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利共享”：政府统筹型土地开发模式与城镇化实现路径——基于苏州市P镇的实践考察

“地利共享”原则既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内在要求，也是土地增值利益本身的公共属性所规定的。随着城市化扩张，我国形成了一套由政府统筹进行土地供给、土地出让、土地利益管理的土地开发模式。在土地利益分配实践中，政府遵循“地利共享”原则，在国家、集体与农民三者之间达成了一种是利益平衡的再分配机制。实践证明，“地利共享”并非停留于抽象的地利分配制度层面，而在实践中形塑了我国独具特色的城镇化实现路径：政府通过土地财政为城镇建设提供资金来源，促进了土地的城镇化；通过利益再分配为失地农民提供制度性保障，加速了农民的城镇化；也为村级组织提供集体经济来源，促进了村庄的城镇化，适应了当前我国半城市化阶段的发展需求。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演化过程与治理效果 ——基于苏北C镇调研的分析

为了回应顶层设计的要求,压力型体制驱动下的县乡政权只能选择将中心工作常规化。在完成中心工作的过程中,乡镇政府扩展了一线行政链条,将村级组织改造为类似于公共服务站所的治理单元,把村干部规训成为基层行政体系中的廉价雇员。这虽有助于缓解治理压力,却削弱了村级治理的回应性、公共性。村级治理的加速行政化,表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扩充具有表象性,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依然处在单向度的"行政下乡"阶段。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优化乡村权力的组织网络,激活简约主义的治理传统,强化公共资源配置的协商民主,在实践中探寻实现乡村治理新目标的有效方案。     

农民上访视角下的乡镇政府治理——浙东A镇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对浙东A镇农民上访事件的个案分析,认为,当前以农民上访为主要形式的乡村冲突正在呈现出新的特点;"压力型体制"是乡镇政府失范继而导致乡村失序的根源所在;解构"压力型体制",建构多中心的治理体系,是乡镇政府化解乡村冲突、重塑乡村秩序的根本出路.     

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制度分析

本文以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理论框架为分析工具,探讨了目前中国农村治理中县乡、乡农、县农三者之间的关系现状,提出中国农村治理结构的制度设计应以“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为原则,从根本上改革县乡关系,向农民赋予更多的权利。     

基于治理理念的城市土地经营研究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政府将市场机制逐步引入到城市土地管理中,城市土地管理从资源管理向资产经营转变。城市土地是一种公共资源,将"治理"理念引入城市土地经营过程中,对于实现城市土地与其利益公平、有效配置和永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集体经济资源丰富背景下的村庄治理 ——以浙江A村为例

集体经济资源状况与村庄治理运行有着密切关系。A村在其集体经济发展后，村庄治理呈现出权力结构一体化、决策机制民主化、村治运作制度化等变化,形成了突出程序合法性权威、村民公共参与程度高、能人治理与制度化初步结合等特点。村庄治理活动主要围绕村集体经济资源的分配而展开，属于典型的分配型村庄。在分配型村庄中，村庄治理的后续发展态势、村庄治理过程中民主监督的缺失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西部大开发——神奇的土地再现神奇

华夏古国，悠悠历史，包括甘肃、陕西在内的黄河流域，更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曾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华夏文明，堪称一片神奇的土地。而今，伴随西部大开发的东风，曾经神奇的西部再现神奇。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一个实践类型的分析框架

以滕尼斯为代表的共同体理论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但治理共同体不同于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强调社区内外主体的联系和互动,不是共同体的翻版和再版,也不是“治理”和“共同体”的简单叠加,其追求的是一种更深入更广泛的有机团结。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把复杂的社会事实抽象成可以研究的实践类型。在不同层面上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分为压力型治理共同体、工具型治理共同体、生活型治理共同体和价值型治理共同体四种类型,其分别依靠命令、利益、情感和责任驱动,以驱动力不同作为分类标准。每种类型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情境、涉及主体、问题指向、典型样态都不一样,因此,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机制也需要分层分类处理,并辅以适当的风险防控措施。     

