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实现中日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日本民众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认识偏差和部分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已经成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旨在通过信息和文化交流活动加深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认识和理解,促使日本媒体与公众能以更加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帮助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中国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总体来说取得过一定的成绩,但仍有缺失,不能适应新时期改善中日外交关系的要求。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在明确目标的基础上采取新的措施,包括充分重视媒体的作用;积极开展教育文化交流;加强对内开展公共外交等。     

日本华侨华人与中国对日公共外交

日本华侨华人已逾80万,活跃在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华侨华人一直是中日关系联系的纽带。在中国提倡侨务公共外交的新形势下,他们更加积极地推动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日本华侨华人促进了日本民众对历史和中国现状的了解;改善了日本舆论环境;维护了中国和平统一;推动了中日关系发展;提升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     

日印孟艾高铁合作的动因、影响和前景分析

日印两国同为中国重要邻国,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问题。当前中日两国都正大力推行高铁外交,印度首条高铁选择日本新干线系统受到世人的瞩目。本文探讨了日印孟艾高铁合作的动因及其对中日印三国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日印孟艾高铁合作的前景进行了讨论。综合运用新制度主义、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从多维度角度分析日印孟艾高铁合作的战略性价值,而不仅仅局限于对日印孟艾高铁合作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孟艾高铁采用日本新干线系统,是日印两国关系不断深化、经济利益考量、安倍经济学、孟艾高铁盈利预期高和中国因素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日印孟艾高铁合作促使两国关系上升到新的维度,使新干线系统在印度站稳了脚跟,给中国高铁外交增添了阻力。日元继续贬值可能性,印度实施高铁平衡外交,印度国内恐怖主义和征地困难等问题使日印孟艾高铁合作前景不明朗。中国应加强高铁核心技术的研发,学习新干线外交的比较优势,通过实地考察、研讨会等形式提升中国高铁影响力。研究日印孟艾高铁合作的动因、影响与前景对于拓宽日印两国关系的研究领域,跟进日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动向,以及对中国做好在印度的高铁外交具有重大的学理和现实意义。     

日俄接近新态势评估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二次执政以来,对俄采取积极主动的经济和外交攻势,希望推动日俄关系发生实质性的转变,最终缔结日俄和平条约以解决两国领土争端。在乌克兰危机及西方经济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也希望同日本发展新型关系,以改善国内经济形势,巩固其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经过多番接触,日俄就缔结和平条约问题取得政治共识,双方大力推进经济合作,并以"2+2"会晤等形式积极探讨安全合作。不过,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仍受到领土争端、美国干预、东北亚地缘格局、公共外交不到位等因素的制约。     

葛兰西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以对拉美公共外交为例

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外交在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已经成为整体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伴随着中拉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中国积极布局对拉美公共外交,形式多样、发展迅速的公共外交是中国对拉美外交整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建构主义、软实力和传播学视角下的国家形象研究是现有最主要的公共外交研究理论流派,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蓬勃发展开拓了公共外交研究的新视域。本文尝试从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出发,以该理论中市民社会、阵地战、有机知识分子、认同等最重要的概念为支柱,探索建立一个公共外交研究的新框架。本文结合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的发展,具体分析其场域设定、路径选择、重点对象和总体效果。加强对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公共外交的学科建设,而且也对中国总体外交进程和外交政策制定有所裨益,推动中国公共外交尤其是对拉美公共外交取得更深度发展。     

中日关系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近年来，在日本政局与外交新变化和中日相互作用新趋势的推动下，中日关系面临实现进一步发展的新转机。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平衡美亚和重视日中关系的政策取向，为中日关系带来了“福田机遇”期。中日双方应珍惜这一机遇，共同推动两国关系走向更高层次的战略和解与合作。     

