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思潮》专题之六 全球公益论

冷战结束后,南北差距扩大、民族矛盾加剧、地区冲突此起彼伏、生态环境恶化、金融危机泛滥等问题都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安定因素。全球化浪潮引发了反全球化运动,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激发了极端民族、宗教组织的崛起。在各国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共同探索解决上述全球问题的同时,人们看到的却是更多全球问题的出现。可以这样说,地球在空前变“小”的同时,我们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却在空前地变大。 如果地球是一个“理想国”,只有一个“全球政府”来“治理”(Governance)的话,诸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就会容易得多。但目前民族国家仍是国际社会的主体,各国国家利益相互交错冲突,“丛林法则”仍在发挥重大作用。有识之士指出,要真正遏制全球性问题的增长趋势,需要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利     

全球化与和谐世界

人类社会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带来全球性问题, 需要科学、理性、民主的 全球治理。中国主张“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外交的 新思维, 是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的新主张、新理念。     

计算机网络犯罪情况及各方应对措施

随着全球信息革命和因特网迅速普及,网络空间中的计算机网络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对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如何有效打击计算机犯罪,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国内法律环境,已成为世界各国从战略高度关注的全球性课题。     

“后时代”的形成及其特征

本文论述了长期以来西方单边控制、少数垄断、实力说话、优越救世的“前时代”将被以多为主、共同经营、富裕普世、民主治理为特征的“后时代”所取代,传统国际体系的核心和边缘结构已经发生变化,这不仅表现在战略安全领域,还更为清晰地表现在全球经济金融领域.“后时代”将因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更加趋同,在重大国际事务上不再是单边、单轨制的半个世界,而是由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参与、合作、竞争、较量所构建起来的一个均衡、公平和完整的世界.     

全球化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十大影响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这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形象写照。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益明显。特别是，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又加速了全球范围．的资金流动，扩大了国际市场，从而促使各国经济更加开放，走向国际化。全球性贸易往来、资金流动和技术革命，正在推倒各国的经济壁垒，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整体。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并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着重大影响。一、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世…     

《国际政治黄皮书:2001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读后感

在人类社会告别 2 0世纪之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了由李慎明和王逸舟任主编的《国际政治黄皮书 :2 0 0 1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该书是国内学术界第 1本总结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年度报告 ,因而在同类著作中引人注目。本书除总论外 ,还设立了“大国关系”“第三世界研究”“周边安全形势”“军备与军备控制”“联合国研究”“区域组织与政治”“全球性问题”“各国政党”“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理论”“重大专题”和“国际政治与安全大事记”1 2个栏目 ,基本上涵盖了当代国际政治与安全的主要领域。据主编介绍 ,上述栏目的研究方向和…     

全球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绿色新政”

地球变暖是历史上迄今为止人类所遇到的最大范围的公共问题，也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以地球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安全问题，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给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直接影响公众生命财产安全，深度触及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卫生安全和全球安全。为了妥善应对和减缓气候变暖，克服当前的经济衰退，世界各国正在开创一种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这一新政旨在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投入和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这既是应对地球暖化、维护气候安全、化解当前经济危机的必要举措，也将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立论基础、内在逻辑与实践原则

进入新时代，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与命运的“高度关联性”是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时代背景和立论之基；多极化格局下国际秩序和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构性”是其得以践行的必要条件；安全以及发展利益的“非零和性”是其在国际交往中实践的根本性保障；国际合作的“扩散互惠性”是其实践动力；国际交往的“道德性”从观念层面为其提供了道义支撑。共商、共建、共享三者在逻辑上互嵌、内容上互构、体系上互济，是一个体系严密、层次清晰的科学理论体系。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蕴含明确的实践原则，即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公正合理为方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增加全球公共产品投入为路径发挥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率作用，以开放包容为特征打造全球治理多元叙事体系。     

经济全球化、人的安全 与治理

人的安全是人的发展之重要条件，它包括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人的不安全性，具体表现在全球性生产、人口迁徙、生产的新模式、传统领土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资源竞争、相互依赖与领土主权原则之间的冲突，对人的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难以单独有效地应对人的安全的难题，在人的安全治理上不仅需要国家的治理结构，还需要一个以人的发展为原则的全球治理结构。面对人的安全，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以合作姿态来帮助相关国家解决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作为超国家主体干预发展中国家；它是一种经济、社会的全面治理结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安全结构；治理的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但是，目前由于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使得在全球范围内的治理效果不彰。要改善人的安全的治理结构必须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民主赤字”。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浅析后危机时代的国际格局和秩序

金融危机不仅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而且对国际格局、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已经并将继续造成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国际力量对比及大国之间相互关系发生变化；推动了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的改革；促进了国际体系内部结构的变化。但是，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未发生改变：G20已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讨论应对重大国际问题的主要平台，而G7和“金砖四国”将分别成为两大力量在这个平台中协调立场的核心：欧洲将是多极化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中国将长期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国际体系的变革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将始终充满着激烈的斗争和较量。     

