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哲学从“知识论”到“存在论”的“转向”

在古希腊以来的欧洲哲学传统中,"存在论"和"知识论"是统一的,但"存在论-本体论"始终是欧洲哲学的难题;这种局面因康德的"本体不可知"有所扭转,发生了"存在论"向"知识论"的转向,但因限制"知识"在"感觉经验"范围内而未能彻底完成。黑格尔接续康德的工作,以"思辨概念"建构"绝对哲学",以"知识论"涵盖"存在论",彻底完成了"知识论转向",但造成了传统"存在论"被"知识论"吞噬的结果。克尔凯郭尔立足欧洲哲学传统,通过"瞬间"概念,把黑格尔概念式的"存在"再次拉回到"时间"中,使"存在"成为"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开启了当代欧洲哲学"回到""本体"、"回到""存在自身"的道路。这个从"知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变"不是简单地从"理性世界"回归到"感觉世界",而是从深层次上向巴门尼德问题的回归。     

“感性世界”的挑战

近代欧洲哲学继续"文艺复兴"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的突破,确立"感觉经验"的"权利"。而为使这个"权利"不流于一时之"思潮"又"重新"被"神学""窒息",哲学家为"建构"一个"感觉经验世界"的"科学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培根开始,建立了一整套"新"的"知识论"体系,使"理性-知性"为"自然""立法"有一个"哲学理论"的支持;霍布斯-洛克将这个经验主义哲学精神贯彻到"社会-国家"问题中去,在社会层面,推广了"理性"为"社会-自然""立法"的工作;而在法国,卢梭则在"社会"问题上,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思路,开启了"理性"为"自由""立法"的"程序","等待"以后的"完善"。     

苏轼绘画“形神”观及其与佛教的关系

苏轼的绘画"形神"观,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但是因为理解的不同,后人对他的"形神"观有着不同的看法。有学者以为苏轼提出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就是一味地否定"形似"强调"传神"。其实,这并不是苏轼对"形神"的真正看法。根据研究表明,苏轼非常注重"形似"对于"传神"的重要作用,认为"形"与"神"是一件作品的两个方面,舍弃"形"不可能另外求得一个"神",求"神"当在"形"中。因而惟有以"不落两边"的方法对待绘画的"形神",才能创作出一件作品的"实相"--"形神两全"的圆满境界。苏轼的这种"形神"观具有佛教"中道"思想的精神。     

人工智能支配自动驾驶受“电车难题”诘难吗?——一个重构“伤害伦理”的视角

"电车难题"是一个在伦理学上常谈常新的话题,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深刻的属人性质。传统伦理学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切入,就"电车难题"提出了"功利主义"和"道德主义"两种解决方案。不过,在人工智能方兴未艾的当代、在自动驾驶技术逐渐由可能变为现实的今天,这一新的要素合置,是否会影响"电车难题"的解决,乃至于直接化解这一难题?本文尝试从"伤害伦理"入手,基于"道德主义"立场对"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电车难题"进行进一步的解析,并且指出那种可能的"技术主义"解决方案,在根本上是规避"人之为人"的"责任"的"狭义功利主义"的体现,进而说明要在道德主义的"运思"中,不断反思"技术"和"伦理"的关系。     

习近平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的六个形象化表达——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梳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重大的治国理政战略思想。正如毛泽东的"枪杆子"论、"赶考"论、"弹钢琴"论和邓小平的"猫"论、"摸"论、"三步走"论一样,习近平治国理政重大战略思想也有六个形象化的表达,即"梦"论——民族复兴、"鞋"论——中国道路、"啃"论——改革开放、"铁"论——党的建设、"笼"论——反腐倡廉、"钙"论——理想信念。     

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儒家伦理重构论纲

对待古老的"孔家店","打倒"是不行的,"转化"是必要的,然而"重构"才是根本的。不应该将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简单对比,将前者看成"普遍伦理",而将后者贬为"特殊伦理"。实际上,儒家伦理既是一种"普遍伦理",也是一种"特殊伦理",前者表现为"天人合德"的终极原则、"仁爱"的普遍原则与"先仁后礼"的先验礼制原则,后者表现为"五伦关系"中那种"各得其所、各就各位"的"序位伦理"。"德"与"位"的统一就是"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的统一,因此,儒家的"德位"之思具有深刻的形而上意义。     

