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程序视角下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

司法实践表明,技术侦查措施作为一种侦查手段,有其必要性和有效性。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并承认依法获得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但我国技术侦查立法高度的原则性、粗略性和授权性,技术性、精细化、可控制性不强。基于此,应结合技术侦查司法有效性,从正当程序的视角,审视技术侦查在司法实践中运行的理性样态,以期在法治化的界域内,使具有侵犯性特征的技术侦查不仅实现有效性,还要体现程序的正当性。     

正当程序是公正审判的基石——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刑事诉讼是借助国家的力量解决刑事犯罪与良好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从而实现法律所追求的正义的手段。实现正义是重要的。怎样实现正义同样重要。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模式带有强烈的国家色彩，这在方便案件的侦破及审判的同时，也是对公民的潜在危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严格遵循法定程序，通过正当的程序进行审判，对防止错案发生，实现实体正义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侦查讯问合理化探析——以司法正当程序为视域

正当程序,可分为立法上正当程序与司法上正当程序,。侦查讯问程序正当化就是司法上正当程序问题。虽然我国新旧刑事诉讼法都对正当讯问程序作了合理构建,但实证分析表明,讯问过程中司法正当程序仍未实现。立法正当程序不能直接转化为司法正当程序,侦查讯问程序不当性有其体制根源、心理根源与证据根源。因而,欲实现侦查讯问程序正当化,需从其根源上着手构建新的考核体制,建立心理防范措施以及进一步降低口供证明力,以在侦查讯问过程中真正实现司法上的正当程序。     

论自动化行政的合法性审查

虽然自动化行政的发展与应用为提高行政效率、便利相对人提供了动力,但围绕自动化行政的相关法律标准以及问责机制却仍不完备。规制体系的漏洞使行政行为能够借助技术手段规避在主体资格、适用条件、行政程序等方面的合法性审查,对相对人的基本权益构成潜在威胁。应当基于现有行政诉讼法体系以及行政法基本原则,从审查要素出发,扩大主体审查范围、规范自动化行政应用场域,从而完善自动化行政合法性的审查模式,保证自动化行政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合法性,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论自动化行政中的“算法卸责”

算法决策在电子政务中广泛应用,随之而来的是自动化行政决策出现巨大的责任漏洞,从而引发决策者的“算法卸责”。“算法卸责”的主要策略有代理策略,即“寻找替罪羊”,以及政策策略,即“避免行使裁量权”等。算法决策与问责制之间存在较大张力,可能造成问责制功能的失调,具体包括难以保证决策透明度、提升绩效的阻力较大、回应沟通机制的匮乏等。鉴于此,有必要分析不同类型的算法决策系统,寻求维系问责制的有效途径。在决策替代系统中,一方面厘清公共部门与供应商之间的责任关系,另一方面在决策闭环过程中加入必要的人为干预。在决策支持系统中,除了需要考虑“人机交互”决策中的责任界定,还应当揭开“算法面纱”,引入“穿透式”问责理念。     

法制化视角下的高校管理——正当程序流程的学生处分设计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近年来教育纠纷中法院对高校学生管理行为的司法审查,使高校在保护学生正当程序性权利方面相对以前有了明显进步和提高.但从法制化视角下审视,基于正当程序的学生处分流程在设计上还存在一定不足,需进一步改进.     

风险社会背景下之预防行政——以乌坎事件为例

以乌坎事件为切入点,行政机关在处理紧急状态时往往会采取一些预防手段。笔者主要从行政机关的这些预防性手段的合法性进行分析,阐述通过程序主义法律范式进行规制,以达到行政机关的这些预防性行为合法的目的。     

行政紧急权的性质、问题及规制——以权利保护与反腐败为视角

行政紧急权是一把双刃剑．行使不当或滥用往往会导致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同时也会滋生腐败。为了确保政府在紧急状态应对中正确、有效地行使行政紧急权．减少和杜绝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腐败的发生．实现紧急状态下政府行政紧急权的行使和公民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促进和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我们要将行政紧急权纳入到宪法和法律的调整中：要加强对权力行使者的教育和培训。     

论我国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以听证程序为考察视角

我国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离不开听证程序的完善,必须改变过去单纯由行政机关主导公共利益界定的局面,设置并充分发挥公共利益界定过程中听证程序的实质作用;完善听证参与人制度,充分发挥立法机关对公共利益听证程序的民主监督职能,这种民主监督职能应该和立法机构的公共利益的法制化、具体化职能紧密配合;应该不断完善听证救济制度.听...     

