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过程中的主体间性

引言近年来,受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影响,国内翻译研究者非常重视翻译主体性研究。已有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大多数论文把主体间性理解为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对话关系。本文在此基础上,以哲学上的主体间性理论为依据,探讨广义的翻译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以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探讨翻译活动中各主体对话时应遵循的规范和原则。翻译主体间性的哲学渊源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的出场与哲学从主体哲学到主体间性哲学的转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古希腊开始,主体哲学伴随着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名字在西方诞生。以理…     

香港地区青少年罪犯的非监禁矫正及其镜鉴

香港地区青少年罪犯的非监禁矫正体系在预防青少年犯罪及矫正青少年罪犯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效显著。有必要辨析香港地区青少年罪犯术语、概述香港地区青少年犯罪形势、剖析香港地区青少年犯罪原因,对香港地区"院舍训练式"非监禁矫正体系及"社区为本式"非监禁矫正体系展开系统研究,进而从加强未成年人犯罪理论与原因研究、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法律体系、夯实未成年人社会矫正的社会基础及构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专业基础等维度提出大陆地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建议。     

监狱矫正激励存在的问题及其方法、途径和模式研究

多年来，监狱对罪犯实施的记分考核、减刑、分级处遇的激励措施和办法为促进罪犯积极改造及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监狱工作的发展和变化，监狱罪犯矫正激励也出现了对矫正激励定位不准、归属不清，没有形成独立的监狱罪犯矫正系统；考核奖惩激励失灵；分级处遇激励失效；激励不足的问题。“立体矫正激励模式”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文中最后对未来监狱罪犯矫正激励的研究作了展望。     

对青少年罪犯实施“人文化矫正”的断想

监狱干警对青少年罪犯实施“人文化矫正”，要明确青少年罪犯的角色渴望着监狱干警的救助，监狱干警应该是一个充满善心爱心的人，对青少年罪犯重新犯罪问题不容回避，要誓志让更多的青少年罪犯走向新生，使其永远远离犯罪。     

农村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困境及应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以下简称《社区矫正法》)指出: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施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法》是为了保障刑事判决、刑事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正确执行,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而制定的专门法律.社区矫正是一种更人性化的执法工作,对于社...     

论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

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还处在摸索阶段,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无论是在矫正主体、矫正项目、矫正方法上还存在重大缺陷。本文从矫正主体、矫正项目、矫正方法三个角度尝试探索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体系。     

论社区矫正在中国的当代命运及其制度构建

社区矫正代表着罪犯处遇的未来走向，但我国当前社区矫正的总体发展水平比较低，加紧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已成当务之急。应当构建完备的立法、科学的裁量机制和健全的执行体系，以保障和促进社区矫正在我国的发展。     

香港青少年罪犯矫正制度述略

香港青少年罪犯矫正工作拥有完备的立法和组织体系,强调“社区为本”理念,重视职业培训和心理辅导,善后辅导卓有成效,管教活动灵活多样。这些特点和经验均值得内地借鉴。     

大陆监狱和矫正制度改革的方法论选择

监狱和矫正制度改革及其现代化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借鉴与继承的辩证关系。科学的态度应当是：一方面，要借鉴国外有效的监狱行刑制度和经验，特别是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运动初期、中期，以及现代化完成之后，监狱所面临的种种困境，面对这些困境监狱所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以及这些改革运动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大陆当前的监狱和矫正制度改革及其现代化建设将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另一方面，又要使大陆传统的监狱行刑和矫正制度得到创造性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如对罪犯的思想教育，劳动改造罪犯制度等。两者有机结合，共同服务于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这一最终目标。     

浅论剥夺政治权利犯适用社区矫正的必要性

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犯是社区服刑人员的种类之一。在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操作中,也将剥夺政治权利犯纳入了社区矫正对象的范围。然而,在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并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犯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2011年8月公布征求意见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也并未规定对剥夺政治权利犯实施社区矫正。这使得立法与司法实践产生了冲突,剥夺政治权利犯在社区矫正的工作中处于尴尬的境地。然而,通过长期司法实践来看,剥夺政治权利犯却一直被作为社区矫正工作中重点对象。因此,这一类罪犯适用社区矫正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未成年人犯罪与矫正实证研究——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

