个人信息处理的标准与方式浮出水面,但就信息处理的边界难以完全依托“知情—同意”机制获得明确,此时引入“合理预期标准”,通过对信息主体预期的处理目的、方式及效果等进行个案判定以明确特定情形下合理利用的边界所在。而合理预期标准的架构需要下沉具体情境、限缩预期目的、引入比例原则、区分信息类型等,以此在落实有效保护个人信息之余,更能够实现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对社会经济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赋能。     

浅谈我国现阶段公共危机管理

本文从危机管理和公共危机管理的认识入手，接着进一步分析我国政府在危机管理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针对我国政府在处理应对公共危机时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公共管理机制比较成熟的三种模式，提出亟需改进的方向及方法。     

公共管理领域中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优化路径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个人信息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本文通过梳理公共管理领域中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出台的基本背景,归纳总结了公共管理领域中个人信息法律保护面临的问题,进而针对性地提出了公共管理领域中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具体路径,希望能够为当下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完善和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