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一个国际—国内制度互动的解释

本文首先界定了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各种情形: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其中,国家正向参与国际制度包括加入、遵约和非自愿违约三种情形;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包括游离、有意违约和退出三种情形.接下来提出一个解释国家如何参与国际制度的国际一国内制度互动的理论框架,将国际结构和国内结构的相关变量设为常量.本文关注国际制度的国内分配效应及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和利益差异,认为能够获得国内政治博弈胜利的行为体集合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国家的国际制度参与选择.     

从“参与者”到“建设者”——中国参与国际政治安全体系的进程分析

中国参与国际政治安全体系是国家实力、国际责任、战略能力的显著体现;中国参与国际政治安全体系基本上经历了不参与、审慎参与、有限参与和全面参与四个阶段,实现了由"参与者"向"建设者"的转变;中国的参与也是一个实践、学习与观念的三位一体过程,并非单向地受国际外部影响,而是不断地能动性开展自主适应。不过中国对国际政治安全体系的参与主要以话语实践、遵约实践和联盟实践为主,创新性实践还有待加强。     

二十国集团有效性的评估及影响机制

二十国集团治理议题涉及经济、金融、气候等多个领域，然而不同领域的治理有效性却存在差异。基于过程有效性与结果有效性两个维度，行为改变与问题解决这两个关键指标可以作为衡量机制有效性的标准并用以验证不同议题领域的治理有效性。二十国集团的有效性主要由政治机会与集体治理能力两个核心变量决定，当两个变量同时具备时，该机制有效性较高；当只具备一个变量时，该机制部分有效；当两个变量都不具备时，该机制有效性较低。这一理论假设通过以下案例得到验证，打击恐怖主义融资不仅具备较高等级的政治机会，而且二十国集团对这一议题的集体治理能力较强，相应地其治理有效性较高；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虽具备较高等级的政治机会，但二十国集团对该议题的集体治理能力受限，因而其治理只是部分有效；全球气候治理仅具有较低等级的政治机会，并且二十国集团对该议题的集体治理能力较弱，相应地其治理有效性则较低。本文有关影响二十国集团有效性重要变量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既为研究多边国际机制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提高多边机制的治理有效性指明了着力的方向。     

制度互动研究:国际制度研究的新领域

随着国际制度密度的不断上升,制度互动成为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重要因素.目前,已经有学者对制度互动问题开展了一些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制度互动的成因、制度互动的过程与分类、制度互动对制度有效性的影响等三个方面.也有学者试图构建分析制度互动的综合性框架,在这一过程中,奥兰·扬、奥莱沃·斯托克、塞巴斯蒂·奥波斯赫与汤姆斯·格林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     

动力与目的: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身份转变的成因

本文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身份由"被动参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到"积极贡献的新兴大国"的原因;在"转变动力"与"转变目的"分析框架中,选取国际制度和预期目标作为解释变量,分析治理身份转变的因果机制;在"德班平台谈判"期间,揭示中国治理身份和行为偏好转变原因。本文强调国际制度对中国外部身份认同的激励和内化作用,建构预期目标对中国内部身份偏好影响路径,认为三者在动态循环中达到"内部结构均衡"。     

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问题：一个系统、全面、有效的综合解决框架

在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政策突然转向等因素冲击下，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这对债务解决机制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债务解决机制有效性本身一直面临着巨大挑战：巴黎俱乐部等旧机制存在缺陷，二十国集团(G20)共同框架也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尤其是过去20多年来，国际债权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业债权人的债权占比大幅上升，双边官方债权人重要性相应下降。在此条件下，更多施压于双边官方债权人的债务解决机制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困境，甚至还会损害现有债权国继续提供新增融资的能力和意愿。本文提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的综合框架：从发展融资理念角度提出了解决机制的系统性，强调债务危机不仅是金融问题，更是发展问题；从参与者范围角度提出了解决机制的全面性，强调解决机制应包括所有债权人共同参与；最后从债务处置过程角度提出了解决机制的有效性，强调了债权人委员会的主导作用，并且提出了多种债务处置方式相结合的方案。     

G20机制化建设与中国的对策

“机制化”就是建立机制的程序和过程。本文认为：G20机制化建设应该分两步走。第一阶段是契合G20的“非正式性”，通过常设机构设置、议题建设、积极谋划集团外部机制的发展，不断完善机制内容，增强机制的有效性；第二阶段则应在议题拓展、成员规模、组织结构、机制架构和法制建设方面推动G20从“非正式性”向“正式性”，从“协调机制”向“决策机制”转变。中国应积极参与G20机制化建设，将其作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国际制度设计中的规范与理性