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的演进、活动与效果

公共外交是中国对拉美外交战略布局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公共外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年里发挥了中国和拉美最初接触的桥梁作用,为中拉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拉关系的"跨越式"发展,中国政府积极布局对拉美公共外交。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立足于国际广播、教育与文化交流两个层面,通过多种渠道展开,且目标各有侧重。在国际广播层面,中国以电台、电视台、互联网和报纸杂志为主要新闻媒介,努力传递信息和澄清事实;在教育与文化交流层面,中国通过开办孔子学院或课堂、吸引留学生和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同拉美民众进行双向对话交流,在潜移默化中增进了解和培植信任。通过对拉美开展公共外交,中国塑造了在该地区的良好国家形象,提升了软实力,缓解和消弭了西半球的"中国威胁论"论调,为中拉政治经济关系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经过60余年的发展,中国对拉美公共外交体系初具雏形,取得了显著成效。     

日本对华环境外交与中日关系

战后日本在迈向“政治大国”进程中，凭借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和成熟的经验积极推进环境外交。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环境保护是日本开展对华援助和同中国发展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华环境外交作为加强和改善两国关系及合作的重要领域和行动方式，成为日本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的基轴之一。但日本对华环境外交的实质是为了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其欲从环境问题入手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并作为其大国化战略的一部分扩张日本文化，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环保领域对其形成依赖进而有控制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意图，对中日关系发展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中日关系逆境中推进对日公共外交——以日本立命馆孔子学院为案例

紧张的政治关系被认为是中国对日公共外交不畅的症结.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代表,孔子学院在日本也曾遭遇阻力,但最终成功存续.本文以立命馆孔子学院为例研究中日政治关系逆境中如何开展公共外交,得出以下初步结论:第一,中日关系逆境并不必然导致公共外交失败,通过与日方伙伴构筑稳固的合作关系,公共外交可以克服中日关系逆境成功存续;第二,推进对日公共外交应当注重对日方合作伙伴的筛选,避免由政府强力推进;第三,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孔子学院,采取支持或退出机制并用的举措激发日方合作伙伴的积极性.     

杨洁篪国务委员出席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更名仪式

正7月29日,杨洁篪国务委员出席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更名仪式,并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揭牌。外交部张业遂副部长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国内研究机构及媒体代表参加了有关活动。杨洁篪在致辞中指出,自创立以来,国研院紧密配合我国外交工作,积极幵展国际问题调研、二轨外交和公共外交,现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的智库之一,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国研院以     

日本对东盟的公共外交

日本一贯重视对东盟公共外交,安倍政府再次上台后,对东盟公共外交在机制、内容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特点:通过高层公共外交强化对东盟公共外交机制,以政府开发援助和对外文化交流为基础丰富了对东盟公共外交内容,以妇女、青年和意见领袖为抓手拓展人脉网络。安倍所采取的系列公共外交举措成效明显,增强了日本在东盟的存在,也优化了其在东盟的舆论环境。面对日本东盟公共外交的迅猛发展,中国应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周边外交,进一步优化对东盟公共外交机制。     

美国对缅甸公共外交评析

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大背景下,缅甸的地缘政治地位日益突出.随着缅甸民主化进程的顺利推进,中缅关系的迅速发展,美国对缅甸的外交政策发生了转向,突出地表现为美国加强了对缅甸的公共外交,具体表现为:加大对缅甸公共外交的投入和预算;重视与缅甸的人文、教育交流;强调对缅甸输出美国政治价值观.美国加强对缅甸的公共外交,对中国影响较为深远,尤其体现在对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未来发展,对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的实施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三个方面.对此,中国政府在对缅政策中应做到与时俱进,建立两国间的互信机制,加强对缅甸的公共外交投入,促进两国关系的和谐发展.     

