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潜在风险的多元化趋势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一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中亚地区在国际社会和相关大国的协助下实现了无核化,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成功解决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当以军事威胁为主的传统安全问题大大缓解后,中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就突出地呈现在各国政府面前。中亚地缘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生成的跨国性和地区性,仅凭个别国家能力很难有效治理。而中亚各民族国家曲折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错综复杂的关系,制约着地区各国建立起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致使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发酵、升温。这一趋势如仍不能引起中亚各国和国际社会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势必成为威胁地区安全的重要隐患。独立25年来,中亚各国高度警惕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蔓延的危险,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联合行动,"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得到有效治理。但存在于各国高度关注之外的民族关系、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等"非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仍然不断积累,并正在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负面影响。     

挑战与机遇:东亚一体化视野中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当前,传统安全威胁较冷战时期大为减弱,而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危害国家和地区安全甚至全球稳定的主要因素。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较为成功,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客观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非传统安全合作增强了东亚国家的相互了解与互信,培育了地区认同意识和归属意识,促进了东亚合作机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为一体化深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结构支撑。另一方面,东亚特殊的安全格局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矛盾使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蕴涵了重要机遇。     

论中日韩安全合作

中日韩安全合作可分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催生了中日韩合作,传统安全合作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扭转地区安全范式上有了初步成果。三国的实质性合作存在结构性机会,即非传统安全合作稳步推进的同时,以危机管理作为传统安全合作的突破口,非传统安全合作能够对其产生溢出效应。目前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相关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但能够通过高层沟通增加互信,向＂协治安全＂前景发展。     

非传统安全的基本特性及其应对

冷战结束以后,各国依据自己对国际形势演变的认识,先后提出了新的安全理论和安全概念。比较流行的是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前者强调安全的内容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概念,通常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后者强调各国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的必要性。这两种安全概念紧密联系。前者是安全的内涵,后者是实现安全的手段。然而,如何界定非传统安全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非传统安全的概念不断扩延,在有些情况下,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叉且界限模糊。随着地区安全合作进程的加强,各国政府致力于以合作和外交手段解决传统安全问题。然而,采用军事手段解决诸如恐怖主义这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也比较普遍。     

试析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

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正成为一个地区热点问题,美国、日本、东盟等域内外国家已经提出或正在推进相关的合作机制。从合作目标及合作紧密度方面分析,这些机制呈“多层次”结构,包括军事联盟性质的合作、有倾向的平衡合作、多边及双边合作和技术性多边合作等。从战略意图分析,美国及其盟国试图以传统安全合作机制调控该地区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进程,东盟则希望平衡各方力量,并借助大国提高自身安全能力。因此,在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建设进程中,充满了相互防范和激烈竞争的气氛。中国在该地区海域面临传统安全机制的结构性排斥和能源安全双重挑战,有必要在重视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以务实精神促进地区的功能性安全合作。     

试论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东盟国家间关系的推动作用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促使区域层次开始凸显为国家间安全合作的主要平台,安全地区化态势使地区合作成为一种新的安全、发展和战略思维。东盟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进展以金融危机为分界线,随后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爆发促使该领域的合作在地区层面展开。通过对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东盟国家合作的多层面分析,可以推断,非传统安全问题将在广泛领域内推动东盟国家间合作,而不仅仅局限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研究

近年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机制呈现“碎片化”特征,数量众多、不成体系、互不连属,造成了机制拥堵和功能重叠。南海多边合作机制“碎片化”和未形成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东盟声索国和域外大国这三类行为体各自牵头的机制多元共存,并对“谁的多边安全”“什么样的多边安全”“如何建立多边安全”这三个问题作出了各自的回答。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的整体架构,可将正在谈判中的“南海行为准则”作为“机制融合”的核心;同时,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一些原则、“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倡议融合到“南海行为准则”制定中;需要从高度紧迫且三类行为体尤其是中美都愿意合作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领域着手,并从已有的南海及其毗连海域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案例中获取经验。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的整体架构,相关国家应坚持四条基本原则：南海沿岸国寻求与域外大国的良性互动;打击跨国海盗和恐怖主义须作为优先选项;将提升海上能力建设作为重点;推进海洋环保和渔业资源管理的多边合作。     

澜湄合作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到平台化

澜湄地区的安全问题以非传统安全为主,涉及跨境犯罪、社会公共卫生、水与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犯罪等广泛议题,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与联动性的结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自2016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澜湄合作给予广泛关注和多视角研究,但对于该机制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还相对缺乏。长期以来,澜湄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属于“碎片化”治理模式,机制拥堵,治理政策、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分散,且缺乏持续性,导致安全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从合作治理内容、结构、参与主体等方面,推动了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步向“平台化”模式演进和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了澜湄地区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已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重点合作内容,未来澜湄合作需要在治理范式创新、多层平台搭建、早期项目设计和收获等方面完善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持续推动澜湄合作拓展和深化。     

东北亚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及合作模式

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在国际关系中的极度优先地位相对下降,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日益凸显。由于非传统安全拥有行为主体多样化、价值主体多层次、跨国性和嬗变性以及强调安全的合作性等特点,国家在该领域更易于达成合作。具体到东北亚地区,所涉及的问题领域包括金融危机、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非法移民、流行疾病等。尽管目前该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制度化程度还不高,但由于各国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东北亚国家必将通过现实可行的制度设计来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紧密合作。     

澳大利亚-印尼海上安全合作:动因、现状与影响

澳大利亚和印尼作为海上近邻,共同面临着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如非法捕鱼、人口走私与恐怖主义等,加之两国顶层海洋战略设计的契合,两国开展了海上安全合作。澳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兼顾双边战略框架与多边安全架构,同时在务实领域密切合作。两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已取得一定成果,在海上安全能力建设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了常态化合作机制。两国的合作关系呈现出合作领域主权敏感性低、供给不对称以及机制化程度低等特征。总体来看,澳印尼的海上安全合作对中国周边海上安全并不构成直接威胁,但中国仍需密切关注其发展。     