文献综述发现,中国未成年人的犯罪背景和矫正实证研究还是一个空白。通过对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05年至2011年的199份判决书、累计280名未成年犯罪人的犯罪和量刑信息进行调查,并利用多种统计方法分析未成年人犯罪及其矫正特点。研究发现,中国在控制低龄犯罪问题上已取得显著成绩,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团伙性强、教育程度低、多为农村人口等特点。未成年人犯罪主要集中在盗抢类财产犯罪,对未成年人罪犯的非缓刑和羁押程度依然较高。对未成年人的矫正主要为监禁、监禁期限较长,以及罚金应用过量表明,中国还需要加大恢复性司法矫正措施力度,法官主要根据未成年人的前科和犯罪数额裁量刑罚。这反映出未成年人司法的惩罚性特点明显。     

英国社区矫正制度评析

英国是社区矫正制度的发源地之一,具有较为完备的社区矫正法律和制度。在其“重罪重刑,轻罪轻刑”思想的指导下,英国制定了种类繁多的社区矫正措施,并由专门机构和人员进行适用。英国社区矫正制度体现了人道性、谦抑性、个别化和前瞻性的鲜明特点。我国应该借鉴英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出台社区矫正法,细化社区矫正措施,建立社区矫正机关,创建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考

我国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还处在摸索阶段，许多制度尚未完善，本丈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及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从矫正执行主体、人员配备、矫正项目、立法等四个方面入手，探索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     

论哈贝马斯的理性观转变及其合理性途径和基础

交往理性理论是哈贝马斯在新的时代困境之下作出的反思和超越.交往理性又被称为“主体间性”、“互主体性”,是面对现代哲学所建立的主体理性现的一种递进.交往理性在承认主体之间平等地占有理性的背景下,通过对等的交流和商谈来达成主体之间理性的共识.哈贝马斯认为,语言和生活世界是交往理性观取代主体理性观的途径和基础.     

论事实无罪者不能成为脱逃罪的主体

脱逃罪所要保护的法益是司法机关对在押人员正常的监管秩序,该罪名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只能是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但事实无罪者逃离监管场所同样冲击了正常的监管秩序,但其又不应归属于依法被关押的人员,因而也就引发了事实无罪者能否成为脱逃罪主体的思考。关于这个问题,学界的争议颇大,本文就以此为焦点,通过从刑法机能分析、法律的价值探讨、期待可能性问题研究并结合刑法谦抑性原则这四个维度深刻剖析事实无罪者的脱逃问题。     

评析我国未成年犯矫正制度

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日趋升高，有些甚至是惯犯、累犯。尽管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认真审视我国未成年犯矫正制度会发现，我国未成年犯制度理论基点的模糊性和制度的不完善性导致了具体操作的欠规范性、科学性。本文的主旨在于，立足于行刑理性统一论，从理论基础和制度建设两方面对我国未成年犯矫正制度进行评析，为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矫正制度提供一些理性思考。     

浅议我国社区矫正配套机制的缺失与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写入刑法,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了社区矫正的范围和主体,全面确立的社区矫正的刑法性质。但作为一种区别于监禁刑的新的刑法执行模式,其配套机制的建设仍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本文根据我国社区矫正配套机制建设存在的缺陷,结合国外成熟做法,从制度保障、经费支持、队伍建设等方面对完善我国社区矫正配套机制提出建议。     

关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几点思考

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刑罚执行制度的一个发展趋势。目前,在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罪人被确定为社区矫正的重点对象之一。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有利于对未成年犯的再社会化,能够有效地克服对未成年犯监禁刑罚的弊端,有利于合理配置未成年犯行刑资源。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实践刚刚开始,推进试点工作首先应当着力于相关法律的完善,其次,各地在试点工作中还应当选择适合未成年犯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     

浅谈社区矫正与未成年犯罪预防

未成年犯罪的原因特点、现有的法律规定、现行的政策制度都为未成年犯罪的社区矫正创建了基础。我国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项目较为单一,对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工作缺乏应有的重视。以预防犯罪为目的的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需要充实现有的矫正项目,优化应用于社区矫正的社会资源。     

以社区矫正为视角论司法平衡的把握

社区矫正蕴涵着惩罚性和恢复性的双重属性,在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我国新刑诉法的背景下,如何把握惩罚和矫正的关系面临着新的要求。如果选择不当,就可能导致刑罚和社区矫正的失衡,进而损害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在社区矫正的司法平衡性上的把握必需以矫正为主,在社区矫正的工作力度、人性化管理、帮扶帮教等方面上从人权的平等对待、回归社会的角度把握司法工作中的惩罚性与恢复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