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和外贝加尔发展的新计划

在经济关系方面俄罗斯正在越来越大程度上转向亚太国家。一百多年来至少发生了三次“向东转”：上世纪20年代远东被迫主要面向亚太国家；60—70年代，在发展补偿贸易和边境合作范围内发生新的有计划的“向东转”；现在，我们看到这种“转向”的新阶段。     

韩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的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起步，经过70、80年代的迅速发展，经济实力得到大幅度提高。伴随着工业化的实现，韩国开始逐步建立和完善本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但是这些不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有许多方面不适应或者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欧盟的反恐机制

欧洲的恐怖主义活动由来已久，至20世纪60年代末呈泛滥之势，为此欧洲国家不得不积极应对。伴随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欧盟反恐机制也相应形成，尤其是“9·11”事件以来，欧盟反恐机制大大强化，对欧洲国家乃至整个区域的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欧盟反恐机制也面临诸多方面的挑战。     

新保守派和布什全球战略

一 美国新保守派,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60年代美国侵略越南战争在美国国内激起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对整个社会的深刻影响,在美国历史上仅次于19世纪60年代南北内战所留下的影响。反对越南战争、黑人民权、妇女争取平等、文化多元化等运动风起云涌,激进自由主义者质疑美国制度,否定传统价值观。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一批原来参与过反战等运动的民主党内激进自由主义者,转而走到这些运动和思潮的对     

新加坡威权政治：特征、基础及其走向

新加坡的威权政治是一种现代型的集权政治模式。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新加坡政府以集权主义的现代形式去推进国家建设，以勤政务实的现实主义态度去解决不同时期的历史课题，将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的行为纳入一种既有传统精神又有现代气息的政治秩序之中，使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又能维持社会的政治稳定，创造了举世称道的“新加坡奇迹”。新加坡威权政治及其演变，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建设而言，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     

东盟迎接“亚太世纪”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惊人，继日本之后，新加坡、香港、韩国和台湾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继“四小”之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的经济发展速度呈加快趋势；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势头，而且总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均为世人所瞩民所有这些都向世人表明，这一地区是当前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十分巨大，以至有人断言，下个世纪必将是“亚太世纪”。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剧变中，即将来临的“亚太世纪”既给各国带来机遇，也对各国提出挑战，如何趋利避害，争取主动已是…     

日本战间期“金解禁”问题初探

20世纪20年代，日本经济是否执行“金解禁”政策成为日本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二战后，日本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但仍然存在重大分歧。本文依托日本经济史研究的既有成果，对金解禁的历史背景及其对日本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日本政局对金解禁的影响进行了尝试性的论述，并力图对井上准之助的金解禁政策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安全与发展：菲律宾对华政策研究

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的中菲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对华“隔离”；60年末到90年代初期马科斯和阿基诺总统期间的缓和、建交与发展时期；拉莫斯以及埃斯特拉达总统期间中菲关系的反复与进步，以及21世纪以来中菲关系的黄金时期。半个多世纪的中菲关系经历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虽然屡受一系列问题的困扰，但始终向前发展。从意识形态到实用主义，从重安全到重发展，这既是菲律宾外交政策的转变，又反映了菲律宾对华政策的脉络。     

新身份·新利益·新外交——对中国新外交的建构主义分析

本文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对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新外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在分析中国新外交“新”在何处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新外交首先反映出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即中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已从境内扩展到周边乃至整个世界,而且从主要追求物质利益、经济财富到国家形象与经济利益并重。而中国对国家利益认识的变化又是中国国际身份认同转变的结果。中国的国际身份正在由一个注重经济利益、独善其身的发展中国家逐渐成为一个注重发展软实力、兼济天下的“负责任大国”,其主要表现为:中国开始成为一个自信的国家、一个倡导合作的国家和一个积极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国家。     

东亚国际劳工移民的流动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向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日本雁行模式推动下，东亚地区内的贸易总量和投资规模不断增大，经济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由此带动了区域内国际移民劳工的流动。东亚国际移民劳工是指该地区内的劳工为了就业的需要从出生所在国或居住国迁往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从迁移时间看，既包括短期合同性移民劳工，又包括少数事实上的永久性国际移民劳工；     