后哥本哈根时代的中国“碳外交”

哥本哈根会议揭开了“碳时代”的序幕，并有可能形成一个以“碳实力”竞争为核心的国际格局。“碳时代”的全球治理正在逐步瓦解由某一国家全面控制全球事务的可能性，促使各种国际行为体在公共平台上建立“碳责任”与“碳实力”之间的平衡。“碳时代”仍然是实力政治，中国“碳外交”的着眼点应是：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增强自身的“碳实力”，积极履行减排承诺，维护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不确定”时代国际安全的“确定性”重塑

国家始终面临着如何实现国际安全的难题，因而也向来偏好于获得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的“确定性”。不过，这通常会面临地区与国际形势演进“常态性”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在“不确定”时代，这则会体现得更为明显。“不确定”时代的“不确定”实际上表现为全球治理的“失序”，主要呈现在国际经济层面的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社会层面的民粹主义与国际安全制度性安排的“滞后”等诸方面。这些“不确定”因素深刻作用于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在影响国家实现国际安全的“自助性”和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同时，更使国际体系的“确定性”难有保证。因此，重塑国际安全并不能囿于哪一个范式的解释，它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国际战略议程，在重塑国际安全进程中依赖于经济领域开放、互惠互利的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建立，依托于全球范围内“积极有为”国际安全理念的共享，依靠于国际安全治理制度的“与时俱进”。而在国际安全实践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安全进程中所体现的安全实现路径则为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提供了一个经验性验证。     

新时代中国国际经济合作理念探析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国际形势，准确把握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国际经济合作新理念。新时代中国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丰富的内涵要义，包括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实现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建“一带一路”，开创国际经济合作新模式；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推进区域经济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等重要内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时代中国国际经济合作理念指导下，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取得突出成果，为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指引。     

时代主题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二战后,随着新的世界大战危险基本消失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潮减退,时代主题逐步从“战争与革命”转为“和平与发展”。 “冷战”结束以来,和平与发展进一步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时代主题更为凸显,内涵愈益丰富和深化。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初对时代主题做出新判断,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发生根本性调整。20多年来,中国一直顺应着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前进。中国逐步形成新安全观和新发展观,与世界各国谋求并扩大共识。中国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中谋求自身的发展,日益成为推进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因素。     

后疫情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基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的方式镜鉴了人类社会所面临“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层叠交错,并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供需鸿沟”。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各种要素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发生。其结果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国际秩序“漂流”、地缘经济秩序强化下的“经济主权”回归、机制碎片化加剧下的全球治理“肌无力”以及国际共识弱化下的“价值基石”瓦解等要素的交织共振,将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加剧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主义治理理论,实验主义治理被视为是不确定性情景之下,解决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借鉴实验主义治理的价值理念、运行机制及实践经验,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新思路。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价值理念和框架性目标的共塑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以治理机制灵活性的增强来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用、以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交换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自我学习、以国际评估的设置与完善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继而在渐进性探索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倍增的全球治理难题。     

全球公益论

冷战结束后，南北差距扩大、民族矛盾加剧、地区冲突此起彼伏、生态环境恶化、金融危机泛滥等问题都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安定因素。全球化浪潮引发了反全球化运动，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激发了极端民族、宗教组织的崛起。在各国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共同探索解决上述全球问题的同时，人们看到的却是更多全球问题的出现。可以这样说，地球在空前变“小”的同时，我们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却在空前地变大。     

"国家中心"现实主义的解读 --评《全球政治经济学》

“全球化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世界新秩序?这是各国学者和政治家苦苦探寻和激烈争论的重大问题,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大师罗伯特·吉尔平于2001年出版的专著《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新秩序》,可说是这方面最新的有益探索。     

东盟国家拯救纺织服装业的新策略与成效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盟国家相继发展纺织业,使东盟成为世界纺织服装重要生产出口基地。进入“后配额时代”以来,东盟各国政府和行业协会纷纷采取新的策略,拯救国内纺织服装业,使各国纺织品贸易基本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顺利渡过无配额“元年”,并出现重新定位的趋势。     

国际全球学的兴起与中国全球学建构

近二十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引发了许多超越传统民族国家概念和边际的问题,为阐释和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国际学术界兴起了一种被称为“全球学”的崭新学科和学术研究领域.这些全球性问题不仅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等相关学科,也与一些自然科学学科如信息科学、环境科学等密切相联,因此全球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在我国,“全球问题”研究被置于二级学科“国际政治”之下,相当于国际政治的一个分支或研究方向,这与国际上的“全球学”的学科范畴相比显然是有很大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