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制度与总体国家安全：一种理论分析

一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贯穿这些领域的两条主线。国际安全制度构成了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托：国际安全制度能够塑造各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影响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促进不同领域的国际安全合作,从而有利于实现各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等基本原则已经大大改善了全球安全环境,构成中小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普遍性的国际安全原则和规范也可以应用到各个具体领域的安全规则的构建,从而直接影响各国维护相关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与利益。多边安全联盟会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促进联盟成员的总体国家安全,但也可能减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水平,从而导致冲突。纯粹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制度在提升各成员国家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具有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优点。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的构建,并有效运用国际安全制度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水平。     

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

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韬光养晦"战略思想的关系,重新思考"韬光养晦"的概念和提法,与时俱进地发展"韬光养晦",使其精神实质得以延续,才能实现中国从人口大国、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演进到和谐大国、教育大国、科技大国、文化大国的梦想.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目前已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国际制度,正加速融入国际体系,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问题也随之解决。本文区分了“中国加入国际体系”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这二者之间的不同内涵,认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而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问题在国内则尚未解决,甚至还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在此基础上,文章就中国应该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作了探讨。     

世界新格局与国际安全

世纪之交,世界正处于向新格局转变的关键时期。随着冷战后国际形势和国际安全环境的巨变,与冷战时期截然不同的新安全观应运而生。国际普遍安全的目标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与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国际社会须共同努力建立基于新安全观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国际安全议题:延续与转变

国际安全研究兴起至今大致经历了冷战、冷战后十年、全球反恐、大国竞合四个时期,核心议题也随之由军事、政治领域向经济、环境、疾病、能源、网络等多元领域不断拓展延伸,议题的演变既展现出稳定的延续性,又呈现出新时期的重要转变。其中,国际体系的本质、“国际安全”概念界定的逻辑缺陷以及学界对传统军事、政治领域的关注是议题延续的主要因素;大国政治和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安全”概念和安全机制功能的不断扩展、现实事件的发生、全球化和美欧在安全议题设置中的主导权,则是合力推动国际安全议题变化的重要根源。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安全议题的发展变化也是国际安全格局变化的缩影。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的后疫情时代,国际安全议题中的传统议题重新焕发生命力并呈现出新的特征,非传统安全议题继续与传统安全议题并列占据主流位置,而一些交织型安全议题和前沿性安全议题也在大国竞合的背景下受到更多关注。     

国际移民与当代国际安全：冲突、互动与挑战

二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已使国际移民成为国际社会转型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因素之一①。全球化时代下的国际移民正不断改变着世界各国及地区的人口比例和组合结构,同时由其带动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的全球流动又使世界经济获益良多。诚然,全球化时代下的跨国人口     

当前国际安全乱象与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一般认为,国际安全包含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类.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就世界范围而言,非传统安全威胁呈上升趋势,而传统安全威胁则呈下降趋势.然而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乱象丛生”,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上升,这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的困境,人们对国际安全治理及其有效性的疑虑也重新增多、增大.不仅如此,冷战后曾一度高调倡导全球治理、国际安全治理的美欧等西方国家热度急剧下降,由国际安全治理的倡导者变成阻力,这尤其增大了国际安全治理前景的不确定性.     

安全、发展与国际共进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指导下,中国需要发展以"有效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国家安全战略应追求增强的安全、相对的安全、开放的安全、可持续的安全、全向度的安全、发展的安全、共同的安全、统筹的安全和避免过度安全化的安全。中国实现国家安全持续发展和有效安全应秉持的战略指导原则为:安全与发展共进,应对与进取并举,治标与治本兼顾,合作与反制并用,内部与外部统筹。中国需要减少应对性思维,增加进取性思维,在安全问题上学会不断转化和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安全环境的能力。有效安全需要建立一个统筹、高效、专业、法治的国家安全体制,提升国家安全体制的执行力。有效安全的外部布局需要按照"全向有序、内外兼修、能力相称"的原则。通过阐述中国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网络安全、宗教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海外安全等十个领域的状况,实现有效安全的界定,存在问题的评估,并分别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战略举措。中国要汲取美国和苏联在安全问题上的教训,两者分别在冷战后期以及九一一事件后将局部安全问题扩大化、过度化,导致国力消耗,资源分散,能力不相称,最终使得安全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中国要重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共进与互补性,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安全发展道路,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的安全智慧。     

均衡困境与金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及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对金融安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迁创造了强大的外部动力,并使之成为二十国集团(G20)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核心议程之一。随着危机影响的逐渐消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陷入了"均衡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迁在达到或持续趋近于最优状态之前,便停滞于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危机所创造的变迁动力逐渐减弱,主要国家行为体继续维持、接受或无力独自改变既有国际货币体系。在此均衡困境下,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已久的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相关问题、汇率制度多样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汇率波动和汇率失调、国际收支调节不力导致的宏观经济失衡、国际货币组织低效等。从国际货币制度变迁与金融安全的角度而言,后危机时期的改革并未带来一个更加安全的金融世界。     

关于东亚地区国际格局与安全结构的思考

本文就东亚地区国际格局的分析与考察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着眼于综合安全，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主要涉及传统安全以及非传统安全两个方面。二是在东亚地区国际安全问题错综复杂、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有必要加强地区内各国的对话，至少需要就某些政策原则和行为规则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作为建立地区多边安全协调机制的必要前提和思想资源。三是东亚地区国际安全问题对中国的影响至关重要，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应成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     