国际制度设计日益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一项重要的议事日程和研究议程.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之内,忽视了社会规范因素在国际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借鉴组织社会学中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探讨了规范在国际制度设计中的作用,指出强意义合法性机制与弱意义合法性机制是国际制度设计中规范与理性相互作用的两种形式.强意义合法性机制是指构成性规范通过塑造行为体的思维方式和社会身份,进而成为国际制度设计中行为体无需考虑就加以接受的"理性神话".弱意义合法性机制是指限制性规范通过影响行为体利益计算的方式作用于国际制度设计的过程,行为体出于对声誉和责任方面的考虑,会限制一些纯粹出于物质利益追求的国际制度设计行为.     

国际机制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效用性问题

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将引起行为体的利益追求以及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变化,以致国际关系行为体将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国际机制的约束。东亚区域合作具有非正规化、非制度化等特点,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机制规范并非完全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机制属性主要体现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的协议中,并且是以基础的机制层次如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等为发展点。由于这些发展点具备了机制属性,国际机制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效用性便应得到更多的关注,以使得东亚货币合作能被更好地加以规范和引导。     

中国和气候变化国际制度:认知和塑造

国际制度是全球气候变化共同努力的重要途径,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建设事关人类发展前途与各国发展权益和国际责任,是涉及到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及其相关国际制度安排,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中的角色以及应该采取的行动和影响等方面的实证调查,并结合理论,剖析了国际制度的成因和功能,以及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风险问题.     

超越“确保摧毁”：核武器数量、承诺可信度与核威慑原理

现有几乎所有关于核威慑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都认为,核武器数量是否达到确保摧毁门槛对核威慑有效性有决定性影响。这种"确保摧毁"原则对学界的影响已达到范式级程度,以至于学者们在争论中国核武器数量够不够这个政策问题时,均自发地从该原则出发论证各自的主张。本文认为,"确保摧毁"范式忽视了承诺可信度在核威慑生效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特别是未能充分意识到核武器数量变化对承诺可信度的反向影响以及这种反向影响对核威慑生效机制的影响,因而错将是否具备确保摧毁能力作为判断核威慑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通过剖析核武器数量、承诺可信度与核威慑有效性三者的作用关系,充分说明,"确保摧毁"既不是核威慑有效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其必要条件;未达到确保摧毁门槛时无需增加核武器同样有可能实现有效核威慑,而达到该门槛后为确保威慑有效反而应当(继续)增加核武器。超越"确保摧毁"范式有助于更准确、更完整地理解核威慑生效的全部机制。     

国际政治中的制度方略——内涵、逻辑与策略

随着国际体系日趋制度化和大国间制度竞争加剧,国际制度成为国家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常见工具,国际制度相关权力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目标。国际制度何以能成为国家的政策工具？国家追逐与国际制度相关的何种权力？国家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如何使用国际制度工具？这些问题亟须系统的理论探索。借鉴方略和经济方略的相关研究,制度方略（institutional statecraft）可被用以概括国家运用国际制度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策略、方法和技巧。制度方略包含三大构成要素：制度内涵、权力属性和操作策略。国际制度的内涵通过一个“属性—层级”框架得到梳理,不同概念间的关系被厘清。国际制度存在三重权力属性,即国际制度作为权力的结果、工具或来源。后两种权力属性具体表现为三类权力：操作性（规范塑造权、组织决策权和规则制定权）、工具性（议程设置权）和结果性（国际话语权和国际秩序主导权）。这些权力正是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所使用的工具和争夺的目标。在政策实践中,制度方略的操作策略区分为如下五类：利他、合作、诱陷、强迫和排他。制度内涵、权力属性和操作策略共同构成了制度方略的完整理论框架。制度方略概念有利于更加清晰地理解国际制度的权力属性和...     

