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视域下地方行政组织法现状与完善

传统行政组织理论下的地方行政组织法在立法体例、立法内容及法律体系等诸方面难以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提供足够的立法依据,在发展视域下地方行政组织的范围、职能、构成等有所不同。客观审视地方行政组织法存在的问题,我国有必要完善地方行政组织法律体系,实现立法内容上的完整性、客观性与严谨性,同时创新地方政府组织法立法体例。     

论省级政府立法权限的多重关系

在现行法律相关规定较为原则、宽泛、模糊的情况下,厘清省级政府的立法权限范围,应当依法考量省级政府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部门、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设区的市级政府的立法关系,并从纵横向度界分省级政府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各自范围,避免越权、抵触、冲突、重复,以确保省级政府立法的科学性和合法性。     

地方立法与“三法”的冲突与协调

地方立法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三部法律的紧张关系已经成为当前地方立法工作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1]面对日渐复杂的行政管理事务,行政处罚权限不够用、行政许可空间不够大、行政强制手段不够使,已经成为了各级地方政府在执行法律、处理地方性事务过程中亟需解决的三大问题。新形势下,解决地方立法问题应该始终坚持法制统一、完善立法监督程序、实行科学民主立法等基本准则,如此才能够有效地缓解地方立法与"三法"的紧张关系,实现整个法律体系的规范统一。     

论政府在经济法中的定位

政府是经济法律关系中特殊而重要的主体,由经济法特殊的调整机制所决定,政府在经济法律关系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只有理清它在不同经济法律关系中的角色,才能正确的发挥其职能。本文通过经济法调整机制对政府的职能选择,结合政府在民法、行政法中主体地位的比较,论述了政府在经济法中的定位。     

我国行政资助相关法律问题研究——以教育领域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政府在教育等领域的行政资助行为日益增多,然而目前我国法律学界和实务界均未对行政资助给予足够重视,行政资助在法律上缺乏系统性和程序性规定,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救济方式。应当明确行政资助是一种独立的行政给付类型,并对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资助做出明确法律界定,在学理研究的基础上完善行政资助立法,规范行政资助程序,并适时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将行政资助纠纷纳入行政诉讼的救济范围。     

公平正义：公共行政的价值选择

公平正义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政权的合法性，是政府行政职能有效发挥的前提和基础，成为公共行政价值理性选择的必然性。现代政府需要从行政领导、行政决策、行政立法、行政执行四个方面入手来实现行政公正。     

试论行政立法与人权保障——兼以行政许可为例分析

行政立法应当以保障和不侵犯人权来证成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对行政立法的权限和目标进行控制.行政立法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要程度适当.行政立法必须制约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许可设定上只有坚持法律保留原则、依法设定原则、许可设定公开原则、公众参与原则,限制行政许可设定的范围,贯彻行政立法的"无为"精神和有限政府的理念,才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     

当前“执行难“问题解决对策之研究

我国《民事诉讼法》是调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和民事执行关系的混合式法律 ,独立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尚未制定颁布。由于执行立法、执行体制、执行观念、执法环境和执行工作上的诸多原因 ,导致“执行难”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当前 ,应加快立法步伐 ,完善执行体制 ;人民法院应依法行使职权 ,进一步加大执行工作透明度 ,采取积极主动措施收集证据和进行财产保全 ,并加大对破坏干扰执行工作的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 ,以确保司法公正 ,建立司法诚信 ;在立法和改革司法体制时 ,应考虑将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行使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审执分立。     

WTO与中国行政改革

中国加入WTO后，国内首先受到影响，并首先做出应对的并不是经济领域，而是中国的行政领域。包括政府角色职能、管理模式的转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以及行政立法变革，等等。而行政立法活动则要首先走在中国立法改革的最前沿，进行行政法规、规章的立、改、废，建立统一、公正、透明的行政法律体系。     

行政立法与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的思想如果经过适当的吸收和转换,完全可以作为现代行政管理和行政立法的精神营养。而现代治理中与“无为”精神相通的就是“有限政府”的理念。行政立法的“无为”精神要求行政立法不能越权立法,不能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并且程度适当,不能立自利之法、不公之法、无效益之法和违背自然生态规律之法。在行政立法中实现“无为”精神要求正确处理“无为”与“有为”的关系,要求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和民主化的立法程序。     

行政复议决定设定权之实证分析

行政复议决定是行政复议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行政复议法律性质的争议不断,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从实践中来看,所有层级的法律规范针对行政复议决定都有设定权,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部门规章中针对行政复议决定的种类和具体适用情形对《行政复议法》中的规定都有所突破。这一现实不符合法制统一原则、不符合复议公正原则和不利于彻底解决行政争议。通过对《宪法》和《立法法》有关规定的分析可知,行政复议决定的设定权仅仅包括法律和行政法规,应尽快取消其它法规规范中针对行政复议决定的创制性规定,从而实现行政复议决定立法的科学化。     

