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哥本哈根时代的中国“碳外交”

哥本哈根会议揭开了“碳时代”的序幕，并有可能形成一个以“碳实力”竞争为核心的国际格局。“碳时代”的全球治理正在逐步瓦解由某一国家全面控制全球事务的可能性，促使各种国际行为体在公共平台上建立“碳责任”与“碳实力”之间的平衡。“碳时代”仍然是实力政治，中国“碳外交”的着眼点应是：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增强自身的“碳实力”，积极履行减排承诺，维护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析论

近年来，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导致国际体系呈现出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新型结构。在国际体系“中产阶级化”情况下，霸权国实力相对下降但并未丧失主导世界的能力，中间力量崛起但更多地配合而非制衡霸权国，二者构成了同时掌握力量优势和道义强势的集团霸权主义。国际弱势群体处于利益净损失和呼声被压制状态，只能诉诸非对称冲突进行强制性的利益表达。中国欲化解身处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尴尬处境，需要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过程中进行外交战略调整。     

中等强国崛起及其对中国外交布局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大国主宰的国际社会里,中等国家的作用始终有限。进入21世纪,中等强国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作用提升,成为决定国际体系走势的一支重要力量,并开始成为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中国目前的外交布局中没有中等强国的定位,对此需要加以调整,以适应中等强国崛起的新形势。     

中等强国崛起及其对中国外交布局的影响

在大国主宰的国际社会里,中等国家的作用始终有限。进入21世纪,中等强国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作用提升,成为决定国际体系走势的一支重要力量,并开始成为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中国目前的外交布局中没有中等强国的定位,对此需要加以调整,以适应中等强国崛起的新形势。     

中国外交需要战略转型

随着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改善,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外交工作的中心应当从政治、安全领域转向经济建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应当追求全球性经济大国的国际定位,以节省战略资源,缓解崛起过程中的冲击力.与此相适应,中国外交的重心应当适度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据此,外交资源分布、外交人员构成和知识储备、外交服务对象和方式都应调整.     

菲律宾在东南亚地区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

菲律宾是太平洋进入东南亚地区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外交、安全政策对东南亚事务有一定的影响。战后,菲律宾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亲美”外交、“平衡”外交、以及目前的“经济”外交三个阶段。80年代初期,菲律宾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民族情绪高涨,迫使菲政府进一步调整“一切围绕美国”的方针,制定了侧重“经济”的务实外交政策,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在东南亚地区安全中的建设性作用也日渐明显。 菲经济实力相对弱小,军事实力稍显逊色,同时由于国内问题自顾不暇,政府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内政方面,因此,无法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但菲律宾仍是地区安全的积极参与者。1995年7—8月间,菲律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澳大利亚与东盟所有成员国一起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1995年11月及1996年6月,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两度举     

中美对非医疗援助比较分析

卫生问题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人的安全、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都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挑战。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基于功能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受到诸多因素制约，一种基于全球治理的更为开放、更具合作性的国际卫生合作方式正在诞生，卫生治理不再被主权国家行为体置于传统外交议题之外，而越来越成为全球外交的重要议题。卫生外交体现出外交关注人本身或“人的安全”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的外交伦理取向正在成为当今外交界的共识。中国和美国作为医疗外交行为体的两个典型国家，其医疗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索。     

中国外交周期与外交转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经历了三个30年。通过考察1919年以来中国90年的外交历程发现,中国外交调整具有周期性,每隔3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的尾声,中国外交政策会进行战略性调整。中国外交周期的变化与中国实力地位的提升、中国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联动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更迭均有密切关联。在认识中国外交周期性的基础上,本文将主要运用历史比较和统计学方法,探讨当前中国外交转型问题。     

政治领导与大国崛起安全

道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原理是:决定大国兴衰的根本原因是大国的政治领导力,其本质是一国政府为适应不断变动的国际国内战略环境而进行改革的方向、决心与能力。根据道义现实主义原理,中国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二位是中国制定崛起目标和策略的基础,符合国力基础的目标和战略就易于成功,而超越实力基础的目标和战略则会削弱中国的实力。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外交承诺与实力保持一致有利于提高国际战略信誉,从而减少国际社会对崛起国的恐惧和反对;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可获得对崛起国的战略支持;为减少崛起的国际阻力,崛起国应在新兴领域拓展利益范围而尽量避免在传统领域的利益冲突。在信息化时代,在网络空间拓展中国国际战略利益应成为中国主攻方向,网络战略应采取"走出去"原则而非为了安全的防御原则。在外部威胁不足以颠覆中国崛起的情况下,为防止中国的崛起半途夭折的重点将是防范国内的极左陷阱。"台独"正在成为中国崛起面临的首要威胁,中美在南海的战略竞争将长期化,朝鲜拥核是中国的东北亚地区政策无法回避的既成事实。     

“多边施压”：美国对华外交策略新动向

近年来,美国在一些中美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议题上开始较多采用对华“多边施压”策略,即试图通过推动国际社会对一些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国家进行孤立和制裁,或建立某种针对中国的“多边联盟”,以达到迫使中国与美合作或对美让步的目的。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美国在诸多议题上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以及中国希望通过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来维护本国利益等,是美国调整对华外交策略、对华更多采用“多边施压”外交的驱动因素。     

