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形势

长期以来,国际军备控制机制得到国际上的广泛参与和普遍遵守,但由于种种原因,军控机制存在着严重的脆弱性和执行的复杂性。当前在军备控制领域,一方面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无核武器"的倡议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应,另一方面是朝核、伊核问题前景扑朔迷离,核武器、核材料、核技术扩散形势严峻。此时,美俄两个核大国重启核裁军进程,促使其他核国家也为核裁军、保证核安全采取积极行动,形势有了转变。联合国安理会在促进国际军控、防止核扩散方面也可以有所作为。人们期待2010年的核不扩散条约取得成果。     

市民社会组织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一种全球治理的视角

全球治理论是 2 0世纪 90年代开始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发展起来的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该理论认为 ,冷战后的世界政治变迁开始出现了“后国际政治时代”的特征 ,世界政治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上发生了深刻变化。本文从全球治理论的视角 ,探讨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领域市民社会组织的作用 ,指出主权国家中心论在该领域存在不足 ,全球治理则是一条可行之路。     

联合国CCW框架下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 军控辩争的焦点与趋势

在人工智能革命背景下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军控逐渐成为国际热点议题,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CCW)会谈机制作为其核心平台召开了三次非正式专家会议和三次正式政府专家组会议。技术层面,主要探讨了LAWS的定义和特点,各方基本同意LAWS军控不应当妨碍民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但对目前是否应制定及如何制定LAWS可行定义等问题存在分歧;伦理层面,讨论焦点在于LAWS对于人权和道德的冲击,各方基本认为不应将生死决定权让渡给机器,但对机器是否作为道德主体等问题存在分歧;法律层面,主要关注LAWS对现有国际人道法的冲击,各方基本同意现有国际人道法依旧适用于LAWS管控,但在是否需要除现有国际法之外增加监管机制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军事层面,主要探讨了LAWS扩散风险对战略稳定性的冲击及存在的局限性等问题,各方基本同意研发部署LAWS的责任在于国家和指挥官,但在预防性禁止还是暂时放任,甚至鼓励发展LAWS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展望未来,这一军控机制可能推动制定各方接受的LAWS工作定义,探索将伦理道德嵌入LAWS的可能性与方法,建立LAWS的法律审查机制,拟定暂停部署LAWS的政治宣言或法律文书。由此,中国应继续积极参与CCW框架下LAWS军控探讨,推动管控相关战略风险及伦理法律挑战,以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人类安全福祉。     

“泛安全化”倾向与东亚军备安全风险

伴随着世界格局的更迭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全问题在国家间交往中被关注的程度愈益加深,新的地缘环境和国际背景催生了“泛安全化”倾向。近年来,以地缘热点问题为中心,东亚地缘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南海问题博弈加剧、朝鲜半岛安全威胁增大、域内领土争端难以解决、日本政治军事大国战略提速、台海两岸关系微妙紧张起来、域外国家频繁插手东亚事务等,致使整个东亚地区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泛安全化”的不良倾向。这种状况在影响东亚地缘格局走势的同时,也给该地区带来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地缘安全风险,并触及敏感的军备安全问题。从东亚地区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军费及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目前东亚部分国家军备发展状况相对合理。不过,由于域内复杂多样化的不确定因素、域外势力介入的不可测性以及东亚军备安全的整体庞杂和结构复杂的突出状况,致使整个地区的军备安全前景面临着多种可能性。东亚国家应开展“去安全化”的新型地区合作,推动建立地区性的军备安全风险管控机制,构建新型军备发展与军备安全关系,共同增进东亚地区的安全与和平。     

莫迪政府时期印度的军备控制与裁军政策

莫迪执政以来,虽然在印度内政外交上带来诸多新气象,但在核军控与裁军问题上大体延续了1998年印度核试验以来的基本政策立场,始终坚持全球性、无歧视、可核查的彻底和全面核裁军原则。在此基础上,印度政府积极参与国际多边与双边军控及裁军机制,有选择地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事业。在这一过程中,印度的国家安全与大国雄心及荣誉是影响印度军控与裁军政策的核心要素。随着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实力与地位的继续提升,印度军控与裁军政策的独立性更加明显,印度对核军备的重视有增无减,这造成了印度关于倡导全面核裁军政策宣示中"夸夸其谈"的特点更加突出。     

