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逐年上升,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的审查与判断也日趋复杂,而我国没有单独的刑事证据立法,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证据规则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系列司法解释等法律规范中,不能完全满足实践操作的需要。笔者会对目前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适用的现状与不足,就建立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证据规则作出一些肤浅的探讨。     

全球视角下刑事责任最低年龄实践中的困境

从全球视角探讨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的实践困境主要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年龄证明；对低于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较低的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侵犯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参与审判的权利；低于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的未成年人经常沦为成年人犯罪的工具等。这些困境中有一个或多个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起源、发展与中国化实践

我国现行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不可推翻的法律推定,欠缺实质正义,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可以通过个体识别的方式认定未成年人的实际刑事责任能力,为刑法在低龄未成年人不法案件中的适用提供法律依据。我国现行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不足以应对当今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而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符合我国现行刑法价值理念和社会人文基础,对该规则可以借鉴吸收。结合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和社会现实,可在适用范围、证明标准与证明主体等方面逐步落实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使该规则有效发挥作用,以此完善现行刑事责任制度。     

最低刑龄修正的正当性及其弹性模式的适用

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频发,使得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备受关注.行为人具有刑事责任,是《刑法》对其进行非难性评价的前提.我国以年龄标准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成年人的成熟程度与日俱增,已较早地具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从未成年人犯罪态势、刑事责任年龄的实质依据、我国刑事政策以及国际最低刑龄的规定,将最低...     

毒品代购者刑事责任认定的困境

毒品代购者刑事责任的认定目前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不少代购行为无法受到法律的追究,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代购者刑事责任认定遇到的问题,明确代购者不同行为方式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同时对打击零包贩毒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

近年来，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审查与确定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年龄遇到不少问题，其中尤以对外地籍且无户籍证明的人员审查困难更大。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年龄的审查与确定，是界定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犯罪的首要问题，关系到刑罚原则的适用以及应否对其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据综合分析，我院近年来遇到的主要问题有：一、成年犯罪嫌疑人假冒未成年人成年犯罪嫌疑人假冒未成年人的现象逐年上升，仅今年上半年，我院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批捕、起诉的未成年人刑案中，经查实假冒未成年人的占３５．３％。一些成年犯罪嫌疑人，利用刑诉法…     

转化型抢劫罪的司法认定思路及要点

作为法律拟制的抢劫罪,转化型抢劫及其加重情节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也应当以其严重的侵犯财产权利及人身权利这一法益侵害的后果为标准。对于转化型抢劫及其加重情节的认定应当在保障人权和罪刑相当之间保持均衡。因此,可以通过对转化型抢劫罪基本犯罪的认定,并对转化型抢劫中的暴力或暴力威胁的手段程度、使用目的以及关联性等进行考量,在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下进行利益保护平衡的双重性考量与禁止重复评价等规则的考量,对转化型抢劫加重情节进行司法认定。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在满足转化型抢劫的情形下,应在违法性阶层以转化型抢劫罪对其行为进行评价,进而将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与他人共同犯罪情形下的教唆犯或帮助犯以转化型抢劫论处,以实现罪刑均衡。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若干问题探讨

从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成长的立场出发,我国刑法中刑事责任年龄的最低限度,仍然应当维持在14周岁。并且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应当采取以生理年龄为基础,辅以心理年龄的标准。鉴于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以及非刑罚处置措施尚存在诸多不利于未成年人保护和矫正的问题,因此应当努力寻求完善之道。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若干概念辨析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几个基础概念很有必要予以进一步探讨和澄清，诸如刑事责任年龄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刑事责任年龄还是刑事法定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刑事责任阶段称谓以及“未满十四周岁”阶段称谓均有必要予以辨析。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法律体系内部需要相互协调、统一，这不仅有利于司法实践的统一认识，而且有利于理论研究的完善和深化。同时本文试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性、统一性给以建言。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适用法律拟制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中存在不少法律拟制规定,其出现的根本缘由在于立法者通过影响刑法规范来贯彻能够满足社会特定需要的政策和意图,以实现罪刑相适应。《刑法》中有八个法律拟制条款涉及了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罪行。有学者以法律拟制意味着可以偏离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等为由否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应适用法律拟制条款的观点,是不妥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亦应适用法律拟制规定的原因在于法律拟制规定与已有规定具有相同的法律适用效果,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实施法律拟制行为与实施已有规定行为的可罚性相当,以及转化犯法条内在逻辑的要求。但基于宽宥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并考虑到法律拟制毕竟属于一种“决断性虚构”,我们应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从危害结果、是否被教唆或利用等方面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适用法律拟制规定进行适当限制。     

论《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关于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的规定,引发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刑事责任年龄应该下调,学者则大多持反对意见。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对青少年的自由意志成熟程度的推定,其合理性取决于法律推定的准确性。传统的刚性立法模式难以适应现实需要,维持刑法原有的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或者绝对下调刑事责任年龄,都不是理想的抉择。《刑法修正案(十一)》秉持弹性论立场,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个别下调,既是博弈的结果,亦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的现实化。"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应当解释为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的行为,而不是指具体罪名。"情节恶劣"是"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之外的限制性条件。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属于特别的程序性限制,与其他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明显不同。     

