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周边: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新起点

从地缘因素的角度看,建设和谐周边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最为关键。提出推动建设和谐周边,是当代中国顺应周边发展潮流并基于自身国情而做出的战略选择。建设和谐周边是一项有章可循的系统工程,可以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区域机制等领域有序展开。建设和谐周边,必将推动中国周边外交战略迈上新高度。     

朝核问题视角下的东北亚安全

冷战后,自从朝核问题出现以来,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朝核问题已然成为东北亚安全的焦点与核心。基于东北亚的区域特点和安全形势,朝核问题的地区解决方式应该是比较稳妥、长远、符合现实的,同时需要地区内主要大国的推动以及双边与多边机制的结合,重要的是在区域的核心点上将朝鲜纳入国际社会的发展轨道。然后,在这些原则基础上去探索东北亚安全机制建构的路径。     

阿富汗问题与上海合作组织

阿富汗问题是影响欧亚大陆国际战略以及地区安全格局的一个焦点问题,也始终是上海合作组织客观上难以回避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近年来,美国奥巴马政府的阿富汗战略展开重大调整,但阿富汗局势及其对中亚安全形势的影响再趋严峻,上海合作组织对阿富汗问题的政策和作为也日益凸显出其重要性和迫切性。上海合作组织必须推出与时俱进的阿富汗问题新战略。上海合作组织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政策取向主要从改善安全环境、推进政治和解、参与经济和社会重建、加强国际合作四方面入手。在阿富汗问题上上海合作组织可以有所作为,但要恰当定位,把握好度,循序渐进。     

中亚安全形势的变化及其影响

2014年以来,中亚安全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塔利班频频越境袭扰,"伊斯兰国"不断向中亚渗透,加之跨境贩毒的有增无减使得中亚面临的安全压力不断增加。中亚安全形势变化的背后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其中既有美国对中东和阿富汗政策调整的因素,也有中亚国家自身政治经济军事体制转型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反应,此外还与中亚地区复杂的历史和民族问题有关。中亚安全形势的变化不仅迟滞了中亚国家的社会政治转型进程,还对参与该地区博弈的俄美欧等大国,尤其是对俄罗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及即将实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也带来了较大的挑战。虽然目前中亚安全形势总体上仍在可控范围,但是中亚安全问题解决的前景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中短期内中亚的安全形势难以大幅改观。未来,我们必须要从多边、双边和个人等多个层面入手,加强国际合作,以有效应对中亚安全问题对中国的威胁。     

澳大利亚-印尼海上安全合作:动因、现状与影响

澳大利亚和印尼作为海上近邻,共同面临着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如非法捕鱼、人口走私与恐怖主义等,加之两国顶层海洋战略设计的契合,两国开展了海上安全合作。澳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兼顾双边战略框架与多边安全架构,同时在务实领域密切合作。两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已取得一定成果,在海上安全能力建设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了常态化合作机制。两国的合作关系呈现出合作领域主权敏感性低、供给不对称以及机制化程度低等特征。总体来看,澳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对中国周边海上安全并不构成直接威胁,但中国仍需密切关注其发展。     

参与和培育国际关系的制度建设

在当今美国一国独大的现存国际秩序下, 不做挑战者也不做追随者应是中国大国外 交的原则。它的着力点是努力培育和营造国际关系的制度建设。这既包括在现有多边国际机制中 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正当性, 在大国间健全联系机制, 也包括努力培育新的安全机制及相 互协助。中国周边外交是中国全方位外交的相切点。中国外交应在培育区域安全机制和加强区域 经济合作中与周边国家实现经济依存和安全信任。     

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挑战与对策

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经历周边利益共同体、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周边命运共同体三个阶段,其中周边安全共同体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周边安全共同体构建面临权力竞争、机制竞争和观念竞争等主要挑战,需要循序渐进,从观念共识到共同行动,从机制对话到机制协调,从大国协调到机制统筹,最终推动周边安全共同体的实现。周边安全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的良好运筹,中国应该通过"双重协调"战略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几个发展方向问题

自2001年成立至今，上海合作组织在7年的时间里迅速壮大，国际声望与日俱增。与此同时，该组织的发展也面临很多难题，其中既有战略上的困惑，也有技术操作上的困难。当前上海合作组织面临一些发展方向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一是关于上海合作组织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二是关于该组织的机构设置和机制问题；三是各具体合作领域的发展思路。     

上海合作组织对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为我国构建稳定的中亚地缘政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合作平台，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上海合作组织对中国推动多极化世界格局的进程、与其他成员国合作建立区域安全体系，以及利用和开发中亚重要的战略资源和市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视角下的周边安全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宏观目标是谋求构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FTA网络,在维护国家主权、确保国家利益的同时,营造一个有利于经济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的国内外安全环境。与宏观目标相呼应,中国的此项战略在周边地区的深层次目标乃是要打造基于FTA网络的周边安全架构,保障周边市场安全、周边交通能源安全、台海安全等相关领域的安全,以利于有效应对和解决周边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     

“东向行动”下印越合作新发展及其对华影响

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当选后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期望凭借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地缘优势,寻求南亚霸权的同时,向东扩展自己的战略利益。基于地缘政治和区域战略的需要,越南成为莫迪政府的“东向行动”政策的重要战略支持,两国不断推进多渠道的联系与交往,并逐步发展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双边和多边层次上加强政治、军事、安全、经济等多方面的合作。尽管印越两国合作是基于战略和安全的现实需要,但由于两国均为中国邻国,且当前两国仍与中国存在着领土争端,因此在战略上相互借力,平衡中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就成为两国发展伙伴关系的重要目标,印越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造成了影响。     