理解国际制度的几个问题

行为体互动领域政治性的高低,决定了其相互依赖状态的属性。积极的相互依赖有利于合作,而消极的相互依赖则不利于合作。行为体谋求与他者相关的利益,就可能形成对共同利益的一致认知,以协调政策并采取集体行动。行为体稳定的合作会形成制度化进程,国际制度能够对行为体发挥管制和社会化作用。制度所涉及的领域会导致制度外行为体的参与互动。制度内外行为体的利益与意愿决定着制度的变迁。由于成熟的国际制度具有惯性,因此制度的改革往往是困难的过程。     

关于加强中国热点外交的若干对策思考

目前中国热点外交所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思想、理论与实践等领域。为解决这些问题,在思想上,中国要从战略高度对热点外交进行定位,具体表现在要从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高度看待热点外交的战略重要性,要从中国的价值理念与外交政策定位热点外交的指导思想与目标。在理论研究方面,中国要从国家利益、地缘政治、介入和参与的身份与环境要求等角度,对热点问题分类,并建立长效研究机制。在实践方面,中国应通过灵活运用外交基本原则、完善特使制度、增强外交统筹和平衡、加强中美战略对话、加大对伊朗核问题参与力度、创新外援体制、创新公共外交机制,解决当前热点外交面临的紧迫问题。     

国际太空治理探析：历史演变、影响因素与中国的参与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太空探索能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机构在利益驱动下,投入到太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活动,导致太空公共问题凸显。本文系统梳理了国际太空治理的历史演变,分析了国际太空治理的现实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三大影响因素,考察了国际太空治理面临的众多挑战,解释了中国参与国际太空治理的理念和实践。本研究认为,现实层面的太空权力结构影响着国际太空治理格局的基本面貌,国际制度规范着太空治理的主要内容,太空治理主要议题引发的观念互动影响着太空治理的发展方向。中国参与全球太空治理也应立足于这三个方面：在现实层面,应坚持合作共享,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制度层面,应积极倡导和实践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太空治理制度改革;在观念层面,应坚持促进航天活动服务于人类共同利益,以人类太空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太空治理。     

影响当代东南亚海盗兴衰的变量研究

本文分析了当代东南亚海盗与其猎物和政府的关系、打击海盗的国际合作存在的问题等影响当代东南亚海盗兴衰的变量,揭示当代东南亚海盗发展的规律。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位于国际海上航运的要冲,源源不断的物流为海盗提供了猎物;东南亚海盗猖獗的根源在于腐败的沿岸国执法人员纵容甚至参与海盗活动。9．11事件之后,打击东南亚海盗的行动成为了国际海上反恐的重要内容,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建立打击海盗的国际合作机制和信息共享中心、分担保障国际海上交通要道安全的费用等,增强了沿岸国打击海盗的积极性和执法能力,有效地遏制了东南亚海盗的活动。     

非正式国际机制与全球福利

本文结合精确性程度、合作深度和授权性程度等国际机制的构成要素,对非正式国际机制的有效性进行了讨论。并分析了在集体谈判修订和大国单方面行为引发的事实修正两种情况下,非正式国际机制的修正对全球福利的影响。如果大国在其他方面的利益需求大于在有效地解决全球公共问题方面的利益需求,大国对非正式国际机制发起的事实修正就会损害全球福利。本文以美印核协议对核供应国集团准则的事实修正为案例说明了这一可能情形。     

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的自我实施机制

本文分析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的实施机制问题,认为新制度经济学隐含着国家或政府存在的假定,而在国际或全球层次上不存在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政府机构,是一种国际无政府状态,这就决定了国际制度只能是自我实施的。国际制度的自我实施有三种机制:一是国家间的长期多次重复博弈;二是国家相互依赖的加深;三是霸权国家发挥准政府作用。     

解释印尼的族群动员方式:理论与评析

印尼民主化和地方分权的制度变革催生了大量的族群动员现象,也提供了多种动员方式的选项。族群使用何种方式进行政治动员是一个重要但较少被关注的理论问题。本文提出印尼改革时期的族群动员方式出现4种形态,接着从文化主义视角、反应性族群视角、族群竞争视角、政治过程4个理论路径梳理了对印尼族群动员方式的研究成果,指出以上理论路径都不足以单独解释印尼族群动员的方式选择问题。目前的研究成果有以下4方面缺陷:聚焦族群动员方式的研究成果少;4种理论路径存在内生缺陷,"目的-行动"逻辑与印尼现实情况脱节;案例比较意识淡薄,缺乏机制提炼和变量转化的努力;实证研究有普遍的案例选择偏差问题。本文提出未来对印尼族群动员方式的研究方向将是基于制度条件变量和地方情境变量的逻辑框架。     

试论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当代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

国际非政府组织已非常广泛地参与当代国际事务和处理全球性问题,其在数量、规模、活动的范围和取得的成就等方面的惊人发展必然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将初步探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定义和发展现状,以及它们对当代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所发挥的作用.作为国际体系中新兴的行为体,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加强了国际制度的合法性,改变了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丰富了当代国际格局的内涵.此外,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参与不同层次的治理,在加强全球治理的同时推动国际格局向新的方向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