论建筑业管理中政府的行政赔偿责任

通过分析在建筑业管理中政府行政赔偿责任的现有法律规定 ,指出建筑业管理中政府行政赔偿责任立法的不足及产生原因 ,进而提出完善建议 :建筑业管理中有两种政府行政行为应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一是资质许可行为 ,二是质量监管行为。     

预算执行变更的表现形式与行政裁量界限

获批预算虽然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约束政府的收支行为,却不同于法律的执行效力.预算的计划性及其执行效力的弹性,本身就赋予行政机关和预算单位在预算执行中的裁量空间.除此行政裁量空间之外,要将预算执行中任何经费变动都报经立法审批,既不合立法审批的现实,又不符行政执行效率的要求,需要通过立法授权、设定条件等方式,进一步赋予行政机关或者预算执行单位在预算执行变更中的裁量空间,从而使行政权更好地配合预算的有效执行,使预算执行变更的行政裁量与立法控制保持在合理的界限之内.收入预算的超、短收,支出预算的经费流用与划转、经费追加与削减、经费扣押等,应当是执行变更的主要形态,也是设定裁量界限的规范重点.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探析

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结构上的特点为:中央政策依赖于地方政府执行,中央对地方政府采取人事控制手段,立法和司法在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作用甚少;中央政府缺乏强大的政治部门审议决策并控制行政机构;建国以来,以省为地方的代表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省为地方的重心来建设地方政府。上述特点造成中央政令不畅的同时兼有行政中央集权弊端。改革要通过结构调整实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双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冲突,是普遍和严重的。我国要解决法律冲突问题,特别是全国性法律规范与地方性法律规范的冲突问题,在法院有权对法律法规选择适用的同时,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判例制度。     

论我国城管综合执法的法律规制

综合执法是指为了解决现实中行政机关职能交叉而出现的多头处罚和滥施处罚的现象,有的地方将原来由几个行政机关分别行使行政管理权的管理领域,统一由一个行政机关实施管理,并由该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我国城管综合执法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法律依据不足,职能范围模糊,人员编制混乱等。其原因则是涉及观念、经济、体制以及法律等各方面。要完善城管执法,就必须要坚持从立法、执法、守法三个方面切入,把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推向前进。     

关于公安行政组织执行问题的探索性研究

公安行政组织的决策执行问题是其管理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过去常常被忽视。从公安机关与党委、政府、人民及法律的关系来看,执行是公安行政组织的基本属性之一。研究公安行政组织的决策执行问题,必须把握其科学内容,正确认识和处理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创造性活动。在目前形势下,要着力建设具有执行力的公安行政组织。这样,既可以使公安机关摆正位置,明确执行职责,又可以使其充分围绕执行职能的发挥进行机构改革,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法水平与执行能力,顺利实现组织目标。     

作为副产品的创新:理性选择视野下地方政府创新研究

借鉴古德诺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思想,对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进行分解,认为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也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执行性职能和自主性职能,并指出地方政府在履行不同的职能时有意或无意地促成了创新行为的产生。地方政府创新是作为副产品而出现的,创新本身并非地方政府的目的,而是一系列有其他目的的行为的额外产品。作为副产品的地方政府创新是地方政府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在理性地履行其各项职能时的非意料结果。     

我国公共行政民营化法制环境探析——以上海市为研究对象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关于民营化的相关规定是公共行政民营化的法律依据。在上海市地方性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对公共行政民营化规定的范围比法律和行政法规更加广泛。当前上海市公共行政民营化包括政府经营性企业民营化、公共服务民营化和行政行为民营化三类。通过分析我国公共资源民营化的立法现状以及上海市民营化的行政现状发现,这三类民营化分别存在政府经营性企业民营化股权转让方式不明、缺乏监督机制;公共服务民营化范围不明确、缺乏考核和保护机制;行政行为民营化受托主体资质没有统一规定、部分委托缺乏法律依据等问题,并据此提出改进意见,这对于我国公共行政民营化的实践具有理论上的参考作用。     

论立法知情权及其制度化

行政知情权只是保证了公民了解和监督法律执行过程中的情况,还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公民的法律制定中的参与和监督,这就是立法知情权及其制度设置--立法公开制度.但是目前我国的立法公开制度还在探索当中,对公民立法知情权的保护没有形成法律化、制度化.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的选择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权在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进行分配的折中主义模式存在明显的缺陷 ,应根据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兼顾公正与效率的立法初衷 ,对行政强制执行权重新进行分配 :一般情况下 ,将执行裁断权和决定权交由法院行使 ,执行实施权则回归行政机关 ,而特定领域的具体行政行为 ,由法律明确规定 ,执行裁断权、执行决定权和执行实施权都由行政机关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