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输入与乡村治理转型

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在此之前国家通过从农村汲取资源以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现代政权的建设,在此之后,随着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标志着以工补农、资源输入时代的开始。在资源输入的过程中,干群矛盾是减少了,但是农民对基层政府,乡村干部仍然不信任,新的乡村利益共同体正在形成,村庄内部的自主性、内生性秩序仍然难以发生,如何在资源输入过程中消除信息不对称,建立一个常规性权力完备的村级组织是实现乡村治理转型的核心问题。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基于传统治理模式现代转型的视角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在承继传统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出现了向现代治理模式的创造性转换。在治理主体上,传统士绅向现代乡村精英转变;在治理制度上,乡规民约向村民自治章程转变;在治理观念上,儒家思想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转变。这种转化既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进步的必然要求,又反映着传统治理模式内在合理价值的跨时空存在。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

通过对当前乡村治理必须处理的需求与供给、控制与自治、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四大对称关系的梳理与释读,认为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应在四大基本逻辑基础上进行构建:在空间结构上要以农民的公共需求与乡村有效治理为主线来确定其适度规模;在权力结构上要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官治与民治的合作互强;在制度结构上要根据乡村具体境域来进行多元化制度安排;在资源结构上要注重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的有效开发与整合,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和谐。     

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转型——基于村民自治对乡村典型政治影响的分析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逐渐从一个总体性的单一社会变为一个分散、异质的多元社会,导致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和治理目标等发生变化,这就使得自革命时代传承至今的乡村典型政治与新时期的乡村主要治理形式——村民自治之间产生矛盾,表现在村民自治的崛起和乡村典型政治的衰落、乡村典型政治与村民自治的颉颃以及乡村典型政治与村民自治的冲突。     

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演变、转型趋向与有效途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历史性改变,表现为以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化为主线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完善、以资源流动转向为标志的城乡关系的改善、以问题为导向的农村改革梯级深化、以农民分化和组织重构为特征的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等。这种背景变化使我国乡村治理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转型趋向,主要表现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治理有效"导向、注重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加强城乡治理资源统合运用、突出文化引领与"三治"结合等。为适应背景变化和转型趋向,我国乡村治理必须要塑造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有效协同共治格局、全面加强乡村治理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大力提高农村民生改善精准性和实效性、统合运用城乡治理资源、着力提高文化引领和"三治"结合水平。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现代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在人口向城镇聚集的过程中,如何阻止农村衰落,实现城乡共赢共生,是中外现代化的一大难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国进入现代化快速发展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城乡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还有4-5亿人在农村,农村决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在现代化进程中加强乡村治理,创新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于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我们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状况探析

现阶段,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整个社会处于剧烈的转型期．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乡村社会进行了税费改革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此改革利弊相依．乡镇与乡村两委并没有完全实现由汲取型向服务型转变的改革预期．反而因为他们自身职能的空壳化导致了他们与乡村社会的分离．使得国家基层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功能、困境与转型

农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提高农村社区治理水平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应遵循"多元共治"的思路,破解现阶段普遍面临的治理结构失衡、居民参与程度不高、公共服务落后、治理方式单一等困境。通过完善治理结构,促进居民参与,改善公共服务,创新治理方式等路径,推动农村社区治理转型,提高农村社区治理水平。     

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由礼治“嵌入”法治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提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传统的"以礼治村"嵌入"依法治村"的法治方式,构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逐渐培养公民的"法治"人格意识,从而构建一种良性、稳定、长久的基层治理方式。这是我国基层促进经济发展、发展民主政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大的变革,也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的路径选择。     

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与乡村全面振兴

基层党组织在引领基层治理与乡村全面振兴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在中国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基层党组织作为党联系和服务农民群众的最直接桥梁和纽带,是落实党的政策、领导乡村治理、动员和组织农民发展经济、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将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工作、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强化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培育乡村全面振兴骨干力量,融合党建与乡村振兴项目,推动乡村生态现代化治理,形成党组织与乡村全面振兴深度融合、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     