自动化行政合法性审查机制的构建

自动化行政作为一项新型行政活动方式,因其运行机理的特殊性,加之理论研究的薄弱,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愿审查”“形式审查”和“审查不能”等问题,因而备受争议。本文基于自动化行政的运行机理,提炼总结出主体、内容和程序等三方面合法性审查要件之特殊性,并分析了实施合法性审查的对象范围。司法裁判应跳出传统行政行为的固有审查逻辑,秉持“功能主义”“行政过程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在厘清自动化行政各方主体的角色定位与责任划分之前提下,坚持对自动化行政决策过程进行整体性审查。为避免对自动化行政造成过度冲击,在个案裁判中还应当引入利益衡量机制、拓宽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     

困境和出路:政府权力清单对行政权行使的规制——以行政法治的形成为视角

政府权力清单提出的目的是规制行政权的行使,其本质上仍然是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作为行政权的控制工具。然而政府权力清单的构建,无法协调处理好其所涉及的行政法关系及相应范畴。规制行政权行使的出路在于:对行政权行使进行"软法"上的规制,设立行政法院对行政机关是否违反"软法"进行审查;将政府权力清单定义为具有政府信息公开性、对各项公共权力进行统计的明细单,仅仅是一个"清单"。     

一人公司与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信用法律中的暗合——以人格信用和财产信用的互动调节为中心

企业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和核心,企业的信用状况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鉴于我国目前市场信用体系不完善造成的信用秩序混乱,失信行为屡见不鲜的现状,本文拟以一人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与现行公司法律制度分离与融合的原因为视角,比较分析两种企业法律制度在我国信用法律制度中暗合的根源,为两种企业法律制度找到他们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商事信用理论基础。     

行政垄断的成因及其规制探析——以法文化为视角

行政垄断的形成具有深厚的法文化背景,具体表现为人治传统、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行政权力的滥用、地方政府的权力寻租等几个方面,这些法文化因素共同促使了行政垄断的产生。为此,必须实现从人治到法治、从权力滥用到权力法定、从官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等转变,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行政垄断的有效规制。     

大众信用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兼评睢宁信用评价风波

构建大众信用评价体系有利于促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构建原则应包括:由非政府组织作为考评主体;考评内容的设定遵循公不涉私、敏感问题冷处理和严守界限的原则;坚持被考评者在场,考评过程公正宽容;考评结果作为政府及社会组织的参考而非强制性应用。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自由裁量权的法律规制——以保留、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为视角

当前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陷入了＂越减越肥＂、＂越审越长＂的怪圈,出现了＂上下脱节＂、＂各自为阵＂以及＂明放暗收,明减暗增＂等突出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改革部门对保留、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巨大自由裁量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本质是行政自我规制,其必须遵循法治、公开、比例、行政利益排除以及监督制约原则,但改革部门的巨大自由裁量权与之存在着价值理念、运行方式、路径依赖上的悖论关系,极大地滞碍了改革的步伐、削减了推动改革的源动力、严重制约着改革的实效。基于此,文章从实体、程序、司法等方面提出了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对该自由裁量权的法律规制措施。     

算法公平与诉权保障——性别平等保护视角下智慧司法的规制路径

在算法决策中,尽管数据模型经大量数据训练后的处理效率和准确性都高于人类决策,但在智慧司法背景下,刑事诉讼中算法预测模型存在相关性偏差、差异效度和多维歧视等性别歧视性风险。现行法规缺少应对性别歧视的综合性法律制度、算法工具在模型形成的各个阶段没有公平概念及相关标准的统一约束以及算法黑箱、诉讼信息和自由裁量等方面的司法不透明等,均是算法形成性别歧视性风险的原因。在性别平等保护视角下规制智慧司法的发展,应在规范维度将平权伦理纳入针对智慧司法的特定规则之中,规范算法系统中的公平性概念;在算法维度设置平权算法模型、构建算法解释,并在诉讼维度明确知情权利束、倒置举证责任,以促进对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     

浅析财政腐败原因与对策——以公共选择理论为视角

公共选择视角将利益概念引入对官员行为的分析,以寻租理论解释利益集团与行政官员之间的关系,以“宪法约束”理论挖掘财政腐败的制度根源.公共选择理论为财政腐败治理提供了思路：首先,财政腐败症结在于决策规则,因此建议建立“一致同意”的决策模式;其次,决策规则的参与性原则也该应用于公共服务领域,以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     

行政文化创新——以行政变革为视角

行政变革与行政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改变了的正式制度与持续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紧张程度,对行政变革的方向有重要影响。我国政治制度变迁方式主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必然也使中国行政文化进入了激变、再生的重要关头,刺激着行政文化的创新与建设。     

算法自动化决策多元主体间的分配正义

大数据时代,以算法自动化决策为代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引发了“算法歧视”现象。主流的规制路径,像创设算法解释权、传统私法规制路径以及公权力监管路径都有其适用困境。自动化决策的规制涉及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因此,不应对其单一静态的规制,而应通过分配正义构建多元主体法律关系框架,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公私法协同共治、多元主体间配合等方式,实现算法自动化决策多元主体间的分配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