国际社会与国家安全——传统英国学派安全思想探析

英国学派因国际社会之核心概念与独特三重分析视角确立了自身的话语影响,该学派学者以分析视角及研究重心等差异可分为传统派与新生代。目前学术界对英国学派安全思想的关注不足,认为传统派对安全缺乏论述。本文认为,从安全理论视角来看,传统派拥有丰富且连贯的安全思想。结合国际社会理论,安全的实质是一种秩序,以国家为中心,始终强调传统安全,逐渐兼顾非传统安全。传统派安全思想理论通融的特点使其既保持与当时主要国际安全理论的同步发展又成就自身的和而不同,并对部分欧洲非传统安全理论产生了实际影响。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中亚安全局势变迁与国际合作

“9·11”事件后，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成为影响地区和国际安全局势的重要因素。在“9·11”事件和随后的阿富汗战事之后，尤其是近年来的“颜色革命”风波后，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呈现出新的特点，有关大国对中亚安全环境和自身利益的界定也在不断调整。所有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到未来中亚安全局势的演变。在未来，中亚安全局势既有挑战，存在着危机与对抗，也有机遇，存在缓和与合作的可能。国际合作对于解决中亚安全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安全透镜：科技在安全议题中的过程与机制

科技的竞争与合作日益成为国家间互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被视为影响国家实力对比、安全环境和对外行为的重要变量。大国对促进科技发展和保持科技优势的追求,促使科技要素与安全议题的关联度显著提高。将科技看作存在于各领域的“安全透镜”,根据资源和知识两要素的分享程度来界定不同行为体间的“科技—安全”互动,尝试发展出一种兼顾科技发展特征和各领域具体互动的整体框架,可以发现行为体之间在科技领域构成对抗、竞争或形成有限共享的合作关系。究其原因,领域的具体特征和特定领域的科技实力对比导致了领域的安全化以及行为体间科技互动的形成,美日20世纪80年代的芯片战和中法涡轴-16航空发动机研发合作分别是竞争型科技互动与合作型科技互动两种类型的典型案例。科技的发展更新也会使行为体间的互动类型呈现一定变化,出现一种“由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共性趋势,国际空间站的技术进步及其民用转向促使美苏(俄)在该领域的长期合作可以验证这一趋势。     

国际安全格局的演变及中国与大国关系的机遇和挑战

在当前国际局势和国际秩序调整和震荡时期,新兴大国显示出巨大的活力,不同程度地加快了通过机制化合作来共同应对外部压力、推进各自利益的步伐,并通过对现有国际体系进行渐进式改革,逐步机制化地提升在国际机制中的权益。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加强了与其他新兴大国的合作,不断提升相互之间的战略协调及磋商的机制化水平,扩大互利合作领域,为构建国际新秩序发挥重要的作用。     

“熊通困境”：国际体系中的身份政治与安全两难

“熊通困境”是指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国家,因“异质身份”而面临现行国际体系强烈敌意、因实力相对增长而受到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权势压制的双重难题。西周乃至春秋时期楚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特定国家与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大不相同的国际政治身份,受到体系敌视、压制的状况,具有长期的国际政治效应。而此类国家实力增长及由此导致的权势对比变动,较一般崛起国家而言,往往将激发起现有体系内更为强大甚至远超常规的敌对性反应。崛起国家突破“熊通困境”存在两种方式与效应皆有所不同的路径：一是主要通过武力强制,力求最终颠覆现有国际体系,这意味着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乃至最终爆发大国间战争;二是致力于推动促进现有国际体系身份共识的瓦解,这意味着长期的、连贯的、灵活的、坚定的非军事与军事手段的战略组合运用。当前,在中国国家实力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对中国施加愈发强大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与之“对立”的“他者”,并对这种国际政治身份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乃至显著敌意。笃行和平与发展的当代中国,突破“熊通困境”的主要战略路径,在于逐步构建并推广新的国际体系“身份共识”,为此需要以改变他国意图和行为为目标,需要付出较长时间的努力、采取灵活的方式以及抱定锲而不舍之态度。     

试述国际安全体系转型中的联合国改革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改革是当前国际安全体系转型中的重要一环.国际安全体系的深刻变化是联合国改革的原动力,而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对国际安全体系和平转型的贡献,将取决于其改革和制度创新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和管理国际安全威胁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新现实,以及如何在国际体系转型中强化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能力建设.     

国际战略与安全环境发展的三大趋势

经过冷战结束以来二十年的持续演变,国际战略与安全环境发展趋势呈现新的特点。国际格局将逐步从一超多强走向多极化,国际体系将继续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加快重构,国际安全形势中失序和不确定因素更加突出。这些推动各国探求新的安全理念、战略和机制。     

深海安全治理:问题缘起、国际合作与中国策略

深海区域是重要的全球公域,其丰富的资源储备和巨大的军事战略价值成为吸引世界各国深度参与深海开发的重要诱因。近年来,各国深海力量投送的不断加强,也在国际深海领域造成了如生态安全、军事安全、经济与资源安全以及人身安全等各种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深海安全问题的出现,会对深海开发的良性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重视和加强对国际深海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现阶段,国际社会在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的基础上,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国际海底管理局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共同参与的总体治理架构。但是,现阶段的国际深海安全治理还存在着治理主体层次不够多元、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的治理相对乏力等亟须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在和平利用国际深海资源方面,发展迅猛。进一步关注国际深海安全问题、有效参与国际深海安全治理,对于中国而言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中国可以在进一步有效感知深海安全问题、夯实参与国际深海安全治理的实力基础以及打造深海“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进一步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