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基层治理共同体重构——以成都市S镇“慧眼”工程为例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治理地图清晰化、治理主体在场化和治理过程系统化的逻辑提升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但是其效用的发挥还取决于是否能够嵌入地方现有的基层治理结构。在此过程中,新治理技术需要解决与原乡村治理秩序的结合与嵌入问题,具体包括治理内容的适应度、治理主体的接受度和治理过程的复杂度等挑战。基于成都市S镇推进公共安全治理数字化的“慧眼”工程案例的分析能够发现,政策话语重构、市场力量支撑和弹性策略介入等方式有助于解决技术形式与治理需求、技术手段与原治理精英两对关系问题,回应上述挑战,嵌入现有治理结构,并在强化核心行动者、增强联结密度、引入新主体和链接治理结构尾部四个方面重构乡村基层治理共同体。     

情感治理何以成为乡村社区治理的新转向——基于“治理有效”的解释

技术赋能与制度赋权不断增进当前乡村社区技术治理与制度治理的融合。从刚性治理到柔性治理、从乡情涣散到情感回归、从负面情绪到情感重塑、从治理乏力到“治理有效”的演进维度,乡村社区情感治理在范式、内容、工具、效果等治理新转向,持续凸显乡村社区治理的转型价值。在运行逻辑上,情感治理与技术治理、制度治理功能互补,协同提升乡村社区治理效能。从治理理念、行为方式与组织结构的层面,解构了乡村社区情感治理的运行机理及其行动逻辑。对于价值脱嵌、结构离散与集体行动困境等乡村社区情感治理问题,可以分别用乡情价值回归、党建引领乡村情感治理行动网络、乡村情感柔性治理机制重塑等政策工具予以回应。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研究——基于陕西省C镇的案例分析

乡村自治组织振兴是乡村组织振兴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组织保障。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乡镇政府的应然角色是乡村自治秩序的维护者、乡村“剩余事务”的吸纳者和基层群众参与的组织者。调研发现,乡镇政府角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被动缺位”和“主动越位”的错位现象,且这两种错位具有同源性,即都是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下乡镇政府的策略式选择,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包括国家逻辑的复归和科层制逻辑的式微,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互促机制的缺失,国家逻辑、科层制逻辑、乡村逻辑和社会逻辑的错配等。这亟需从村民、乡村自治组织、乡镇政府三个层面“增能”与“赋能”相结合,推动乡村自治组织振兴中的乡镇政府角色正位,进而形成和谐健康的乡村关系,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被围困的行动者：新技术嵌入下基层政府信访治理的运作——基于H市W镇的案例研究

近年来,市长热线日益与大数据、智能技术融合在一起,对信访治理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新的技术在提升信访效率和透明性的同时对基层政府产生了意外的围困效应,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论文以W镇政府在市长热线带来的信访压力下设立镇级民情热线并最终失败的案例为研究对象,以技术应用中的行动者结构为逻辑,就新技术对基层政府产生的多重围困及其在这种围困下的行动策略进行了深入揭示。在不均衡的行动者结构中,基层政府在信访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着上级政府的责任跟随机制、跨部门的压力聚集机制和基层民众跨层级的诉求传导机制,在这些围困机制的作用下,其原有的自主行动空间被大大挤压,这对于基层信访治理现代化的转型来说可能意味着新的困境。论文从理论上拓展了新技术背景下基层政府信访治理研究,研究结论对于深入反思当前我国基层治理信息化转型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行政驱动自治：政策执行压力下的农民反制——基于L镇调地实践的经验阐释

在基层政府“不支持、不反对”的农村土地调整态度下,村庄调地实践成为村民自治实践,它需要依赖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和村社信息资源、权威资源与规范资源等治理资源。但是村干部自身以及村社治理资源本身也是阻碍土地调整实践的因素,也即它们自身在不能处理公与私的辩证法时,就极有可能援引国家政策法规成为土地调整规范的破坏者,从而导致人地失衡与自治失序的恶性循环,部分村民的土地调整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但是,这种诉求却有可能在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压力下对其产生反制力量,从而使基层政府用行政驱动自治,助力村社内部实现人地均衡。     

地权变动、村界流动与治理转型——土地流转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也是农村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基础。现存的农民与集体、农民与政府、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农村土地权属关系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在坚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土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民土地产权得以扩大和强化。随着土地流转和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传统村庄的地域边界、人口边界、组织边界和阶层边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行的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建构与土地流动相适应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各地农村社区建设表明,通过合理划定社区规模、组织重构、社工队伍建设、服务下乡等方式,有助于加强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和对乡村的有效整合,推动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转变。     