越南近海渔业及其对地区安全与合作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越南出于“海上安全”、经济社会发展、近岸渔业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需要,大力发展“近海”渔业。然而,越南“近海”渔业意在凸显其单方面“专属经济区”权利主张和对我国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的主权声索,侵犯了我国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将升温南海争端,损害地区传统安全,不利于共同开发和南海争端的良性发展;越南的“近海”渔业对南海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保护也有不利影响,但客观上可能促进南海非传统安全合作。     

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

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     

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模式探析

实现南海区域安全与和平、稳定一直以来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就南海局势展开对话与合作的重要议题之一。然而,现实中的南海安全局势却一再紧张,这表明南海区域安全制度性安排与安全秩序理念和现有变化、发展迅速的南海安全形势已经出现了不同步、不协调的状况。在过往长期的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实践中,东盟和中国作为南海周边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间集团和最重要的区域大国,以不同的方式,就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展开了对话与合作,并形成了各自富有特色的治理模式,"东盟模式"和"中国模式"。这两种模式从不同层次和多个渠道就南海区域安全治理进行了对话与合作,并在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效用。然而,目前南海安全体系呈现出来的脆弱性和南海区域安全现况却一再揭示,中国和东盟在南海安全区域间治理进程中还面临着不少现实的困境。为克服这些困境,更好地实现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中国和东盟应形成合力,为南海安全的区域间治理重塑一个相吻合的制度规范,共同构建一个相匹配的角色、身份与创造一个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内外治理环境。     

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在参与中东传统安全治理、化解地区冲突方面,中国始终推动对话协商,致力于公正合理解决中东热点问题,构筑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集体安全架构。在改善地区安全环境方面,中国抓住中东地区主要安全矛盾,顺应地区国家寻求缓和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取得了促成沙特与伊朗复交的重大成果。在参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方面,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同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共同安全破解独享安全、以综合安全破解分割安全、以合作安全破解竞争安全等理念和经验,在中东安全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 网络安全挑战与治理

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意图和政策走向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推进＂南进战略＂,高调介入南海问题,争夺海洋权益的政策倾向越发明显。野田内阁上台以后,更是积极与东南亚国家开展海上安全合作,谋划关于南海问题的多边机制。不难看出,日本的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是在从地缘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方面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这不仅使中日两国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也必将危及东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然而,对华政策又是决定日本外交成败的关键,中日之间的结构性问题是长期的,决定了中日关系将长期在曲折反复中前行,中日领导人之间的机制性定期会晤,将有助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     

马来西亚南海安全政策初探

南海分布着马来西亚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海域,是马来西亚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践在南海地区“维护海洋环境的稳定,不受限制地开发海洋资源和开展国际贸易”的战略构想,马来西亚通过建立和发展自主的国防力量,与区域内外国家开展有限的安全合作以增强在南海的防御能力,并通过各种途径巩固对南沙部分岛礁的占领,实现其在南海的主权安全和经济安全。马来西亚将南海视为其海洋利益拓展的前沿阵地,在南海问题趋于复杂化、国际化的背景下,马来西亚希望通过实施大国平衡战略,维持南海地区的力量平衡,创造对己有利的海上安全环境。     

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及其影响

东盟国家安全合作的目的是借助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以镇压内乱和加强边境联防,共同抵御边界和海上的各种威胁。东盟成员间的安全合作主要围绕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国建立信任措施、南中国海争端、地区低烈度威胁及军事和防务等领域开展。东盟的安全合作是积极防御性质的合作,它将有利于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     

北极地缘政治的多尺度特征——兼论北极问题与南海问题的本质不同

随着北冰洋海冰融化速度的加快,北极的国际关注程度逐渐增加,北极权益的争夺也愈演愈烈。由于北极地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北冰洋沿岸国和非北冰洋沿岸国都试图寻找符合本国利益诉求的战略定位,因此导致目前北极地区的相关概念混乱不清,不利于北极问题的可持续性解决,也有可能演化成地区冲突。本文探讨了北极地缘政治的多尺度特征,包括地理区域尺度、地缘安全区域尺度、地缘政治区域尺度和地缘经济区域尺度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辨析了北极地区的北冰洋沿岸国与北极国家、"近北极国家"与北极利益攸关者、大北极国家与泛北极共同体等相关概念;并对北极问题和南海问题进行了正确区分,阐述了北极问题和南海问题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明确北极地缘政治的多尺度特征及相关概念,才能更加有利于我国的北极可持续发展建设实践,也能够避免其他国家将北极与南海相提并论,避免干扰我国南海权益的正当维护和北极权益的正当争取。     

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目标、条件与构想

中国领导人指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架构众多,建立一个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区域安全架构势在必行。"中国应当抓住目前的战略机遇,本着"主动谋划、积极进取"的精神,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扮演"概念设置国""议程设置国"的角色,在适当时机提出建立亚太区域安全架构的倡议。中国倡导并参与亚太安全架构的建设,有助于达到以下目标:整合并超越现有的地区安全机制;进一步发挥中国在整个亚太地区事务中的引领作用,同时推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和"构建中关新型大国关系"两大目标;缓解中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压力,冲淡美国的亚太安全同盟体系并最终使其转型;保障和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规则制订权;引导国内外舆论和公众正确理解新时期的国家安全观和国际合作观。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在近期内都不大可能主动提出关于亚太安全架构的倡议,而中国正式提出这一倡议的时机亦不成熟,拟首先明确自己的战略目标,厘清战略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