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比较研究

近代欧洲经历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维也纳体系.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东亚地区有着相对独立的国际体系.由于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它悠久灿烂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巨大,使古代东亚地区这一相对独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成了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和秩序.     

中欧博弈新常态与国际安全格局转型

中国和欧洲正在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博弈的焦点。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国际格局力量对比正在经历持续且深刻的调整,中欧大国的安全博弈也随之呈现出新的常态。相应地,如何准确把握中欧大国关系中安全博弈的新常态以及中欧博弈对国际安全格局走向的影响,并加以前瞻性应对,是中国外交在保障国际安全以及维持未来大国协调进程中必须考量的问题。中国和欧洲在大国安全关系持续协调中的"软博弈"(即国际安全的规范与价值的持续碰撞)与角色互换进程中的"硬摩擦"(即中国与欧洲在世界主导权结构中地位与角色的升降变化),共同构成了国际战略格局转型期中欧安全博弈的新常态。理解中欧大国博弈新常态之于国际安全研究则需要透过"‘相互依存式主导权’视阈下的国际社会化"这个两者结合的理论棱镜。在安全领域,中国对欧洲的外交也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应当引导中欧关系进入国际安全规范重塑和机制建设进程的大方向。     

国际安全格局的演变及中国与大国关系的机遇和挑战

在当前国际局势和国际秩序调整和震荡时期,新兴大国显示出巨大的活力,不同程度地加快了通过机制化合作来共同应对外部压力、推进各自利益的步伐,并通过对现有国际体系进行渐进式改革,逐步机制化地提升在国际机制中的权益。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加强了与其他新兴大国的合作,不断提升相互之间的战略协调及磋商的机制化水平,扩大互利合作领域,为构建国际新秩序发挥重要的作用。     

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 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 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 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 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 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 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 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 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 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全球化中的奥运会和中国外交的新任务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内涵和外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北京奥运会为聚焦点的国际互动显示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兴大国的中国同西方传统大国在价值观方面进行了新一轮的碰撞、竞争和磨合.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外交提出了诸如新兴大国和国际体系间的关系、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有序互动、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中国国际战略和内外统筹的有机协调等新任务.     

管控权力转移:面向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更迭,尤其是权力转移,常常与(军事)冲突相伴。权力转移理论对此现象做出了分析,却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因此可以在大国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非正式多边安全治理机制,以缓和目前全球权力更迭出现的紧张局势。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以共同的规范和程序为基础,通过建立合作框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文章以现代大国协调机制为框架,探索管控未来权力更迭的可行性,并借此为权力转移理论补充了两点新内容:衰落霸权国对未来秩序的(不)满意情绪的重要性;以更广泛的大国多边合作框架,取代权力转移理论传统的双边"决斗"情势。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机制化的权力转移管控。     

格莱斯顿欧洲协调思想及其外交实践*

格莱斯顿的欧洲协调思想,是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和基督教宗教信仰相互融合的产物, 也源于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特殊的国际政治历史背景。其创新之处在于赋予了欧洲协调浓厚的自 由国际主义的精神内涵,这显著体现在他关于欧洲协调的目标、责任和手段、英国的角色三个核心 问题的“格莱斯顿式的”理解上。格莱斯顿复兴的欧洲协调,通过敦促土耳其解决与黑山、希腊之间 的边界问题,柏林条约得到遵守,切实地维护了欧洲“公法”的权威,大国之间的合作也暂时性地缓 和了紧张的国际关系。经过格莱斯顿的复兴和创新,欧洲协调激励了后世的自由主义者,推动了大 国协调机制的完善,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提供了鲜活的模板     

浅析后危机时代的国际格局和秩序

金融危机不仅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而且对国际格局、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已经并将继续造成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国际力量对比及大国之间相互关系发生变化；推动了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的改革；促进了国际体系内部结构的变化。但是，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未发生改变：G20已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讨论应对重大国际问题的主要平台，而G7和“金砖四国”将分别成为两大力量在这个平台中协调立场的核心：欧洲将是多极化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中国将长期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国际体系的变革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将始终充满着激烈的斗争和较量。     

法国的欧洲战略陷入困境

一在东西方冷战期间,法国巧妙地利用美苏争霸的矛盾,大力推行坚持独立自主、谋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力争达到两个目标:(1)使法国在欧共体乃至整个西欧确立政治上的主导地位;(2)使法国以中等国家的实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法国的这一“大国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德国统一、苏联解体、两极体系瓦解后,法国的国际环境和地位发生重大变化,使它不得不在新的形势下制订新的政治战略。密特朗总统提出的“小联邦”、“大邦联”的设想,既是他为冷战后欧洲新秩序设计的一个大框架,也是法国为了在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中保持大国地位尤其是在欧洲联合进程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项战略抉择。密特朗的战略构想是由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所     

