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机”而动：机会窗口视角下土耳其对第二次纳卡冲突的介入

在面临多重风险的情况下,土耳其为何仍强势介入第二次纳卡冲突？作者尝试运用“机会窗口”的理论框架予以解释,认为土耳其之所以强势介入纳卡冲突,离不开对“机会窗口”的认知与把握。“机会窗口”涉及危机事件的出现、国际形势变化与国内政治动员三个方面的因素。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边境冲突这一危机事件,是促使土耳其在综合考虑国内外因素后启动相关行动的“催化剂”。土耳其考虑的国际因素包括南高加索地区大国博弈、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实力对比的影响;土耳其国内也出现了推动介入的“机会窗口”,包括政治制度变迁与精英联盟变化、主流文化思潮的变化、与冲突国家关系的变化等方面。它们合力推动土政府启动内部政治动员,从而赋予土耳其干预纳卡冲突以合法性,进而有利于土政府把握住干预的机会。通过对土耳其在纳卡冲突前后伺“机”而动的过程进行梳理,不仅能对其“鲁莽”的干预行动予以合理解释,而且可更深入地理解土耳其政府近年来实施的“进取性”外交政策。     

纳卡冲突何时了

在前苏联地区,持续时间最长、武装冲突最激烈的热点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为纳卡地区的归属问题引发的流血冲突。六年来,该冲突已造成上百万难民和数千人死亡,并使两国经济崩溃,给两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纳卡地区面积4400平方公里,人口约18万,其中亚美尼亚族人占80％左右。 历史上,纳卡地区曾属于亚美尼亚。位于其东部。十七世纪中叶,亚美尼亚被土耳其和伊朗     

2020年俄罗斯东欧中亚形势:特点与趋势

新冠疫情暴发是2020年欧亚地区各国面临的突出问题和严峻挑战.在疫情背景下,各国继续落实其既定议程,俄罗斯顺利完成修宪,政局维持稳定;中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举行了总统和议会大选;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因选举造成国内政治纷争,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因纳卡问题爆发激烈武装冲突,地区稳定及安全形势令人担忧.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均采...     

未获承认地区阿布哈兹和德涅斯特的政治认同：东正教内部关系及跨界少数民族问题

苏联解体后出现了一些新的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边疆地区。研究后苏联民族冲突的学者一般认为，民族认同在民族冲突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后苏联的民族冲突之所以如此激烈，原因即在于此。但这种认识实际上并不全面。本文以黑海沿岸的阿布哈兹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为例，从阿布哈兹、德涅斯特河左岸以及比萨拉比亚东正教会内部关系探讨政治认同与民族冲突问题，认为研究跨边界行为者对认识整个黑海沿岸地区的认同政治是有利的。     

权利政治：国际政治的现代性转化

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大国博弈加剧，国际政治在权力政治的道德困境与道德政治的权力困境中越陷越深。国际政治陷入思维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长期以来混淆了前现代国际关系和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差异，即前者是权力政治，后者是权利政治。权利政治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推动国际政治发生现代性转变的强劲动力，这在国际关系史和政治思想史中得到充分证明。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17世纪是国际政治从前现代转向现代的历史分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现代性价值观和权利观注入国际政治，围绕国家主权构建起一个现代国际法体系，确立了现代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权力边界和主权间平等关系，塑造了一个基于契约关系的国际权利政治社会。权利政治被注入国际政治后，权力的滥用和野蛮生长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国际政治生态逐步从野蛮走向文明。同时，权利政治也使国际政治变得更加复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上升，国际冲突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权利冲突，权利冲突可能转化为权力冲突，权利包装下亦可能隐藏新型强权政治。权利政治为超越当前国际政治的思维困境提供了出路，也体现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科的理论突破方向。     

破碎地带与冷战后国际武装冲突

破碎地带仍然是深入认识当前国际武装冲突乃至全球安全局势的一个重要视角。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武装冲突比较集中地发生在所谓破碎地带的地理空间,历史积怨造成"冲突-破碎化"的恶性循环,经济贫困和国内政权衰弱为冲突滋生蔓延提供了必要条件,国际政治的深层矛盾则成为冷战后破碎地带冲突加剧的驱动力量。国际政治内在逻辑的发展作用于破碎地带,并使主要集中于破碎地区的武装冲突充分反映出时代条件的特定变化;而破碎地带安全局势的演变,反过来也推动着国际政治尤其是地缘政治的深化发展。     

