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累犯问题的犯罪学实证分析

从犯罪学角度分析累犯问题是制订相应刑事政策的需要。作为再犯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累犯在诸多方面与一般意义的再犯存在区别。刑满释放人员之所以在回归社会后的较短时间内之所以能形成累犯，总体上与其对再犯罪的机会成本认识程度有直接关系。所以，预防累犯的关键是提高累犯的犯罪机会成本并使之为易形成累犯的群体所认同。     

家庭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家庭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最基本的组织。一个人从出生起，就在家庭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成长，所以家庭是少年社会化的第一个场所，也是最重要的场所。笔者从事少年刑事审判工作15年，曾审判过600多个犯罪的少年。如果深入到这些     

赵琛与《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

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赵琛所著《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1939年),是我国第一部少年犯罪研究专著。该书的产生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犯罪学受到重视,法律院校开设犯罪学、少年犯罪学课程,国际社会对少年犯罪问题的重视及国民党政府内忧外患等历史背景密切有关。该书对于推动中国犯罪学、刑法学的发展,推动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产生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所提出的"少年犯罪综合治理思想"等,也都均具有较高的理论、实践与历史价值。     

企业刑事合规视角下单位再犯问题法律研究

预防犯罪与再犯是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也是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的重要问题。与刑罚处罚不同,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具有事先性、内部性、激励性等特征,在预防单位再犯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然而企业合规制度作为舶来品,要想更好地解决我国实践中的预防再犯问题,还应进行本土化改造。并且在注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完善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传统刑事理论中单位再犯理论的完善。只有双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单位再犯的法律问题。     

论Criminal Justice的汉语翻译问题——兼与曹立群教授商榷

英语中的criminal justice一词是犯罪学中最为关键的概念之一，它至少有3方面的含义：作为工作系统；作为专门活动；作为研究领域。将这个术语翻译为“刑事司法”是比较恰当的，而将其翻译为“法务学”或者“刑事审判”，都是不恰当的。     

“大数据”对刑事政策带来的变革与挑战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的收集能力、数据储存能力以及对数据的分析能力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可以说,这仅仅是计算机发展过程中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步。从刑事政策学的角度看,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刑事实证学派不用再关注样本,因为此时的样本=总量。而且,对数据的掌握和分析可以使得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抛弃因果关系的研究,转而向"相关关系"研究。这一变化可以使问题的展现更加直观,并且建立在庞大的数据基础上的分析也使得这种"相关关系"变得十分可靠。但与此同时,大数据也对刑事政策本身提出要求,即如何对待犯罪预测问题以及对于数据获取手段的犯罪化。     

关于刑事和解的犯罪学思考

刑事和解是一项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利益的新的刑事政策,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原本所处的社会关系,平复被害人的损失和创伤,并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从犯罪学的角度,可以对刑事和解进行一些独特的思考。刑事和解理论的提出是犯罪学研究的应然趋势和新的尝试,但其本身也面临着一些悖论性的困惑,而犯罪学的研究既是解决刑事和解建构困难的可靠途径之一,也是对其可行性问题检验的方法。     

美国强奸罪分类研究之述评

一、概述美国犯罪学家擅长于对个罪进行分类研究,辨析其中重要的特征,把握微妙的区别,以便指导相关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刑事政策,精准地、高效地打击犯罪。强奸罪分类研究的要旨在于:努力在纷乱的现实中总结人类强奸恶行的特征,通过设置不同的标准进行系统化的归纳,以期使犯罪学教义在实践中被卓有成效地运作。美国各派犯罪学家对于强奸罪的分类研究可谓百花齐放,本文仅对其中两种较有代表性的分类——选择性身体损害的强奸与并发性身体损害的强奸、陌生型强奸与相识型强奸——进行介绍并作评价。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想必可以从美国犯罪学…     

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强调生命进程中各年龄阶段的非正式社会纽带对犯罪的重要性。该理论对人生进程中犯罪的新视角解释，为反思当代犯罪学理论和刑事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犯罪形势严峻、犯罪学研究滞后、刑事政策尚不完善的历史背景下，介绍及借搭该理论的研究成果尤显必要。     

浅谈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语言艺术

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针对客观形式的需要，在依法审理的前提下，把工作的着眼点放在对少年犯的教育、感化、挽救上，坚持惩罚和教育相结合，努力使这些少年犯的违法犯罪行为得以矫正，改邪归正，以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要矫治犯罪行为，就必须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因此，也就离不开语言这个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由于少年刑事审判的工作对象、性质和任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审判人员在审理过程中语言的特殊要求。研究和总结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语言艺术，对于提高少年刑事审判人员的素质和帮教效果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犯罪学与刑法学的相互关系和互补共进

犯罪学和刑法学都是以犯罪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犯罪学关注的是犯罪人,刑法学关注的是犯罪人的行为。两者是"父子关系"还是"兄弟关系"或是"陌路人"?在中国社会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由于对犯罪的关注过多和过重地集中在通过刑法进行严惩和打压,但是我国社会目前阶段的犯罪依然处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生状态"。因此,如何认识犯罪的生存和产生的原因,如何实现对犯罪的全面预防和遏制,如何扭转重严惩轻预防的刑事政策,其更大社会责任的观念提升将历史地降临在犯罪学身上。犯罪学和刑法学如何实现相互联动和互补共进,将是犯罪学和刑法学的共同任务。     

