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中的美同亚太地区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新定位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奥巴马上台后中关关系大起大落，两个《中美联合声明》对中美关系作出新定位，但是奥巴马政府又在积极实施亚太地区战略调整，高调重返亚太地区。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从“接触加遏制”向“合作加牵滞”调整的新取向，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背景之一是，中国迅速和平崛起，亚太地区力量平衡状况出现重大变化，美国需要做出必要的回应。美国亚太地区战略调整不能简单解读为战略围堵中国。但要落实中美两国“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需要两国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依然存在战略互信基础脆弱的局限。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以其鲜明的特点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作为仅存的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为了保证其战略目标的实现，适时调整其亚太战略。无论是布什政府的“扇形结构”，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新太平洋共同体”，都是要确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主导权。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作为美国亚太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华政策也相应地发生一系列变化，“制裁接触”和“全面接触”分别为其两个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影响了中美关系，但是，中美关系作为冷战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仍将继续向前发展     

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新冷战”抑或战略合作重启?

美国肆意对华打压,使中美关系有滑向“新冷战”的风险。但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和经济相互依存、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其他各国力量的牵制,使中美仍有避免“新冷战”、重启战略合作的可能。基于对全球事务管控以及美国自身长远利益的考虑,美国新政府有可能会策略性调整对华战略。对中美战略合作路径的探索表明,两国既要保持经济合作大局的稳定,也要尝试在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50年

自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之内的中美关系经历了1972—1989年、1989—2017年以及2017年之后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制衡、塑造与争胜先后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逻辑核心。在第一阶段,美国对华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借重以制衡”,即借助中国来平衡苏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被美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在持续时间最长的第二阶段,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通过“接触以塑造”,希望塑造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以及对外行为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一度被美国视为潜在的战略伙伴。在2017年以来的第三阶段,美国试图通过“竞争以制胜”,防止中国的发展超越美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的中国以及中美关系全面转向消极。50年来,中美关系经历过两次转向和重构,目前第二次转向和重构仍在进行中。过去50年,中美关系总是关系到美国全局性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涉华部分超越党派之争,有着较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很多议题和提法都长期存在,或者早有伏笔。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的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中美关系的合作面和竞争面都有明显增长,但竞争面的比重大幅上升。     

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根本目标是在国际格局中确立其单极战略坐标,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自由市场经济”和其价值观。美把反恐和维护国家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推出“先发制人”战略,以打击恐怖主义和所谓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无赖国家”。与此同时,美相应调整对大国政策,促进合作。在此背景下,美对华政策定位积极因素增多,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渐成主流。但美对华政策中消极因素仍然存在,中美关系仍存在挑战。本世纪头20年,国际形势有严峻的一面,但从总体看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及其困境

顶层大国实力占比面临“关键门槛”时，霸权国为维护霸权地位有可能对崛起国施加“战略阻断”行为，动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种手段对其崛起进程予以阻断。崛起国对霸权国GDP占比存在60%到80%两个“关键门槛”，二战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一般选择在60%门槛前后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自2018年3月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始，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先后以极限施压和“高强度竞争”对中国实行了两轮全面遏制打压，造成中美关系深度恶化。这是霸权国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的最新案例。由于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逆转和对美实力占比已经越过3/4线，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实际上已经陷入困境。在充分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并推行成功外交，能够有效反制霸权国的“战略阻断”行为，从而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和平发展大局。     

美国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

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界定了本国的核心战略意图，并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及其实践。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策略手段信念与安全战略动员，能够塑造国家安全战略实践的政治过程。领导人所受结构约束的程度与战略情境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其国家安全战略塑造能力的重要因素。拜登对美国国家安全环境持有负向认知，将国家安全威胁来源主要界定为“挑战现状”大国与全球安全议题，并因此力图实现美国在安全、经贸与价值观维度优先的目标，进而倾向于采取低安全议题、价值观外交以及后发制人式与多边合作式的安全战略手段。拜登不仅在战略议程设置和安全团队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而且当前美国面临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也确保其得以高效输出自身的战略理念。通过将拜登对俄罗斯、中国的安全信念与当前美国对外政策进行匹配，可以验证领导人塑造安全战略能力的推论。系统分析拜登总统的安全观，并对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现状与趋势以及思考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具有启示意义。     

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调整冲击中国外交与安全

2011年东北亚局势出现了历史性新发展，其中尤以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影响最为深远。“新军事战略”调整全面“转身亚太”；军队转型能全面应对“后后冷战时代”美国军事与防务需要；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评估”重新定位，也是为了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资产（盟友关系）不会流失，还有奥巴马政府出于2012年大选需要而表现出的对华政策强硬。美国“亚太转身”对中国的冲击非常明显，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合作，甚至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潜在对抗都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在延续中有所调整,与冷战后历届总统相比,甚至与自己执政初期相比,战略目标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在战略议题、战略手段方面都出现变化。美国通过外交、军事和经济等综合手段强化了领导亚太地区的能力和意愿,其基于地缘政治的战略布局转为指向威胁的战略布局。美国战略重心的全方位转移与中国因素和中关关系具有关联性,中国是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缘起和重要内容。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地区外交战略带来新挑战。     

美蒙关系持续升温对我国安全战略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蒙古适时调整了其安全战略，积极发展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和联系。地缘因素是蒙古安全战略调整的基础，其“多支点”外交政策的实施为美蒙关系的突破发展注入了强心剂。美蒙政治、经济关系的不断发展并持续升温，特别是两国在军事领域内的密切合作对于中国的战略安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将可能对我国国家安全产生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对当前中美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几点看法

