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路径与治理:差序格局视域下家族式腐败

<正>从党的十八大查处的反腐案件来看,多数腐败案件都呈现出家族化的特征。这种家族式腐败以权力官员及其家属为中心,以"水波涟漪的方式"一圈圈向外逐步扩散,不仅包含了父母子女等亲缘关系,而且网罗了同事、朋友、老乡在内的人群,这个广义上的"腐败家族"最终构成类似于差序格局的层次结构。依据差序格局理论可将家族式腐败交往人群由内向外划分为四个圈层:家     

透析"差序格局"背景下的公共权力腐败

公共权力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恶性肿瘤",害党、害国、害民,但又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公共权力腐败之发生,是由个人主观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客观环境因素和诱因共同作用的恶果.本文试图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运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透析当前我国社会关系结构与公共权力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着力探求引发权力腐败的社会客观环境因素和诱因,并说明要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腐败问题,必须从更深刻的社会结构层次出发,改革社会关系结构和权力结构,进一步消除权力腐败赖以发生、延续、蔓延的土壤,推进反腐败事业向纵深方向发展.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干部的“微腐败”及其治理路径

农村基层干部"微腐败"主要是指少数农村基层干部利用体制赋予的极其微小的职权影响力为自己或他人牟取数额相对较小的利益的腐化堕落行为,其具有实现腐败的职权较小、腐败的程度较低、群众的被剥夺感高等特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干部"微腐败",后果不"微":它侵害贫困农民的切身利益,啃食贫困农民的获得感,诱发贫困农民对党的信任危机。导致农村基层干部"微腐败"的原因主要有:农村基层干部纪律意识淡薄,权力过分集中,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有效监督缺失。治理之道在于增强农村基层干部的纪律意识,完善农村基层干部管理制度,强化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执纪监督。治理农村基层干部"微腐败"不是为了惩治几个"微腐败"分子,其根本目的在于把精准扶贫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实现和发展农民的切身利益。     

理性视角下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目前为止仍然是对中国传统人际关系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概括。从中国传统家庭、国家及社会结构中人际关系的表现出发,发掘其中的＂理性选择＂因素,力图对这一概念有新的理解：＂差序格局＂在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情感纽带的同时,也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性特质。     

新时代微腐败治理的纪法衔接

"微腐败"治理作为新时代推进监督执纪向纵深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党自治能力的重要抓手。政策治理的高效性、灵活性带来短时期的立竿见影效果与周期性、阶段性特征导致的长效功能减弱之间需要平衡,政策治理的效率保障与法律治理的高预期性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必然张力。缘此,用完善的党纪、政纪、法纪规训公职人员,强调依法依规治理"微腐败"的同时,充分发挥正风肃纪政策的积极功效,是建立"微腐败"长效治理机制的必然选择。新时代的"微腐败"治理应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提升法治理念与法治思维,培育和弘扬法治文化,通过"微腐败"治理过程中党纪与国法的衔接融合,实现"微腐败"治理的标本兼治。     

印度的腐败及其治理

印度拥有问责制政府、独立司法和独立媒体,却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究其原因,一是高额的竞选支出滋生政治腐败,二是政府职能错位导致腐败蔓延,三是社会碎片化加剧腐败,四是"危险的稳定均衡"使腐败难以根治。为了治愈这一痼疾,印度政府和社会努力从制度设计入手,创立《预防腐败法案》和《信息权利法案》,同时依靠各类反腐力量,推动公共机构、独立媒体、民间反腐的兴起。印度的这些做法对我国治理腐败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论社会认同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基于差序格局的思考

社会认同作为重要的社会心理机制,在社会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意义。本文从差序格局的范式出发,结合四个访谈,对社会认同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进行理论分析,认为社会认同具有差序格局特性,是一种具有层次性的认同。高层次的社会认同将有利于低层次社会治理的开展,低层次的社会认同将对高层次的社会治理产生阻碍作用。在社会治理中应当整合协调社会认同,构建团体格局,加强信息公开与群际互动,激发民众更高层次的社会认同。     

破解新差序格局 护航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组织与制度的创新,是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尽管党风、腐败问题的产生与监察组织、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有直接关联,但是,新差序格局对我国政治生态问题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看到组织、制度层面的不足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可以说,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新差序格局的破解。而新差序格局的存在根源于我国国家社会一元结构。因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需要实践智慧,也需要中产阶层的崛     

基于“差序格局”的行政责任困境探讨

差序格局是对中国社会关系的一种描述,包括横向的亲疏差等和纵向的等级序列两个维度。这种格局,在行政中容易造成行政人员的自私性与行政责任公共性冲突、等级序列下淡漠的行政责任意识、行政责任界限模糊等问题,进而给行政责任的履行带来困境。要突破差序格局带来的行政责任困境,在行政道德上,要以行政人员的官德消解行政自私性;在行政制度设计上,融入人性的内核;在行政文化上,借助差序格局的推浪形式,优化公共行政环境。     