骨龄鉴定在青少年犯罪案件中的证据价值

在青少年犯罪案件中,准确认定嫌疑人的年龄与确定其刑事责任能力、正确地进行定罪处罚密切相关。骨龄鉴定意见科学、客观、可靠,在其他年龄证据存疑时,往往能打破僵局,发挥关键性作用,凸显其作为科学证据的价值。为此,本文通过阐述骨龄鉴定的原理、比较不同骨龄鉴定的方法及优缺点、分析影响骨龄鉴定准确性的因素,以及骨龄鉴定运用于刑事诉讼的特点,强调骨龄鉴定意见在青少年犯罪案件中的证据价值,并从多种维度诠释提高骨龄鉴定证据价值的路径,旨在引导人们转变传统观念,推动骨龄鉴定更好地应用于司法实践。     

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的重构

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处置,虽然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表面上是一种最为直接、快捷的解决方法,但它无法从根本上破解我国涉罪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种类较少、司法适用率较低的难题。本文通过对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立法现状以及司法困境的分析,提出以"三层四类"为体系框架,对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进行重构,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在立法上的零散以及法律规定上的重叠,进而确保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过程中更好地实现公平与正义。     

论刑事责任年龄

“刑事责任年龄”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犯罪是否负、怎样负刑事责任的问题，意义重大。本文拟对刑责年龄的分类、世界各国的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介绍，并对我国刑事年龄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以求得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平衡，既保护好未成年人，又使社会安全受到保障。     

青少年保护主义的刑事司法实现路径——以日本裁判员制度下青少年死刑适用经验为视角

青少年的刑罚适用需要面对平衡罪刑法定原则与青少年保护主义这对矛盾的难题。通过立法设定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与死刑最低适用年龄的做法,固然在形式上为青少年刑罚的认定设定了"明晰"的基准,但又面临或者适用僵化或者易于擅断的新矛盾。单纯将青少年的年龄、成长经历等作为量刑情节的做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只有通过司法民主化,在青少年刑事司法过程中建构起有效的民意与表达机制,才能在罪刑法定语境下实现对青少年的有效保护。日本裁判员制度下青少年死刑适用经验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经验。     

论青少年刑事责任、相称性与量刑政策——以Roper案、Graham案、Miller/Jackson案和“青少年从轻”为视角

Roper案和Graham案对减免青少年刑事责任采取了绝对化的处理方式。而在Miller/Jackson案中,法院否定了对犯谋杀罪的青少年犯适用强制性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刑罚,并要求对青少年的罪责进行个案审查与衡量。Roper案、Graham案和Miller/Jackson案中有关减少青少年刑事责任的理由为明确承认年龄作为减轻情节提供了基础,实质性的"青少年从轻"为评估犯罪严重性提供了一个滑动尺度,它承认了对青少年绝对减轻化的责任,并要求将年龄作为量刑减轻情节予以考虑,以促使青少年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     

运用骨龄鉴定结果认定未成年人年龄之省思

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年龄是确定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的前提。但是,如果缺乏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年龄,那么此时骨龄鉴定在确定未成年人年龄的问题上就会具有重要价值,但是也存在一些争议和难度。这样,骨龄鉴定同时具有科学性和局限性,因此,检察机关应强化对鉴定结论的审查,确立一套规范的程序。     

青少年犯罪案件中骨龄鉴定意见的审查与应用

在青少年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年龄的认定是界定其法律责任范围、正确实施定罪处罚的先决条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骨龄鉴定作为年龄判定的重要手段,在被告人年龄证据存疑时,通常可打破僵局,充分发挥其科学证据的司法效用。本文立足于青少年犯罪案件中骨龄鉴定法律适用与现状,强调骨龄鉴定意见审查的现实意义,并重点分析了骨龄鉴定意见的审查要点和司法应用,旨在引导人们转变理念,进一步推动骨龄鉴定在司法实践中的深层次应用。     

刑事诉讼法修改视野下侦查监督权行使分析——以逮捕必要性审查为观察对象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更加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使得犯罪嫌疑人和被告者的权利得到了法律的尊重与保护,更加体现了司法的公平性与公正性。而逮捕审查作为刑事诉讼中的重要环节,对于人权保障是否落实到实处,执法是否公正合理都起到了直接而重要的反馈作用。为此,本文就从逮捕必要性审查的角度对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查监督权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分析,以期进一步学习刑事诉讼法新规定的重要精神,确保司法执法的公正。     

从刑事责任能力看我国刑事责任年龄之缺陷

刑事责任能力与刑事责任年龄都与刑事责任相联系。刑事责任能力要么决定犯罪而决定刑事责任，要么独立于犯罪之外影响刑事责任的承担，要么二者兼而有之。刑事责任年龄是以刑事责任能力为基准进行规定的，进而明确刑事责任的承担与否或承担的程度如何。本文从刑事责任能力评判对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影响的角度来评价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