“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

"西政现象"只有予以"西政精神"的把握,才有实际意义。但无论是"西政现象"的昔日兴旺,还是"西政"今后的再度"雄起",都奠基于"西政学术"。因此,沉湎于"西政现象"背后的"西政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赋予"西政现象"以学术温度,且应将此学术温度化为"西政人"的集体努力,从而使得"西政"在以社会转型为深刻背景的法治中国建设和"中国特色法学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之中,能有突出作为,进而重振"雄风"。"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是由"西政人"的学术担当性、学术批判性、学术融合性、学术严谨性以及作为集中体现的学术创新性所"供热"的。"西政"的发展谋划和作为工作核心的人才队伍建设,都应切中"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就中国法学的发展创新而言,"西政现象"的学术温度应该且能够具有漫射效应。     

现代性、后现代及其中国语境——以“话语”和“制度”为视角

现代性和后现代有复杂含义并指涉不同论域,可以"话语"和"制度"两个层面作一解读。中国现代性生成是调节和舒缓"话语"和"制度"内在张力的过程。后现代从"话语"和"制度"层面解构着现代性,但更体现为一种"话语"主张,在"制度"层面不具操作性。后现代作为一种话语,对于舒缓中国现代性实践中的"话语"和"制度"内在张力,起着"嘲讽"和"临床"的作用。     

黑格尔论“自由’’的现实性——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四章“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

"自由"之"创造性"使"精神""开创"自己的"世界","精神"在这个世界中"保持"并"发现"自己,亦即在"必然"的世界保持着自己的"自由"。在"精神""回归自由"的道路上,须得"克服"、"扬弃"怀疑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两个极端倾向。由"怀疑主义"导向"斯多亚主义"乃是"精神""贫困"之路,"哲学"应指出"精神""致富"之路。"精神"不仅有能力"外化-异化",同时也有能力"内化-己化"。"精神"携带自己创造的财富回到自身,乃是"历史性"的一种存在方式。     

极权主义何以是一种伦理的“恶”——与齐泽克一起聆听“极权主义的笑声”

齐泽克对"种族屠杀"和"假审判"的分析表明,极权主义的"伦理之恶"总是披戴着不容争辩的"道德命令"。从拉康后精神分析的微言大义看,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不可能性的实在界"隐蔽着的意识形态缝合点上的悖论,即伦理的"不道德"。齐泽克-拉康的"第四种伦理"预设了一种"驱动力的伦理"和一种"后革命"的妥协立场,它并不提供斩杀极权主义"巨龙"的"屠龙刀",其孜孜以求的"极权主义笑声"更类似于一种"翻墙术":既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避开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陷阱,那么,至为重要的乃是,通过保持欲望的鲜活和永不放弃的对他者欲望的抵抗,翻过极权主义的"围墙"。     

哲学作为爱自由的学问

"自由"是"哲学--爱智"作为"学术--科学"的最为核心的概念和问题,哲学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深化、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欧洲哲学中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和层面:在古代希腊创始阶段,希腊哲人摆脱"知识"之原始经验技术之束缚,确立了"自由知识"之地位;至康德哲学,"自由"通过"实践理性"上升至哲学之最高层面,使"道德"以"自由--职责"为基础;由康德经过黑格尔直到海德格尔,"自由"由"理念"回到"存在".对于"自由"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主体--客体"、"有限--无限"、"存在--非存在"、"生--死"等问题的内在关系.     

启蒙的精神与精神的启蒙

分析康德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结合康德批判哲学的理路以及黑格尔对康德思想的批判性发展,可以看出,启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识",而是"道德"和由"实践理性-道德"引导下的"勇气"。"启蒙"之所以强调"勇气",乃在于"启蒙"不仅是"知识之积累",而且还在于"道德"之"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启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启蒙"。于是康德强调,启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摆脱自己加于自己之上的枷锁,因而启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认识自己-解放自己"的历程。启蒙精神使我们认识到,"理性"不仅有权设定界限,而且也有权超越自己为自己设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种自由精神。     

浅谈大学“两课”课堂教学的两个层次

大学"两课"课堂教学存在"讲课"和"说课"两个层次.讲课层次是指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重在教师讲课."说课"层次是教师把教学内容以自己的语言"说"出来,与学生进行平等对话,启发学生思维,实现师生之间的双向互动.大学"两课"课堂教学只有从"讲课"层次逐渐进入"说课"层次,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和"与"争":中西传统法治价值选择之异

"和"与"争"分别是中西方法治价值选择的基点,不同价值基点的认可,使中西方做出了不同的价值选择.中国传统法重"德治"、"民本"、"无讼"、"等级有序",而西方传统法注重"法治"、"人本"、"正义"以及"人人平等",这最终促使中西方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法律文化,并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法治发展之路.     