论未成年人不应构成毒品再犯

由于立法规定不明确、《刑法》第356条的性质界定不清晰以及毒品犯罪"从重从严"和未成年人犯罪"从轻从宽"的刑事政策冲突等原因,解决未成年人究竟能否构成毒品再犯的问题,需要考量刑法对再犯(包括累犯)的评价体系,结合法律解释原理,对该问题进行理论和法律的双重破解。既有的通过竞合理论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来对未成年人不构成毒品再犯进行论证的思路,其结论虽然可取,但论证理由存有瑕疵。要论证未成年人是否构成毒品再犯,需要梳理我国刑法对再次犯罪的评价体系中各项制度间的关系,特别是累犯与再犯刑法评价的异同,结合刑法当然解释的基本原理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进而得出未成年人不能构成毒品再犯的结论。该结论既符合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评价体系,也顺应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遇从宽的趋势。     

“恢复性司法”的颠覆性价值

20世纪90年代，恢复性司法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世界数十个国家方兴未艾，仅欧洲就产生了500多个恢复性司法计划。1999年7月，联合国做出了《制定和实施刑事司法调解和恢复性司法措施》（又称26号决议），2000年7月，维也纳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在刑事事项中采用恢复性方案的基本原则》，两个文件都强调恢复性司法是未来司法发展的主体。那段时期，笔者在国外攻读法学博士学位，恢复性司法成为犯罪学课程中的热议话题，其中讨论最多的是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即适用于特殊的年龄群体还是不分年龄具有普遍适用性。     

浅议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为一种刑事案件的解决方式,其作为一种重要诉讼理念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司法领域的进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刑事和解制度具有的种种功能,恰好弥补传统刑事司法制度的缺陷,其对刑事审判工作的改革创新有积极作用,本文对刑事和解概念、意义及问题作了简要论述,并作出了规范操作的思考及可行性分析。     

“星二代”犯罪——真命题? 伪命题?

争论不断的"X二代"犯罪能不能成为一个犯罪类型或命题,其内涵和界定如何做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会不会产生标签效应,从而激化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扩大阶层间矛盾?这些问题不管我们认不认为它应当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来进行研究,它们都已经活生生地摆放在我们面前了。可以说,这些争论背后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犯罪学、刑事司法实践的框架,而这也更加证明了我们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不论是从犯罪学的角度,还是从刑事司法实践的角度,学者对这些问题应秉持着谨慎的态度进行研究,应相当理性地面对来自社会各界的狂躁的舆论。     

犯罪及犯罪学史的若干思考

正一、犯罪"四问"说起来,自己也是在犯罪学门前踯躅了近30年的学人,年轻时以为捧着鼻祖加罗法洛的《犯罪学》衣钵,就踏入了"犯罪学"的神圣殿堂,一路走来到了知天命之年环顾四周,却越发疑惑了——什么是犯罪?谁在定义犯罪?谁在犯罪?敢问路在何方?(一)什么是犯罪动物界自然法则中是没有犯罪概念的,不能说狮子吃了羚羊就犯罪了。人类社会为了自身的发展,在长期利益争斗过程中互相妥协地形成社会管理及管理规则。人们让渡出自己的部分权利给智者、强势集团或他们组成的政府,以制定包括政策法律在内的管理规则,并用权威保证这些有效规则得到普遍遵     

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的国家保护义务

刑事诉讼中个人信息的处理带来了被遗忘权需求的出现,要求处理个人信息的公权力机关承担相应的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承担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的主体主要是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审判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也包括在具体案件中与刑事诉讼产生某种联系的行政机关或监察机关。这些义务主体履行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国家保护义务的方式主要是删除、封存和匿名化处理。刑事诉讼中被遗忘权的国家保护义务的履行程序包括针对信息主体之申请作出回应、完成主管之特定机构针对信息主体之投诉而作出的指令两个阶段,义务的主体在不履行义务的情形下需承担相应的行政或纪律责任。     

"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案件实质性办理 ——以S省Z市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为例

减刑、假释是对罪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一项刑事奖励政策,是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具体应用,这项政策对于充分调动服刑人员的改造积极性、促进监管场所的安全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疑罪从无原则下的情理推断

疑罪从无是刑事法律发展的趋势,刑事审判中的疑点更加容易引起关注。对证据的理解、对法律的适用的理解甚至是对社会政策的理解,都是形成"疑罪"的原因。而司法对待"疑罪"最终的态度,还是需要通过司法审判活动才能有最终的结论,审判人员在对证据、法律、政策的理解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将采纳情理推断的审判方法。     

刑事司法与犯罪防治

犯罪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刑事司法制度和运作则是犯罪防治的重要一环。西方法律中犯罪预防理论观点之一认为，犯罪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功能不当的产物，因此强调犯罪防治应当着眼于加强和改革刑事立法和司法。固然该理论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如将犯罪原因肤浅化和犯罪防治简单化，但其表达出合理的一面也不容否认，即刑事司法是犯罪防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长期以来，我国犯罪学界对于刑事司法在犯罪防治中的地位、作用、内容、价值等问题认识不足，观念陈旧，研究的力度不够。在我国社会处于变革转型的今天。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犯罪学研究也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在犯罪防治研究领域再也不能忽视刑事司法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