试析印日关系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日本逐渐将其亚洲外交的重心转移到印度,印日关系不断升温,两国关系正在进入蜜月期。印日关系的不断发展,将给中印关系带来潜在的影响。本文试对印日关系的发展对中印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     

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意图和政策走向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推进＂南进战略＂,高调介入南海问题,争夺海洋权益的政策倾向越发明显。野田内阁上台以后,更是积极与东南亚国家开展海上安全合作,谋划关于南海问题的多边机制。不难看出,日本的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是在从地缘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方面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这不仅使中日两国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也必将危及东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然而,对华政策又是决定日本外交成败的关键,中日之间的结构性问题是长期的,决定了中日关系将长期在曲折反复中前行,中日领导人之间的机制性定期会晤,将有助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     

一样搁置,两种逻辑:论日本钓鱼岛和北方领土政策的逻辑悖谬——兼驳日本外务省《关于钓鱼岛的问答》

当下日本与三个国家存在领土纠纷,其中在中日钓鱼岛问题和日俄北方领土问题上都出现过搁置争议的提法。同样是搁置争议,日本的处理方法却截然不同,日本一面承认在北方领土上的搁置争议,一面又不惜篡改历史档案以否认中日间存在搁置争议的共识。这种罔顾事实的极端功利主义是日本外交的一个基本特征。然而事实永远只有一个,罔顾事实的谎言使得日本在钓鱼岛问题和北方领土问题上的陈述自相矛盾。从这一点入手,揭穿日本政府的谎言将为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公共舆论与中国对日政策

公共舆论在当代外交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任何对外决策都不能无视公共舆论。然而，由于公共舆论经常是非理性的，政治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就不应当迷信公共舆论，而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政府可以通过正确的引导，使公共舆论与政府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近年来，中日关系一直难有起色，两国人民之间的互厌和敌意增长，中国对日公共舆论情绪化。为了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创造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政府应当引导公共舆论向理性化的方向发展，以维护我国长远的国家利益。     

中国对韩公共外交评析

中国对韩公共外交有助于朝鲜半岛的安全与稳定、中韩两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以及两国文化的和合共生.中国的对韩公共外交有着以下主要特征:两国高层领导在此议题上高度良性互动,人文交流是主要纽带,与互联网相关的企业、精英与主流媒体则是突出舞台.面对问题和挑战,中国对韩公共外交的社会基础与文化交流方式有待改进,美国、日本的竞争与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等问题不容低估,中国在朝鲜半岛安全与统一这个议题上的舆论也构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对此,中国应进一步夯实对韩公共外交的社会基础,升级对韩公共外交的文化交流方式;管控美日的负面影响,不刺激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优化在朝鲜半岛安全与统一问题上的议程设置,化被动为主动.     

中国对日国际舆论斗争评析

中国开展对日舆论斗争体现出公共外交的诸多新特征。在中日关系当前特定发展阶段和特殊国际环境下,舆论斗争将成为中日政治斗争的重要战场。要处理好中日之间的相关矛盾,就必须处理好法理问题和话语权问题。中国的对日舆论斗争要从"抢先定调"、"大量发声"向"议题设置"的新阶段转变,利用公共外交营造有利局面,维护核心战略利益。     

重温周总理关于中日关系的决策

日本是我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点国家。中日两国有两千年的传统友谊,但在甲午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大举侵略我国,破坏了国家关系。第二次大战后,日本又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参与制造“两个中国”,参与对中国的封锁禁运,阻碍了中日往来和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国人民和政府,为了恢复和发展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中日两国的国家关系,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到正式建交,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周恩来总理作为新中国的外交首脑,对中日关系有许多卓有远见的分析和判断,他为中日友好亲自做了大量的工作。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笔者就     

中日双边互动的战略性思考

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与日本外交战略的互动,表现为两国战略分歧与战略对话并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日本"普通国家论"阐释的大国化战略路径相异,导致两国业已存续的冲突与纷争时有显现、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因而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战略选择。寻求中日双边良性互动,要将两国关系置于国际体系的坐标中进行战略定位,在考量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相关因素的基础上,突破既往双边关系的局限性,理性调控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互动及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