需要为本:流动人口犯罪青少年社工介入模式——兼以“宝安项目”的分析为例

"需要"是社会福利与政策领域最为核心概念之一,在专业社会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以服务对象"需要"为核心的"需要为本"模式,并以服务对象"需要"未得到合理满足作为社会问题产生的直接归因。因此,在当前流动人口犯罪青少年的社区矫正工作中,应采取"需要为本"模式,并针对流动人口犯罪青少年在"流动人口"、"青少年"以及"罪犯"的三个身份面向,满足其"社会融合"、"良好的社会化环境"以及"平等社区矫正权利"的三种主要需要。     

从“潜在拥核”到“现实拥核”:日本核政策的两面性与暧昧性——基于日本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分析

挖掘和揭示日本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历史过程与演进逻辑,是客观把握、准确理解其真实核诉求的重要基础。尽管其"外在逻辑"中的"被选择"与"内在逻辑"中的"自选择"之间呈现出"二元对立"关系,但正是这种形式逻辑上的悖论,才真实演绎并客观铺陈了日本在核抉择过程中始终表现出的两面性与暧昧性。有条件的"被选择"与策略性的"自选择"相结合,为日本创造了在《核不扩散条约》框架内对核能"和平利用"与"军事利用"相互切换的操作空间,并以较低的风险谋求最大化收益。"反核"、"依核"和"拥核"在同一时空中的互构与切换,不仅共同造就了日本多元化核政策的实践逻辑,而且还深刻揭示了其核政策的矛盾性和虚伪性。日本实现"独立核武装"的"临界点"既非技术问题,亦非核燃料问题,更非资金问题,而只是"机会窗口"与"政治借口"。     

中国古代警察文学论略

警察文学不能不顾过去的流变,仅仅停留在"警察"一词的使用阶段,而应该把外延伸展到古代的文学中去。运用"模糊概念"理论,古代警察文学中的"警察"不必完全等同于现代的概念,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等同,只要类似警察文学的"模糊集"即可。从先秦到清朝有一条清晰的文学脉络,有关"司寇"、"贼曹"、"游徼"、"三长"、"县尉"、"宋慈"、"包公"、"公案"、"差役"的文学大量存在,反映出不同朝代时期警察的生存状态和社会评价。     

从“明日黄花”和“昨日黄花”看语言的约定俗成性

语言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关于"明日黄花"和"昨日黄花"的争议不断,人们对于是否应该使用"昨日黄花"不置可否。文章由"明日黄花"和"昨日黄花"的现实使用情况,分析从"明日黄花"到"昨日黄花"的用变原因,进而从语言约定俗成性角度论证"昨日黄花"的使用。     

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的若干思考

要推进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创新思路、大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指导思想上的由"稳定发展"向"发展经济作为主线,改善民生作为核心,以发展促稳定"转变;发展意识上的由"因循守旧"向"创新意识"转变;思维模式上的由"等看要"向"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转变;资源开发思路上的由"过重于有形资源开发"向"有形无形资源并重开发"转变;新型工业化上的由"倚重高碳能源"向"低碳循环经济"转变;人才发展上由"人才流失"向"积极采取措施留住人才、引进人才"转变;工作理念上由"不能办"向"怎么办和能办成"转变。     

论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制度的变迁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制度",从"两位一体"解构、 "三位一体"重构到"四位一体"建构,其基本经验和教训是什么?笔者在提出"权利平等、正义优先"分析构架的基础上,通过"单位制度"、"市民制度"以及"社群制度"分化与发育经验轨迹的分析,阐释了如何正确分析"市场失灵"、 "政府失灵"、 "社会失灵"以及三者有机结合均衡发展之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