国际安全视域下的网络文化与网络空间软实力

网络文化不是纯粹的文化问题和文化现象,而是与安全具有广泛的内在联系。在网络空间本身已经全球化的时代,有必要从国际安全的视角审视网络文化。理想的网络文化是一个能够维系自身运转、净化和完善的体系,具有三个与安全相关的功能:传递功能(以信息技术实力确保信息文化流动的顺畅和安全)、纠正功能(纠正错误信息和越轨行为)和塑造功能(塑造观念、行为方式和组织方式)。这三个功能分别对应三种类型的国家软实力:第一,以信息传播和文化内容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主要是指信息传播实力和网络文化产品的吸引力。第二,以外交劝说和外交质量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即运用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等方式纠正有危害性的信息和越轨行为的能力。第三,以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指建构国家文化、国家形象和国际声誉的能力。网络空间软实力是数字化时代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成为未来国力竞争的焦点领域。     

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国际战争合法性

国际战争是全球治理中不可回避的议题,深化对其合法性的认识和考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国际战争合法性,是国际社会依据一定标准,对国际战争权力和行为的自愿赞同与认可。理念价值、国际规制、协商赞同是形成国际战争合法性的三大源泉基础。而通过对国际战争合法性基础权力特性表现的分析,可将国际战争合法性程度划分为合法性充足、欠足、缺乏和丧失四个等级。     

当前国际安全乱象与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一般认为,国际安全包含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类.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就世界范围而言,非传统安全威胁呈上升趋势,而传统安全威胁则呈下降趋势.然而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乱象丛生”,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上升,这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人们对国际安全治理及其有效性的疑虑也重新增多、增大.不仅如此,冷战后曾一度高调倡导全球治理、国际安全治理的美欧等西方国家热度急剧下降,由国际安全治理的倡导者变成阻力,这尤其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前景的不确定性.     

推动自主发展：全球文明倡议下中国对非洲治理援助

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核心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模式,以平等的方式推动文明间互鉴,尊重现代化发展的人民性。中国对非援助的核心与全球文明倡议的内核相契合。长期以来,中国把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力作为对非援助的核心主题,在技术和治国理政方面为非洲提供援助,助推非洲实现自主发展。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的冲击,中国对非治理援助也面临新的挑战。全球文明倡议为新时代中国开展对非治理援助提供了新思路,未来应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基础上,积极支持非洲走自主发展之路;在倡导平等互鉴基础上,优化治理援助项目评估;在坚持人民至上的前提下,重视培育非洲治理根基,提升非洲治理效能,助其实现自主发展。     

国际语境中的政治安全与弱国的治理困境

国际语境中的政治安全日益呈现出一种以国家主权为核心,既分门别类又相互联结的"多流模式"。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弱国对国际安全的整体影响愈益提升,弱国政治安全动态以其对政权安全的追求及其与公共安全间的张力为核心,关涉"统治精英及其支持机制的统治免于主要来自内部的威胁"的"政权安全"遂构成弱国政治安全的特定称呼。弱国政治安全的核心逻辑形成于弱国政权对"短期政权安全追求与长期国家建设间的深刻矛盾"的"弱国政治安全治理困境"的应对。弱国政治安全困境的治理离不开对政权安全与人的安全的智慧融合。此种困境具有长期性,在其驱动之下,弱国政治安全的理论探索表现出弱国联盟与安全区域主义等议题的演进,而其进一步的发展则离不开对弱国语境的领会,围绕弱国政权安全的模式和相关的内外政策,探索弱国政治安全对"软权力"的追求、弱国政治安全对特定国家安全观的推动等问题。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aotic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ended,former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withered while non-traditional ones sprouted.More recently as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bloom,concern spreads over wheth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can be effective.Worse still,major Western countries' zeal for global governance has cooled,while they turn from being advocates of global governance to obstacles,making the future dimmer.     

核安全全球治理:历史、现实与挑战

核安全风险超越国界,可能跨越地区,甚至影响全球,因而核安全的治理必然是全球治理。各国对核安全风险的评估、核安全意识的养成是一个演进的过程,与此同步的是核安全全球治理。核安全全球治理经历了冷战、冷战结束和九一一事件以来的三个发展阶段,治理的主要内容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冷战期间的核安全全球治理主要体现为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以管理核能的和平利用,防范无核国家以发展民用核能为由发展核武器,签署和履行与核安全密切相关的国际公约、培育核安全的意识;冷战结束初期,国际原子能机构强化了保障监督能力,多边出口管制机制加强了对涉核物项出口的管控,国家间展开了实质性的核安全合作;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核安全全球治理呈现加速度的趋势,国际社会日益形成核安全共识,全球性制度建设加速,多边合作加强。经过多年努力,核安全全球治理的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得到实质性推动,但核安全全球治理仍然面临如何有效减少核材料存量、如何推动相关国家切实履行国家责任等挑战。     