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浙江乡村治理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实现村民自治制度,“乡政村治”的制度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治理成本,改变了村民主体虚置的状况,在实践层面的确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村民自治所确立的“国家弱主导型”模式,既无法回应市场经济对农村社会,特别是对农村集体经济所造成的冲击,也无法适应服务型政府需求的现代潮流。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表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新难题正逐渐被破解,一个代表“强国家一强社会”模式的乡村政治格局正在发育成型,因为“强国家一强社会”关系格局要求,一方面,国家以服务型政府的角色服务乡村——提供均等化服务,另一方面,乡村社会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完善自治制度。     

返乡农民工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作用及其实现

乡村治理关键在人。具有独特优势的返乡农民工,近年来掀起返乡创业热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返乡农民工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关系紧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乡村环境优化和交易成本减少,为返乡农民工创造新的发展机会。返乡农民工在更新治理理念、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改善治理环境五个方面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然而,返乡农民工作用发挥也面临政策供给脱嵌、激励措施不够、参与机制缺乏、内生动力不足等困境。在未来,需要从加强政策保障、完善激励措施、重视机制建构、激发内生动力四个方面让农民工“回得来”“留得下”“能作为”“做得好”。     

乡村治理的理论诠释——从治理到乡村治理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和谐世界"的倡导,不仅是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回应,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理念的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反映出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认识的深化。乡村治理的提出和实践,需要我们考量西方的治理理论,从而为中国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最后实现中国乡村的善治。     

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着力点探析

社会治理的多元化格局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治理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发出了建构乡村协同共治体的现实邀请。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引领主体,现阶段需要积极探索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着力点——服务为本,以服务塑造引领;协同为基,以共治推进引领,努力实现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的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新局面。     

乡村和谐治理的内在逻辑——两种不同基层治理现象的思考

在浙江的基层治理中,因治理不善、不公而导致的矛盾对立与群体性事件和村域范围内世代相传的、持续的公平合作与共享并存。这两类截然不同的政治现象以及治理绩效其内在原因和演变机理如何？本文以此为出发点,从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具体分析了基层治理中暴力冲突与村域范围内的和谐治理之间各自的演变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和谐治理的客观必要条件,为“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乡村和谐治理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枫桥经验”的当代实践及其启示

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变化以及乡村自身的变化共同推动着中国乡村治理的转型，并对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和沉淀，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已俨然成为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方案。基于对“枫桥经验”起源地浙江省诸暨市多镇的调研和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发现，发端于中华帝国时期的简约治理传统和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这一社会主义工作传统构成了“枫桥经验”的本源内涵。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在坚持这一本源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新型治理元素的引入和新型治理机制的构建有效回应了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治理的内在需求，启示了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走向。     

乡村社会治理中基层党组织功能调适与实现路径

乡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其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依据工作重心和社会环境有所调整。当前乡村治理模式正发生深刻的变革,这势必对现有基层党组织功能提出新要求。为适应治理主体多元化、内容复杂化、方式民主化等新情况,乡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建设要突出政党的社会属性,强化服务功能,进而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基层党组织发展研究①以伊犁州乡村治理实践为例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贯彻落实"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是有效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本文从法治化、专业化、数据化等角度总结伊犁州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成果,研究党组织在多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中发挥的引领作用。研究表明:通过村级阵地建设、"访惠聚"驻村工作和创新群众工作模式,伊犁州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方式方法、干部队伍和精细化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也面临着进入攻坚期、瓶颈期等现代化发展困境。因此,本文提出建立健全科学有序的法治工作机制,强化干部队伍的专业化水平,积极探索数据治理的本地模式等对策,以期为进一步提升伊犁州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和路径探索。     

加强乡村治理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髙基层治理能力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推进宁夏基层治理的总体要求、指导原则、工作重点和具体举措。乡村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的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