第二次纳卡战争背后的各方战略博弈

2020年9月,纳卡地区爆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战争,其背后既有历史、宗教、民族间的积怨,也有现实因素推波助澜。在战争中,不仅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作为冲突两方深陷其中,地区国家土耳其、伊朗、俄罗斯,外部西方大国美国和法国均各选立场,不同程度地干预战争走向。从结果看,此次战争的影响超越了冲突本身。俄罗斯通过积极有力的协调巩固了其在地区的独特影响,西方则在自身实力下降的情况下收缩非核心利益,土耳其作为地区强国以黑马之姿冲入乱局以图填补大国力量真空。在大国博弈更趋复杂的背景下,纳卡问题远未结束,未来仍将对地区安全和稳定带来新的威胁。     

中东地区当前的宗派地缘政治格局与冲突

从宗派地缘政治的观点来看,美国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导致当前中东地区宗派地缘政治格局形成的根源。这场战争在推翻萨达姆逊尼派政权的同时,也解除了伊拉克对什叶派神权国家伊朗的遏制。此后,伊朗和沙特所代表的伊斯兰两大教派,在中东伊斯兰地区逐步形成了一种带有教派色彩的宗派地缘政治势力,并爆发了持续不断的冲突。"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民众反对专制政权的起义在宗派势力的利用下,日益成为宗派地缘政治冲突的工具,从而使得中东地区的宗派地缘政治冲突变得更为复杂,并造成叙利亚等多国的国内冲突长久持续。     

俄格冲突：地缘政治框架下的分析

2008年8月爆发的俄格冲突是相关各方地政治博弈背景下的产物，它反映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俄罗斯与美国以及欧亚地区三个层次的地政治冲突的现实。冲突也相应地在三个层次上产生了反映地政治冲突的力量格局和平衡的现实结果。俄格冲突也在地政治层面对今后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包括对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冲击，对北约未来发展的冲击以及对国际能源局势的冲击。     

国际货币权力与地缘政治冲突

垄断资本走向全球化阶段后便逐步孕育了国际货币权力,国际货币权力是资本主义 全球扩张的历史产物。进入新世纪以来,欧元崛起和人民币国际化使美元全球性货币权力难以为 继,争夺国际货币权力成为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的主要原因。美元、欧元和人民币这三大货币权力 板块之间的两条夹缝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重灾区,国际货币权力的走向成为未来地缘政治冲突乃 至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转型的“风向标”。     

“革命者的失望”与“革命联盟”内部分裂

2011年以来,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对埃及和突尼斯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该运动产生的各种研究议题中,参与过此次运动的民众对于该运动的评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以“革命者的失望”为视角对此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革命者的失望”这一变量反映了“革命联盟”在胜利后的分裂进程,是转型阶段中各种政治力量权力斗争、经济冲突与理念冲突的体现。以上三种类型的冲突可操作化为民主支持度、经济地位和政治伊斯兰等三个变量,并根据“阿拉伯民主晴雨表”的数据,对以上变量与“革命者的失望”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都出现了先前运动参与者对此运动发展的失望问题,不过,具体影响失望的变量在两国有所不同。在民主支持度上,虽然埃及和突尼斯民主支持度对参与者的失望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其方向完全相反。在经济地位上,突尼斯呈现出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埃及却没有出现显著的影响。在政治伊斯兰问题上,作者创新性地将政治伊斯兰分成政策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和政权伊斯兰等三个维度,并且发现三个维度的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呈现的影响并不相同,反映了政治伊斯兰与“革命者失望”之间的微妙复杂联系。     

试析东欧民族问题与政治转轨之关系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长达几个世纪的占领,特别是一战后的英法和二战后的苏美出于自身利益对东欧国家边界的划分,造成了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内部民族杂居的局面,各民族间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与不同的领土要求相结合,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既有东欧各民族对苏联控制的反抗,又有东欧地区相邻各国间的民族和领土争议,还有各国国内民族间的相互斗争.在东欧政治转轨的过程中,民族问题始终如影随形,民族平等和独立的要求成为政治转轨的重要推动力,政治转轨的展开、原有政治格局的失衡则更进一步刺激了民族诉求,加剧了民族冲突,而东欧国家内部和国家间异常复杂的民族纠纷以及急剧膨胀的民族主义又反过来影响着政治转轨的进程.     

“后9·11”视角下地区冲突中的宗教因素

"9·11"后,世界范围内许多地区冲突都和宗教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9·11"后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宗教因素重要性的认识也在逐步提升.本文旨在结合国际关系的安全理论和社会学的冲突理论,分析后"9·11"时代地区冲突产生的宗教原因和宗教在冲突过程中的激化作用,认为由于介于主权国家和无政府国际社会之间的宗教因素通过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两个模式导致了宗教地区冲突产生和激化的观点,进而提出为避免宗教对地区冲突的负面影响应限制宗教问题的政治外溢的建议.     