江泽民主席去年１０月访美，使正处于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实现了方向性转折。今年６月，美国克林顿总统访华，是中美关系中的又一件大事。美国对华政策侧重点出现新变化，在最关键的台湾问题上，也随之有了微妙变化。美调整对华政策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安全战略思想出现重大变化和中国全球战略地位上升等。中美关系前景：美将继续实施“全面接触政策”，对反华势力予以遏制；不会放弃对中国采取防范和遏制举措，具体问题上会有碰撞；美国内政策可能继续产生负面影响。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只要中美两国抓住机遇，共同努力，就能把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带入新世纪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2010年5月27日,奥巴马政府正式公布了其上任以来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国家战略进行了大幅度调整。这种调整是对其前任国家安全战略的延续与改造,对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中美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随着美国主流思想对中国的认知趋于客观和中国对美国战略判断的变化，中美关系发生了由“安全主导型”向“复合相互依赖型”的战略转变。这是中美关系近些年持续好转的结果，也是未来继续前进的基础。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美国新自由主义正在逐渐主导奥巴马政府的外交观念，使得中美关系面临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机遇期。由于中美之间尚缺乏令双方满意和国际社会认同的合作平台或机制，两国间也不排除出现风险的可能。     

安全制度如何分化对手联盟

分化联盟是改变国家间实力对比的一种重要方式。现有研究围绕“楔子战略”这个概念系统论述了分化对手联盟的方式和机制，并提出了“奖励型楔子战略”和“强制型楔子战略”两种主要类型，两者均强调借助物质力量进行分化，可统称为“物质型楔子战略”。除此之外，由于联盟以竞争性安全理念为内核，而部分国家基于避免冲突和降低成本的考虑会在特定时期偏向合作性安全政策，因此分化国可以将差异化的合作理念作为切入点，即以“理念型楔子战略”实现对对手联盟的理念分化。理念型楔子战略旨在通过影响和改变目标国的安全理念来削弱其对联盟价值和功效的认知，从而间接促使其疏离联盟。当分化国对目标国不构成严重威胁，分化国在目标国关心的安全议题上具有较强的话语权，且目标国与部分第三方国家在该议题上持相似的政策立场时，分化国以理念型楔子战略为手段分化对手联盟。安全制度是实施理念型楔子战略的主要平台，分化国可以利用安全制度提出合作性安全倡议，或者提出解决目标国重视的安全问题的合作性方案，以此为目标国提供联盟之外的替代性安全手段，进而削弱联盟对目标国的战略价值并降低对手联盟的合作水平。苏联在冷战时期提出的欧安会倡议是实施理念型楔子战略的一次具体实践。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构想”评析

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构想”是为了应对世界大变局,替代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保持有利于美国的地区战略平衡。其主要特点包括：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和“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导下,加强印太地区联盟和伙伴体系;构建“美日澳印四边形安全合作机制”;形成有利于美国的印太地区经济关系。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构想”将增加美国联盟体系的内在矛盾;美日澳印四边形安全机制面临印度弱角问题;“印太战略构想”目标与财政资源不相称;战略目标之间自相矛盾。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构想”将进一步增加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竞争性;向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发出错误信号;有利于日本加强自身军事实力和扩张海权势力范围。     

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试析美国国土安全政策的变化与影响

早在“9·11事件”前 ,美国国内就对其国土安全面临的包括恐怖袭击在内的各种新型安全威胁进行过广泛讨论 ,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加以应对。“9·11事件”进一步证实了美国国土安全所面临威胁的真实性和严重性 ,并促使其大幅度调整国家安全战略 ,将保卫国土安全作为一项中心任务而加以战略规划。这一调整对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 ,值得长期关注和重视。     

美国“印太战略”的调整与中国周边外交的因应

中共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周边作为中国外交优先方向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念与实践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效应相互叠加的背景下，美国通过调整“印太战略”收紧对华政策，不但导致中美关系严重倒退，也使中国周边环境受到了强烈扰动。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推动的“印太战略”摆出了“常山之蛇”阵势，这一战略在手段运用和地域分布上存在多点布局、缺乏重心的缺陷，很难充分发挥美国联盟体系的整体力量。然而，它仍对中国周边环境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周边地区主要行为体随美国战略调整而出现的因应策略变化，给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在中美矛盾激化背景下，中国需要更加重视经略周边，这要求中国转变周边安全工作思路，实现从维护周边稳定到塑造安全秩序的思路转变，强化对周边秩序的塑造和引领能力，打造中国周边安全架构的伙伴支撑体系。     

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过去、现在与未来

以共同威胁或以共同利益为战略基础是发展中美关系的两条主要道路.冷战期间,以反对苏联威胁为主的中美关系战略基础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反恐期间,以对付恐怖主义为主的中美关系战略基础具有相对的短暂性和脆弱性.美国反恐战争结束后,中美两国应考虑从共同利益中确定发展未来中美关系的建设性战略基础.经济互赖当是中美关系新的战略基础的首选.     

“9·11”事件后美国反恐战略的演变

“9·11”事件使美国本土绝对安全的神话被打破，直接改变了美国对安全环境和现实威胁的判断，“反恐”迅速成为美国国际战略的主轴。“9·11”事件六年来，美国反恐战略历经了继承、重塑、调整、完善四个阶段，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反恐战略以及相关的反恐机制与措施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