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出现全方位负面趋向,由“接触”向“规锁”的转型不断加深。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两国关系正在形成战略竞争日益突出的新态势。中美经贸摩擦的出现和深化表明,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的传统“压舱石”,在单独应对战略竞争“新态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为有效阻止“新态势”向全面对抗与冲突方向演变,中美亟须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彼此关系的“新范式”。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中美战略博弈与权势平衡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通过明确战略竞争边界、构建对话协调平台,有效借助第三方力量等,中美的理性博弈、积极合作能够得到有效推动,并直接带来全球安全治理在观念、制度、模式等方面的变革。这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也是全球治理健全发展的需要。但确立“新范式”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不稳,需要探索新的“压舱石”,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在此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未来中美关系的首要特点是战略竞争,新的“压舱石”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建立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最终以大国权势平衡的方式来打造。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范式、风险识别与路径选择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为社会提供强大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治理造成了一系列影响。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基于进化赋能的实践应用,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两者间的重叠领域,为国家安全提供更为有效的维护和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存在着超出预期设想的可能性。因此,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应用就极易在"界域与有效性""效能与可靠性"以及"竞争与稳定性"之间出现矛盾。尤其是在因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所导致的力量失衡以及安全格局的转变下,国家安全就极有可能在国家竞争的稳定性、社会治理的有序性与技术应用的稳定性三方面遭受巨大的冲击。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所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已经逐步显现,而全面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安全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是解决这一技术安全悖论的关键所在。为此,中国应在紧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契机的同时,更要加强对这一技术发展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预防,从而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安全与人民利益。     

中国崛起与全球安全治理转型

中国崛起与全球安全治理转型是21世纪初国际关系领域两个备受瞩目的全球性现象。文章以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安全制度安排和安全规范设定为主要分析路径,以全球政治安全治理和全球经济安全治理为主要分析单元。一方面,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可分为"单边全球主义"和"全球单边主义"两个阶段,并且每一阶段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均可分解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政治规范和经济规范四个领域;另一方面,运用比较研究法,对各个时期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上述四个领域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进行剖析,可以发现,这种差异性集中表现为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转型,崛起的中国在此次转型过程中开始发挥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作用。在传统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陷入危机之时,中国崛起在相关领域所带来的制度效应和规范效应正在逐渐潜移默化地嵌入到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中国的政策和实践也将相应日益形成规范化的趋势。     

对国家安全特点与治理原则的思考

近年来,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并把它放在国家治理中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也不例外。然而,不少人对国家安全的理解还存在较大偏差,主要表现在要么笼统抽象地谈论国家安全,要么只是关注国家安全的某一个方面,对国家安全涉及问题的系统性讨论不多,即使那些为数不多的讨论也不够全面和深入。有效进行国家安全治理,需要全面、系统和深入地厘清“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国家安全与其他价值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安全治理的原则和路径。国家安全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具有多面性、关联性、变动性、相对性、非唯一性、主观性和社会性等特征,深入研究和把握国家安全要有总体安全思维,从总体安全的角度全面审视我们面临的挑战,借鉴中外历史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认真应对。因此,国家安全治理的路径选择至少应遵循总体、全面、兼顾、适度、平衡、顺势与合作等原则。     

亚洲安全治理转型的历史分析与趋势展望

冷战对亚洲安全格局产生了根本影响,助推美国在亚洲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由此形成支离破碎、犬牙交错的地缘安全格局,迟滞地区国家探索亚洲安全治理的进程,导致多种安全观剧烈碰撞、相互影响并复杂互动,使亚洲形成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为世界走向多极化创造了条件。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分析,亚洲安全治理主要存在美国主导的亚洲安全治理、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安全观及其实践,各种类型的安全治理在现实中并存共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当今亚洲复杂多元的安全治理体系。中国在积极倡导新型安全理念、共同维护地区安全、探索安全治理新模式、强化大国战略互信、管控周边难点热点问题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政策和举措,并取得了积极效果。亚洲安全架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中国要以新安全观为指引,积极推动新安全观同地区各方安全理念和治理模式对接,推进亚洲地区安全架构建设,深化同有关国家的互信合作,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促进亚太安全治理和推动亚太安全新格局的构建中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澜湄合作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到平台化

澜湄地区的安全问题以非传统安全为主,涉及跨境犯罪、社会公共卫生、水与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犯罪等广泛议题,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与联动性的结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自2016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澜湄合作给予广泛关注和多视角研究,但对于该机制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还相对缺乏。长期以来,澜湄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属于“碎片化”治理模式,机制拥堵,治理政策、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分散,且缺乏持续性,导致安全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从合作治理内容、结构、参与主体等方面,推动了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步向“平台化”模式演进和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了澜湄地区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已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重点合作内容,未来澜湄合作需要在治理范式创新、多层平台搭建、早期项目设计和收获等方面完善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持续推动澜湄合作拓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