选举政治：商业化和排他性

泰国的政治再也不能被看成是军人官员和文职官僚之间的直接冲突,也不能被看成是各种新兴的平民势力之间的冲突。始于1973年他依政府垮台以来的政权更迭对选举政治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政权更迭曾经经历了政治精英们的分分合合。选举作为一种管理政权更迭的机制越来越重要,但权力仍然是少数人的自留地。大众继续被排除在管理国家的重大决策之外。在讨论选举政治的特点之前,我们要先考察有关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的相关内容。     

乌克兰危机的民族政治解读

乌克兰危机是民主政治、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民族政治等要素杂糅并复合互动的产物,作者从民族政治的角度对之加以解读。第一,历史上的民族积怨与对立是导致乌克兰危机的重要历史根源,但它在当下如何被“记忆”与“重新发现”才是理解这一根源的关键。第二,在乌克兰二十余年国家建设中,出现了国族主导与主体民族主导两种路径的张力与冲突,这是导致当前乌克兰危机的深层次国内政治根源。第三,在乌克兰民主实践中,出现了现代政党政治与传统民族政治合体的趋势,这一合体包含了内在张力,实际上是乌克兰国家转型不成熟的标志,这是当前乌克兰危机爆发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根源。第四,不恰当地运用民族自决权,则是乌克兰危机迈向国际危机的重要根源。第五,从国内政治角度看,乌克兰危机源自国家建设的失败,其民族政治更应从国家建设意义上加以审视。鉴于乌克兰危机短时间难有转机,面对危机发酵以及后危机时代的冲突治理,民族政治因素的负面作用仍不容忽视,民族政治在未来的乌克兰政治生活中仍将是一个棘手的对象。     

印度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

(印 )迪潘克·纳亚尔所著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一文 ,将 5 0年分为三个阶段 ,即 1 949年至 1 96 7年为第一阶段 ,1 96 8年至 1 990年为第二阶段 ,1 991年至 1 997年为第三阶段 ,总结性地反映了印度在过去半个世纪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互动情况 ,同时也对现阶段的政治稳定和经济改革提出了研究意见。其结论是 ,现阶段的特点是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正使经济和政治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使得现在的冲突比任何时候都急需解决 ,而解决这一问题也变得更加困难     

阿塞拜疆国民议会选举

1995年11月12日,阿塞拜疆举行了独立4年来的首次国民议会选举。这表明近两年来阿当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已取得了一定成果:纳卡战场已停火,反对派武装被肃清,经济形势有所好转,阿走上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道路。     

当代国际冲突中的宗教因素

宗教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是冷战后国际和地区冲突的焦点之一 ,具体表现为宗教因素引发民族冲突与地区冲突 ,以及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结合破坏世界和平。但是 ,宗教冲突决非纯粹的宗教战争 ,宗教冲突的真正根源在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矛盾运动 ,在于各种政治集团和社会力量围绕利益问题所做的争夺。注重宗教因素与国际冲突的关联 ,客观分析其间的互动规律 ,并由此制定相应的文化策略 ,应该成为国际问题研究和宗教问题研究的共识     

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探源

非洲大湖地区不但具有族群政治的显著特征，而且有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非洲大湖地区在历史上发展出相对成熟的王权体系，素有官方“修史”和群体分类实践的传统，具体体现于内容丰富的口述传统。但当地社会群体并没有卡斯特体系中那种严重的排他性，且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明显的流动性。19世纪下半叶，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进入非洲大湖地区，对该地区诸王国和社会的认知构成了一种以“原住民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殖民话语，并对后续的殖民统治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进而重塑了非洲大湖地区原有的群体分类实践和历史进程。面对殖民主义，绝大多数非洲统治精英决心维护主权和独立，但具体应对策略不尽相同，既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又有各自的政治调适方式。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族群政治化，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最终形成。族群政治未必注定会导致族群冲突，但无疑给独立后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在处理族群关系和制定族群政策上带来巨大挑战。族群政治是20世纪90年代非洲大湖地区爆发大规模族群冲突的背景，也是今天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的根源之一。只有把族群政治纳入合理的现代政治框架下，非洲大湖地区实现政治稳定和自主发展才有可能。     

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及对我国能源安全影响

中东地区长期是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的焦点地区。当前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仍处于深刻变动进程中,具体表现在域内外大国间的影响力对比变化及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将对我国的能源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在国际能源价格方面,短期内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石油供应大幅减少的可能性较低,页岩油产量增加也可抵消有可能出现的中东石油供应量下降,基本不会出现油价大幅上涨的情况。中期或许会出现页岩油增加的供应量无法抵消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中东常规石油减少的供应量之状况,引发国际油价较大幅度上涨。在国际能源投资方面,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导致多国进一步开放油气领域的外部投资限制。我国应抓住机遇扩大在中东油气上游的投资规模,同时科学评估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合理布局能源投资以规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