"外围国家"上升为"中心国家"的历史经验考察——以美国和巴西为例

独立后至20世纪30年代巴西经济实行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虽然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巴西经济的发展,但并没有使巴西摆脱"外围国家"(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至70年代巴西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形势采取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同样也没有缩小与"中心国家"(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仍然处于第三世界。而同时期的美国在独立后开始实行保护主义进口替代,有效地保护了国内工业,美国也由此在20世纪初期迅速成为"中心国家";至20世纪70年代全面自由对外贸易进一步巩固了美国"中心国家"的地位。     

解析非洲"政变年"

一非洲是世界上发生军事政变频率最高的大陆,从20世纪60年代起,非洲已经发生过接近280次政变或兵变[1],有10多个国家发生过10起以上的军事政变,80年代非洲一度有20多个国家的政权为政变军人控制。频发的军事政变使非洲国家政治动荡、经济凋敝、百姓生活困顿,国际社会和非洲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军事政变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是阻碍非洲发展的痼疾之一,必须加以防范和遏制。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认为: “帮助非洲结束战乱和实现和平是联合国面临的三大挑战之一”[2]。 从20世纪80年代末非洲实行民主化和多党政治后,有42个国家举行了多党选举,通过民选方式获得政权逐     

反思、探索、前瞻——《转型时代》（丛书）评介

社会转型研究是大约最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新兴的一门学科知识领域。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里，几乎在世界各地都相继出现了一股民主改革的浪潮。首先是自70年代中期开始，南部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欧洲最后几个权威主义政权发生了更迭，随即拉丁美洲前殖民地国家的军人独裁政权也相继倒台。80年代中期发生在菲律宾、韩国的政权更替则宣告了东亚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开启；而紧接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这股民主化浪潮发展到了顶峰。     

中东政治伊斯兰发展走向

政治伊斯兰以充满活力的方式展现在20世纪的人类宗教、政治和社会舞台上.它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末,历经数十载曲折发展,终于在70年代末因伊朗伊斯兰革命而达到高潮,并在中东乃至世界其他穆斯林聚集区呈蓬勃蔓延之势.本文从现行政治体制下、现行政治体制外和取得国家政权三个层面对政治伊斯兰在20世纪的作为予以综合性的回顾,并对其在21世纪的可能走向提出了某些倾向性看法,认为政治伊斯兰还将继续存在,其形态、趋向和功能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主权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所实行的政策.     

日本区域合作战略新动向与东北亚区域合作

正目前,在欧盟和北美区域经济合作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亚太地区成为新的区域经济合作热点。日本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也更加重视东亚以外的其他亚太国家和地区,这种变化必然会对东北亚乃至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深刻影响。一、日本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新动向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才开始探讨双边和地区FTA的可能性,并且其相关部门陆续     

非洲国家政局稳定与经济发展问题

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非洲大多数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之所以走着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呈现严重滑坡的现象,其中政局稳定与否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实现政局稳定和社会和平是非洲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目前,非洲总体趋向政治稳定、经济复兴。     

睦邻友好合作双赢－－展望21世纪初的中越关系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越关系几经起伏,可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友好、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非正常时期和90年代以来的正常化.期间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世界和地区局势不断发展变化,越南是中国重要的周边国家之一,我们展望一下中越关系发展的前景是很有必要的.     

“雁行模式”与东亚地区产业分工的新变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经济在不同阶段依次相继起飞,其经济起飞的主要原因之一缘于东亚分工模式———“雁行模式”。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中国、韩国等部分国家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雁行模式”的分工排序。在未来的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资本、技术主要提供者的日本能否继续发挥领头雁作用,人们将拭目以待。     

日本企业应对日元升值的策略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旬的近30年中,日本经历了4次汇率剧烈波动的冲击,但事实上,日本的贸易顺差却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继续增加,其背后的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为了应对日元升值,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措施,调整产品结构、转向海外生产、海外并购、开展外包业务、加强产品质量管理、降低成本,以应对日元升值的压力。     

试论“南洋姐”的生存实态及历史定位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南洋姐”席卷世界上大部分的卖春市场,对她们人生命运的悲剧性解读,构成“南洋姐”研究的主流视角。但事实上,“南洋姐”奔赴海外,多多少少是一种主体性、主动性的选择。将“南洋姐”视为“被剥夺主体性的女性”,是很难准确捕捉到历史的全部真实的。“南洋姐”以娇弱之躯,在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同时,为近代日本的海外扩张开辟了道路,也为日本日后的“南进”运动奠定了第一座坚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