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学生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

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问题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对于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转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分析了清末民初留日学生群体出现的原因,探寻了留日学生群体与清末民初社会政治转型的关系。它导致了民族主义与社会舆论的广泛兴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组织与发动;清末民初铁路风潮与革命的最终爆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论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涉及历史分期、队伍组成、传播途径和方式、传播内容、传播特点等方面。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与中国的国情及革命实践紧密结合,一开始就带有中国化的特色,这个特色表现出思想上的创新性,这个特色也恰恰符合马克思学说的精髓即实践唯物主义,而不带有教条主义的僵化特征。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陈独秀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路径探析

陈独秀综合运用多种路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包括:构建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报刊传播阵地;发表《马克思学说》等重要文章予以正面传播;组织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等多种马克思主义著作;通过展开《社会主义批评》等著名演讲进行大众传播;在与三大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进行批判传播;结合创建中国共产党和领导党的初期革命活动进行组织传播。这些传播路径对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启示。     

新文化运动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由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决定了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比较新文化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表明新文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键时期,这是外在和内在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既有外来文化的传播,也有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大同思想等,反映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的重要作用。     

论留日学生在鄂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方式

留日学生在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地区采用多种方式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他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演讲是他们宣传革命思想最普遍、最方便的方式。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国内外的进步书刊源源不断地运进武汉地区,让广大群众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他们发行报纸杂志,建立起宣传革命思想的强大思想阵地。他们利用教员的身份向青年学生灌输革命思想。留日学生在鄂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为武昌起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清末湖南留日学生的湖南地方自治论

严重的民族危机推动清末湖南留日学生提出湖南地方自治的主张;革命派从反满革命的立场宣传湖南地方自治;改良派主张通过地方自治以救湖南从而救中国;两派的宣传为湖南地方自治作好了舆论和技术准备,也推动了全国性地方自治舆论的形成,但二者都有过于功利和浮躁的问题。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最初被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只是西学东渐的众多学说之一,在中国产生的影响有限。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旧三民主义并完成了向新三民主义的飞跃。这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并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导致其思想改造并不彻底,为后来的国共分裂埋下了伏笔。     

陈望道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陈望道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纵观其一生,从少时东渡日本求学到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引领浙江"一师风潮"到苦译《共产党宣言》,从积极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到倡导妇女解放运动,他始终站在时代浪潮与进步思潮的最前线。立足陈望道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追忆陈望道在五四时期和建党初期所进行的革命活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初期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琼崖革命早期先进青年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海南先进青年掀起岛外"游学热潮",他们怀着改变琼崖落后局面的革命理想,在革命先进地区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再结合琼崖革命实际,创造性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激发了广大琼崖人民的革命意识。马克思主义在琼崖地区的传播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推动琼崖地区从封闭走向开放,极大改变了琼崖社会风貌,为琼崖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恽代英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恽代英承接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不断的自我扬弃中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并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旗手.他关注青年,教育青年逐步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他注意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恩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见解.恽代英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进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整体观视野中的法治思想与和谐社会构建

法治建设是社会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层面,马克思主义从联系的、系统的观点出发,把法治放在与社会经济政治相关的社会体系中,揭示了法治的本质、社会地位和功能。法治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寻求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突出矛盾,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法制,以发挥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作用。     

史学家缺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以近十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为中心

近十年来,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成果,其研究热点集中在传播环境、主体、内容、途径、区域等层面,当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低水平的重复现象也较为明显。究其原因,研究者多为哲学家或政治学家,对史料发掘、解读和运用不够。因此,史学家的大量参与,运用治史方法,必将开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新天地。     

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多维解读 ——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实质上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成逻辑,并主要依循现实、历史、理论与实践的四重维度而展开。具体而言,在现实维度上,表现为深度观察人民群众的实际生存境遇;在历史维度上,表现为激活人民群众深层的文化基因;在理论维度上,表现为洞悉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实践维度上,表现为日益走向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     

清末修律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中国的法治建设正面临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先进文化和传统观念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一百年前的清朝末年也同样存在。一百年前,当时的中国也进行过一次法律修订运动,即清末修律。从清末修律到今天的法治国家建设,我国的法律制度和国家治理方式正经历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不断革新的过程。     

陈独秀法治思想的发展演变

法治思想是陈独秀思想中一个重要但相对被忽视的方面。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思想转变,这在其法治思想上集中体现为由五四之前崇尚以民主、平等、自由观念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法治思想,转向五四运动之后强调“法的阶级性”“劳工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尽管受客观历史条件以及其自身主观因素的影响,陈独秀的这一思想转变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但其法治思想中所蕴含的许多观点仍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养分。     

传播与阻隔--美国宪政思想在清末的输入

1840年后,随传教士的深入,商人、游客与留学生的宣传以及清末官员的考察,美国宪政思想得以在清末传播,然而美国宪政思想在清末的传播并不充分。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传播的社会基础、以宗教为载体的传播方式、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地理的阻隔、美国国势等等。美国政宪思想对清末的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中国并没有选择美国宪政模式。     

李汉俊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杰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汉俊,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具有举足轻重,1919-1922年,他发表了近百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仅次于李大钊、陈独秀的第三号人物。本文从六个方面描述了李氏在传播中的杰出贡献。     

品学与政治之争——马克思主义在海南传播的一次重要争论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琼崖大地传播。正如任何一种理论传播所面临的情况一样,马克思主义在海南传播面临着争鸣与交锋。以杨善集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与以陈骏业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在《新琼崖评论》与《琼东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战文章,他们争论的核心是:面对这样混乱肮脏的政治局面,青年人是否要投身政治?争论的实质与李大钊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异曲同工之妙,剧烈的革命还是渐进式的改良?杨与陈的争论堪称海南版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哲学意涵——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有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的哲学智慧和世界优秀法治文明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回答了为什么和怎样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时代之问,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制定了目标和方案,并率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新命题,明确了人民立场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根本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既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中国法治实践,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