刍议柔性外交：中国外交形象建构的“实力—身份—话语”三维模式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的建构有助于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为中国外交实践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外交形象由建立在国家实力与地位基础上的刚性形象与建立在吸引力与亲和力基础上的柔性形象所构成，从主客体塑造的角度存在“自塑”与“他塑”形象之分，从国内外公众认知的角度存在内外形象之分。建立在跨学科多元理论基础上的“实力—身份—话语”三维是外交形象生成的关键环节，彼此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与相互转化的紧密关系。实力外交、国家身份与话语传播分别是外交形象建构的实践基础、方向依托与桥梁媒介。建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象，需要加强“外交形象学”的学科建设和系统研究，掌握对实力外交、大国身份的叙事主动权，以“柔实力”概念超越西方软硬实力二元区分的困境，以大国和平负责任社会性内涵超越单一的权力性内涵，大力发展媒介化公共外交，建构融通中外的外交话语体系与战略传播体系。只有充分把握与协调好“实力—身份—话语”的三维互动机理，以实力为基础，以身份为依托，以话语为媒介，从“三维一体”的联系性与整体性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塑造立体、全面、真实的中国外交形象。     

走向21世纪的俄罗斯外交战略

普京上台后,基于俄罗斯的国力与西方相比差距较大的现实,为振兴国内经济,争取国际平等地位,拓宽大国外交空间,确定了新的“务实外交”政策,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俄国家利益。为此,俄推出了以西方外交和欧洲事务为重点,以独联体集体力量为依托,积极向东方和亚太地区发展,东西方均衡的全方位外交战略框架。但俄罗斯的新外交因实力不足等各种不利因素的挑战将受到极大的限制,能否取得普京所希望的成效,还要拭目以待。     

美国站在战略十字路口

“9·11事件”是冷战结束后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值此“9·11”五周年之际,《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举办了“‘9·11’以来国际形势变化与中国外交”专题研讨会,邀请在京二十余位国际问题专家就五年来的国际形势变化、反恐形势、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深层矛盾、大国关系的调整、国际格局的演变趋势、美国反恐的得与失、美国国际地位及实力的升与降、中国国际地位与国际战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现将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辑录刊发,以期对读者把握国际战略形势及理解中国对外战略有所裨益。     

从团结抗疫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时代意义

世纪大疫情加剧国际格局巨变,深刻印证了习近平关于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准确判断和深邃思想,验证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性与前瞻性。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统揽全局、确保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方面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成功打赢了针对新冠肺炎病毒的阻击战和针对国际“政治病毒”的遭遇战,捍卫了国家安全,维护了全球稳定。习近平密集开展元首外交,提出重要倡议和主张,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叙事,体现了大格局、大视野、大胸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日美同盟的调整与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日美同盟以中国为“战略对手”进行战略性调整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成重大挑战，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构成威胁，同时日美同盟以台湾问题为利益指向，严重干涉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面对挑战，中国外交战略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与日美建立更多的“共生利益”，加强相互依存度；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维护我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实施“伙伴战略”，推进中国外交战略建设；并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增强综合国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中欧博弈新常态与国际安全格局转型

中国和欧洲正在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博弈的焦点。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国际格局力量对比正在经历持续且深刻的调整,中欧大国的安全博弈也随之呈现出新的常态。相应地,如何准确把握中欧大国关系中安全博弈的新常态以及中欧博弈对国际安全格局走向的影响,并加以前瞻性应对,是中国外交在保障国际安全以及维持未来大国协调进程中必须考量的问题。中国和欧洲在大国安全关系持续协调中的"软博弈"(即国际安全的规范与价值的持续碰撞)与角色互换进程中的"硬摩擦"(即中国与欧洲在世界主导权结构中地位与角色的升降变化),共同构成了国际战略格局转型期中欧安全博弈的新常态。理解中欧大国博弈新常态之于国际安全研究则需要透过"‘相互依存式主导权’视阈下的国际社会化"这个两者结合的理论棱镜。在安全领域,中国对欧洲的外交也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应当引导中欧关系进入国际安全规范重塑和机制建设进程的大方向。     

战云密布终透隙，和平崛起现曙光——美中东北亚安全战略展望

2004年，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开始由欧洲转向亚洲，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在东亚实行“加强东部与中间突破”的战略。同时在“协调与强硬”之间寻找平衡点，把朝鲜作为在东北亚地区“关键的战略支点”。而中国自2003年12月开始展开“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在东北亚地区积极推动六方会谈，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为维护东北亚和平、安全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未来发展看，布什政府对外推行以“反恐”为标志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扩张战略，包藏着危险四伏的制约因素和无法摆脱的困难处境。     

试析恐怖主义问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以“9.11”事件为标志,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阶段。恐怖主义以其复杂性和国际性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成为影响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变数。恐怖主义活动与中国有着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使中国外部安全环境面临着新的威胁,危害国家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反恐合作使中国改善和充实了大国外交,调整和巩固了周边关系,在国际社会中提升了国家形象和影响力。在应对海外中国公民遭遇恐怖袭击问题时体现了中国“外交为民”的新理念。     

未来十年世界六大忧思

当前世界情势纷繁芜杂，未来十至十五年，有六大趋势值得我们关注：世界处于技术 创新决定的经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全球化进入一个相对停滞期，全球合作的难度增大；一批中等 强国群体性崛起，国际博弈更加复杂；全球性问题继续恶化，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度逐渐 被非传统安全问题所取代；全球各国领导力缺乏正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各国的“弱领导”时代来 临；全球领导变弱，国际社会力量对比趋于均衡，未来世界将进入没有超强大国的“无极化时代”。     

2011年国际形势中的五大动向

2011年是世界极不寻常的一年，一些重大动向正在对世界形势的发展起着格外重要的影响。美国经济乏力、债务沉重，可能长时间陷于困境，美元“一统天下”的局面一旦被打破，必将冲击美国的世界霸权：欧盟在全球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打击下，欧洲一体化进程面临停滞；新兴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正在缩小．必将对国际秩序形成挑战，引发国际大变动；美国企图利用“阿拉伯之春”谋求扩大和巩固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结果导致中东乱局难有穷期；中国经济实力增强，政治影响力提高．同时也面临各方面的挑战和压力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