差序治理:基层警察事务的治理逻辑研究

警察行为一直是中国政府研究的空白。以A市公安局为案例,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当前基层警务运作呈现差序治理的组织特征,即将警务活动区分为前端、中端与末端,在权威承载、岗位分工和信息沟通等方面出现较大差别。差序治理是公安机关适应不确定环境和复杂任务的结果,通过组织动员机制、激励机制和技术治理机制等,较好应对了注意力和管理资源稀缺的现实约束,但也产生了一系列非预期后果,导致常规治理能力的不足,经常陷于运动式治理的困境。在实践中,公安机关不断变革,力图由差序治理走向整体性治理,但受制度化压力、有限注意力和追求结果显著度等因素影响,这种走向尚缺乏持续性。     

差序格局的再思考——来自山东省的调查结果

本文从网络学派的观点出发,通过对网络中流动的资源的分类,研究现阶段我国乡村社会关系,以检验差序格局的适应性。研究发现:在当前市场转型的背景下,传统的乡村关系已呈分裂趋势;原来差序格局下的物质、符号和情感网络重合的现象已经发生分化,由重合变成交叠。     

政治安全视域下的村镇宗族问题及其治理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宗族组织逐步"复兴",这已成为我国村镇地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宗族组织给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建设带来多方面的问题,如任由发展会逐渐影响我国基层政治安全与稳定。我们应正视宗族问题,积极引导村镇宗族朝向良好的方向发展。     

软法视野下乡村微腐败治理研究

"微腐败"治理既是完成反腐倡廉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腐败治理难题的关键之举。尤其是乡村"微腐败",因其量大面广、隐蔽性强等特点成为"微腐败"治理的痼疾所在。传统硬法虽承担着法治反腐的重任,但全然依靠硬法并不能实现乡村"微腐败"的全方位治理。公共治理的兴起为软法反腐奠定了逻辑基础。立足功能主义分析框架,软法在弥补单一法规制不足、道德义务规范化表达和发挥乡村治理民主性等方面有着硬法无法比拟的功能和优势。以党内法规、村规民约等为代表的软法资源运用也为乡村"微腐败"治理提供了可行的路径与方案。不过单靠任何一种法的形式都无法完成乡村"微腐败"治理任务,"软硬共治"将是乡村"微腐败"治理的最优模式。     

社会中介组织腐败类型及其治理

社会中介组织腐败是一种牵涉广泛、表现形式复杂的新型腐败形式。按照社会中介组织腐败中主体性与实施主动性的差别,社会中介组织腐败可以被划分为寻租型、衍生型、辅助型和合谋型四类。行政权力复杂介入、信息不对称和影响力是社会中介腐败主体性的形成原因,而组织自利性需求、正式制度乏力、非正式制度异化则对其实施腐败的主动性造成影响。要改善治理现状,需要从完善独立主体地位、加强信息公开、建立信用管理制度、推进法治水平、改善监管制度和推进职业伦理培养几个方面共同入手,形成有效治理的多元合力。     

行业协会腐败治理及其刑事责任追究

行业协会有一定的行政管理和服务职能,也有经费来源,故有腐败的条件。行业协会腐败形式多样,对行业协会腐败的治理措施主要是政社分开、加强监管以及对腐败活动追究行政和刑事责任。其中,《刑法》对以个人名义进行的腐败活动有相应的罪名惩处,而很多腐败活动以协会名义进行,《刑法》缺乏对这类腐败的罪名规定。要提高对行业协会腐败治理的效果,应在《刑法》中增设相应的行业协会单位犯罪的罪名。     

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及其治理

研究现代化理论的中外学者普遍认为,现代化首先是制度现代化,器物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都是在既定的制度中展开进行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受阻,在很大程度上与权力腐败有关。因此,遏制腐败成为中国现代化必须突破的瓶颈之一。把腐败问题纳入现代化进程来...     

传统的“差序格局”与民间资本的民族性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种拥有独特精神意志的社会有机体,它会受到不同的社会环境的影响而生成不同的属性。当代中国的民间资本,在极其复杂的社会因素的作用下,不仅能够保持资本的共性,而且也必然生成一些独特的个性。其中,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对民间资本的精神特质及其行为逻辑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以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为前提,而中国的民间资本则生存于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中,由此导致它生成了与其他资本不同的一些社会属性。因此,只有坚持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社会传统的特殊性,正确把握民间资本的个性,才能推进马克思资本理论中国化向纵深方向发展。     

“差序格局”的消解与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下形成的自我主义价值观、普适性道德观念的缺失和"圈子文化"等给政治生态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重塑有赖于"差序格局"的消解。为此,一方面,要在政治系统中构建理性官僚制组织;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唯有如此,才能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     

论基层微腐败治理中的纪法衔接

对基层微腐败进行治理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方面。基层微腐败是“微腐败”与“基层腐败”两个概念的交集,其突出特点是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基层的公职人员很多具有党员身份,其“微腐败”行为违反党的纪律要受到党纪处分,违反国家法律应受到政务处分,因此如何实现纪法衔接是研究基层微腐败治理的一个新视角。通过对相关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文本分析,可以总结出党纪处分与政务处分在逻辑上的适用关系,但是通过对相关案例的考察发现,在实践操作中党纪处分与政务处分衔接的标准处于一种不够清晰明确的状态。为进一步提升纪法衔接的效果,应该从规范制定、规范适用以及规范遵守三个方面进行改进,以发挥对基层微腐败治理的规范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