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及其视域下的周边安全CSSCI

传统上认为,随着区域化推进会带来区域安全改善。然而,区域化也可能与区域安全恶化相伴,这便是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不成熟区域化与成熟区域化,区域化意向与区域化现实,构成了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两对概念。由于区域化与安全化悖论的存在,周边安全并不一定会随着周边区域便利化与一体化而出现改善,在一定时期内,周边区域行为体的身份危机、周边区域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聚集、周边秩序与中心秩序的时差效应、周边与中心的"态叠加",可能会使周边安全随着周边区域化的推进面临新的复合型安全冲击。有鉴于此,需要我们对周边安全进行针对性的思考并不断提升应对周边安全的策略。     

制度视阈下东盟区域安全机制建设路径研究——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例

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安全形势趋于缓和。东盟加强制度建设,在区域构建以东盟地区论坛为核心的大多边、小多边和双边的安全机制,深化了与周边国家的对话和安全合作。然而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位,当前东盟地区论坛面对从国家、国家间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的制度限度,使其安全机制建设步履维艰。为此,可沿路径依赖方向对东盟地区论坛进行制度建构,也就是推动东盟地区论坛从异质走向同质、从低领域到高领域、从弱安全机制到强安全机制。     

中国安全外交与地区多边机制

中国安全外交的界定具有内涵与外延不断演进的历程,反映了中国应对国内安全问题时所承受的外交压力,并因此而采取的因应新安全观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政策措施。中国安全外交体现了中国综合运用外交手段应对和解决国内外安全问题的新思维,超越了将安全问题与外交手段简单结合的传统思维,满足了当前形势下各国处理全球性安全问题的新要求。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下对国际和国内安全治理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国家安全、传统安全和联盟安全,增强了对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认识。中国在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地区多边机制中的安全外交具有一致性特征,反映出中国试图促进更为包容、更加有效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消除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对地区安全形势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安全外交也处于快速演进过程中,效果已经逐渐显现出来。随着中国提出并逐渐充实和完善亚洲新安全观,中国安全外交也将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东盟安全合作的综合化

中国—东盟伙伴关系启动20年来,双方安全问题日益综合化,表现出多领域、多层次互动的综合安全格局。这决定着中国—东盟安全合作呈现出综合化的发展,即以"伙伴关系"框架内"大多边"为制度中心、"小多边"和"双边"为内部支撑,以"区域"、"区域间"和"全球"等更大的多边为外部促进的多层次互动格局。这一合作也存在一些明显问题,最重要的是弱制度及其局限。由此,建构一种更具内聚性、操作性和实效性的合作安全机制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制度选择。     

美国“印太战略”的调整与中国周边外交的因应

中共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周边作为中国外交优先方向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念与实践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效应相互叠加的背景下，美国通过调整“印太战略”收紧对华政策，不但导致中美关系严重倒退，也使中国周边环境受到了强烈扰动。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推动的“印太战略”摆出了“常山之蛇”阵势，这一战略在手段运用和地域分布上存在多点布局、缺乏重心的缺陷，很难充分发挥美国联盟体系的整体力量。然而，它仍对中国周边环境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周边地区主要行为体随美国战略调整而出现的因应策略变化，给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在中美矛盾激化背景下，中国需要更加重视经略周边，这要求中国转变周边安全工作思路，实现从维护周边稳定到塑造安全秩序的思路转变，强化对周边秩序的塑造和引领能力，打造中国周边安全架构的伙伴支撑体系。     

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关系之分析

水资源安全关系已经是中国对外关系,特别是周边关系构建的重要内容。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关系主要受水资源相对短缺与对跨国界水资源的依赖程度、国际流域中国家间的整体关系、地区环境与水资源开发利用重点以及中国国内跨国界水资源安全战略与管理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水资源安全关系的构建与复杂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其内容涉及水质保护、水资源分配、水资源开发、水域环境保护、水资源管理和区域发展等方面。中国与十个周边国家尚未出现明显的水资源安全问题,但与七个周边国家存在语言性冲突,同时也存在水资源合作关系。目前,中国和周边国家在水资源安全关系上是一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关系,呈现出"低冲突-低合作"的结构状态。周边国家为改变这种结构状态下的水资源利用的"不安全感",正在联合某些域外国家在水资源领域形成一种制约中国的潜在联盟,由此对中国的周边关系和安全环境形成负面影响。未来中国应充分发挥水资源的战略"抓手"作用,构建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需要的水资源安全关系,利用好"亚洲水塔"的战略地位,把握水规则制定主动权和制高点,制定水资源安全战略,建立科学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开辟周边外交新领域。     

和平发展视野下的中国周边安全

周边地区是影响中国安全与发展的主要外部区域,周边安全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外部必要条件和战略依据.21世纪初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在总体稳定的同时存在着现实与潜在的威胁和挑战.争取和保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系统工程,需进行深层次的综合思考和妥善谋划.     

亚太区域架构变动的现状与前景

冷战后,亚太区域架构深刻变动,显现出具有方向性的特征:区域行为规范从“西方中心”朝“亚太多中心”扩散;新多边主义正取代旧式多边主义;安全架构由双边联盟朝着以双边联盟和合作安全为导向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相互共处方向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大国协调成为构建亚太区域新型大国关系的先导;区域经济架构从双轨制向并轨方向发展.亚太区域架构转型迄今仍未尘埃落定.它对美国主导的旧式区域架构和东盟共同体建设都带来挑战;对中国而言则是兼具风险和机遇,中国应该在区域架构建设中有所作为,成为机制重构的积极建设者.     

2010年的中国周边安全形势——《2010年的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研讨会》选辑

2010年12月23日,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2010年的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研讨会,来自在京各权威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高校的近3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会上,专家学者们总结和回顾了过去一年的国际形势尤其是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深入探讨了未来国际形势及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趋势,并对许多重大国际热点问题进行了研究。现将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选编刊登,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