分配型协商民主的现实基础与运行逻辑 ——基于鄂中W村的实证调研

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之下,村庄成为承接项目的基本单位,如何对项目资源进行分配和平衡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为了有效回应村民的需求,村级组织基于村民的利益诉求,在村民自治及民主建设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分配型协商民主模式。该模式通过组织的设置与调整,为村民搭建了双层议事平台,以村干部入户访谈和公共项目清单制的方式广泛吸纳和整合民意,通过规则的创新与建构保障村民的有序表达和协商,在此基础上促成协商结果的达成,有效实现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供给与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的对接。分配型协商民主坚持村民的主体性地位,激发广大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实现以需求为导向的资源分配,通过分层级的协商机制保证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空间,提升决策的效率;同时,坚持以公意为核心的治理理念,提升村级组织的自主回应能力,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之路。     

村干部职业化的基础、运行机制和治理绩效——基于对东莞市D镇X村的考察

围绕着村干部职业化形成了两大阵营,两方各有道理又各不充分,这使得实地考察成为拨开迷雾的有效路径。以东莞市D镇X村的治理经验为样本,发掘村干部职业化的基础、运行机制和治理绩效。研究发现,村民之间的低度分化、社会空间的规则化、内生型治理事务密集化、雄厚的村集体经济实力和政府的强监控力度构成了村干部职业化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权责明晰的分工体系、标准化的办事流程、奖惩有度的动力机制、稳定有序的干部再生产机制保证了村干部职业化的稳定运行;最终形成了“强当家人”与高度自治、“强代理人”与积极行政并存的治理绩效。研究表明,村干部职业化与村级治理行政化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村干部职业化并不一定带来“行政消解自治”的治理后果。     

回应型治理视阈下的法典化:模式选择与立法技术

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期。这种“治理转向”给传统法律模式带来了诸多挑战,深刻影响着我国的法典化进程。法典化不仅要确保自身完备,还要契合社会治理的理念。回应型治理理论能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为探究法典化的模式选择与立法技术提供适宜的理论框架。该理论主张：及时回应社会需求、发挥目的和价值的支配作用、扩大民众参与。法典化的本质属性为价值完备性,其模式有二：一为体系型法典;二为汇编型法典。在回应型治理的视阈下,汇编型法典因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故而更具优势。在立法技术上,汇编型法典可以借鉴我国《民法典》的编纂经验,以“编制活页册”为立法技术,将能串联起各分则的法典特殊价值,以法律原则的形式安置在法典总则部分。     

中央环保督察:压力型环境治理模式的自我调适—一项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案例研究

本文旨在利用内容分析法全面展示中央环保督察这一中国环境治理场域下的最新治理实践。中央环保督察的启动是中央政府对压力型环境治理实践中失衡的央地关系、府际关系和政社关系的主动调适,并试图消解因上述关系失衡可能引致的合法性风险。环保督察的实施一方面实现了环保压力的再传导,并通过引导地方政府的注意力来塑造其对环境治理的长期偏好,另一方面也通过建立督查信息链改善了央地间的信息不对称。但由于环保督察内生于压力型体制,因而其领导、组织和运行的微观机制还无法摆脱对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这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环境治理实践的特点:复杂繁重的环境治理任务呼唤进一步完善以法治化为核心的常规治理,但替代性治理机制的匮乏使中央在短期内仍需借助高规格的环保督察来倒逼地方政府完善常规治理。     

外生型乡村精英的情感治理实践——基于独龙江乡驻村干部工作的观察

本文以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民族团结创建工作为例,探讨了外生型乡村治理精英情感治理的实践过程。研究发现,外生型乡村精英恰当运用情感因素架起国家与社会、干部与村民之间的情感链接,有效推动当地民族团结示范工作的创建过程。治理过程中,情感治理技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基于乡土社会文化的进入技术,一个是传承于政党情感工作传统的治理技术。二者的融合使用促使外生型乡村治理精英更好地完成治理任务。本研究认为,情感治理在技术治国的当前仍发挥重要作用,恰当运用情感因素将对乡村振兴建设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