当今伊拉克危机进程：俄罗斯的评估与立场

俄罗斯认为美国发动的对伊拉克战争不仅给世界经济复苏与俄罗斯经济增长造成消极后果，而且也给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国际政治格局特别是大国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因此，俄罗斯力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伊拉克危机，并强调必须在联合国框架下解决战后重建问题，在明确表明本国反战的坚定立场的同时，积极协调反战主和力量共同行动，注意保护在伊拉克的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     

国际关系中的大国意识及其表现途径

大国意识是国家成长和大国外交中的重要构成。作为大国外交的精神性内容,大国意识深受国家自然属性、历史、文化和物质成长等因素影响,也与国际体系的变革有关。需要看到的是,大国意识在动态的国际关系当中由于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互动含义,因此它的外交功能性作用不仅仅是大国身份的象征,更主要反映为大国将这种意识内化、吸收并潜移默化转化为对符合大国身份的特殊权利及特殊责任的认可。在国际体系转型步伐加快的今天,对中国这样实力成长迅速、外部风险加大同时又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建设的新兴国家而言,健全中国大国意识尤具特殊意义。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变革：西方学者的视角评析

中国崛起对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正在产生深远影响，这引起西方学界的高度关注。相对于欧洲学者较为积极的态度，美国学者中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将对现行国际体系发起挑战，但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亟需通过改善和加强美国与其欧洲盟友的关系来共同维护和巩固该体系，以便将中国纳入该体系，驾驭迅速崛起的中国。本文认为，这是一种极力维护美国霸权的消极态度，而积极的态度应该是有力地推动现行国际体系的变革，以使其更好地适应新兴大国的兴起，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要求。     

论未来国际体系变更的几种可能形态及其理论

中长期的潜在变局包括:通过技术的垄断和经济的扩张、全球的军事部署等方式实现对国际权力结构的调整;中美冲突导致亚太地区冷和平格局的形成;东亚次大国的局部冲突引发大国力量关系的改变和阶段性的冷战;欧洲内部与美欧出现严重分裂,西方联盟体系瓦解;集团性的多极化变局呈现.未来体系到底朝哪个方向发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观察.     

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和政策建构

中国在领导集体交替过渡期首倡新型大国关系,标志着中国积极建构外交理论、擘划国际战略和实施政策措施.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并不限于中美关系,旨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旨在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超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定冲突的“宿命”、提升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大国的影响和作用、发展中国和欧洲传统大国的关系、稳定陷于低谷的中日关系等.真正实现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克服理论障碍、战略猜疑、利益冲突和政策分歧等困难.     

欧洲协调机制的内化过程

1814 年以来，欧洲协调机制的内化经历了尝试期、深化期、侵蚀期和消亡期。欧洲协 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结构，它包含了许多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原则、规则和决策程序，这些国际 规范的内化程度对于促进当时的欧洲和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一战”的爆发标志着欧洲协 调的终结，但是欧洲协调机制对于维护欧洲百年和平功不可没。     

论斯大林在东欧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1944—1948)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为维护通过战争获取的胜利果实,斯大林奉行大国合作战略。在围绕被解放欧洲国家未来命运问题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上,斯大林以许诺"自由选举"换取了英美对苏联提出的"联合政府"建议的赞同。反法西斯大国合作是联合政府体制存在外部条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把人民民主制度看成是长期的当时还未用尽其积极潜力的模式。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与中国和平发展国际战略展望

“权力转移”理论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为研究视角, 认为权力转移是引起大国冲突的 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其实, 在国际体系中, 大国发展不平衡是普遍的规律, 因而权力转移也是 一个客观的现象, 它能否引起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新崛起的国家在一定的国际体系中所选择的国际 战略密切相关。中国选择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 争取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以“中国道 路”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崛起”并不必然伴生“中国威胁”。     

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化解

研究中美关系不仅要深入分析两国间利益的协调与冲突,而且要超越双边关系,将其放在整个国际体系结构中考察。中美关系固然十分重要,但它只是国际体系整体的一部分,并受到国际体系内在规定性越来越多的规范和制约。由于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及各自利益需求的明显差异,中美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结构性矛盾,并在一个时期以来主要表现为中国力量上升、利益需求扩展与美国维护其霸权安排的深刻冲突。这种矛盾的发展变化不仅以冷战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动为背景,而且其本身就是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结构特征甚或缺陷的反映。中美关系没有也不会按照矛盾冲突的逻辑单向和极端发展,因为在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逻辑之外还存在着日趋增强的约束力量或约束逻辑,国际体系结构的复杂化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大国间协调的需求,曾多次将中美关系从严重冲突的边缘拉回,也会继续推动两国共同利益的增加,并将迫使两国一起承担必须担当的责任。     

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 ———当代中国的身份诉求与实践建构

1949年以来在国际体系、国内体系以及决策者几个层面力量的综合影响下, 中国的 国家身份几经转换, 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到第三世界国家;从一个革命性的体系外国家到现实 国际社会的一员, 从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到积极承担责任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20世纪90年 代中期以来,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 履行国际义务, 维护国际秩序, 开始积极构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身份。当代中国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 必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 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