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公共管理

孙中山是中国20世纪三大伟人中的第一人.他深信应该"天下为公",并将终于实现世界"大同".他对"政治"的简单解释为"政"指"众人的事","治"是"管理",亦即"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他努力谋求公共利益和重视合格公共管理人员的培养,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很接近或相同于后来成为新兴独立学科的"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所研习的内容.因此,他可算是中国现代公共管理研究的先驱.     

邓小平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视角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治国理政的探索与实践中,邓小平对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治国理政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强调经济建设对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二是"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三是"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法制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四是"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做好群众意识形态工作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五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站出来讲话",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才能有力排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障碍。邓小平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为当前治国理政提供了有益借鉴:坚持并发展邓小平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夯实治国理政的物质基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治国理政的政治方向;完善法律体系建设,建设治国理政的法治体系;做好宣传工作,巩固治国理政的群众基础;整合多元社会思潮,优化治国理政的文化环境。     

大的遗风

中国是个大国,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加上五千年的文明史,确实称得上"泱泱乎大欤哉!"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对"大"的神秘感和崇拜,滋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大心理或叫"嗜大癖". 从1949年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到1957年,年轻的共和国朝气蓬勃,如日初升,各方面工作取得巨大胜利.由于比较谨慎谦虚,实事求事作为政治口号,"大"字是用得很少、很谨慎.后来,随着头脑发热,"大"的使用也就成正比地膨胀起来.政治运动要"大搞",阶级斗争要"大抓",生产速度     

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的事——来自太仓市“政社互动”先行实践的启示

社会需要治理并决定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能政府"时代,社会治理被视为只是政府的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政社互动"创新实践的先行与推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事。在"政社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互动",社会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互动",培育社会成长,推进社会自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关系,调动政府与社会两个积极性,通过社会自治保证有效社会治理是"政社互动"先行实践引出的有益启示。     

解决民生问题，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尚书·五子之歌》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它构成了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而《管子·霸业》突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左传·庄公三十三年》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孟子·梁惠王下》则提出"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     

以“四个全面”引领民主党派各项工作

<正>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四个全面"的重要论述,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是一个重大战略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对新形势下治国理政新的战略思考、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部署,不仅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一场没有成功的“廉政风暴”——说说明初治贪失败的旧事

翻开一部中国历史,哪一代哪一朝都没有放下过倡廉治贪的旗帜.其间,最恨贪官、治贪最严的皇帝,莫过于明太祖朱元璋了.他起于草芥,深知元代恶政与贪官污吏的联系,当了皇帝后,治贪的决心便一日胜似一日.他说过这样的话:"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平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于是,以严、酷、猛的手段,发起了一场"廉政风暴". 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各地府州县衙门外都可以看见两座很醒目的建筑:左面是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相承已久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     

中国特色授权行政逻辑体系之阐释

行政授权机制在实践中呈现三类授权行政样态:立法授权、行政授权以及"社会授权".立法授权实质是行政于立法边界之重塑,以调整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限,行政机关获得行政自主权,可从实体和程序方面对自主权进行控制;行政授权实质是按照功能主义重新配置行政职权,实现权力在行政层级机关之间的有效转移,针对被授权行政机关权限的扩大,可从事中层级和事后权限两方面进行监督;"社会授权"其实是授权"社会",以实现内部权力"外化",其结果是行政权转化,社会组织获得更大的"自治权利",可从任务判断标准、合规制策略、司法审查多元性方面进行控制.建构中国特色授权行政理论体系是发挥授权机制组织法保障功能的有效途径.     

“三旨相公”漫议

和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同时,出了一个著名官僚王珪.此人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拜参知政事,熙宁九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丰八年(1085)卒于位."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率道谀将顺,当时目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退谕秉事者,云'已得圣旨'也".后世遂以之作为官僚的典型. "取圣旨","领圣旨","已得圣旨",如此简单言语,三岁小儿也会,王珪却凭此连做十六年高官.且皇恩日加,被封为"国公";死之日,皇帝还特意为之"辍朝五日",赠官太师,谥号"文恭".当初,宋朝开国元勋赵普曾大言,     

理论界如何看待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正一、"治国理政"的概念阐释十八大以来,随着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实践的逐步展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逐渐成为理论界认同的重要用语。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使用了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表述。最早使用的提法,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由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何毅亭同志率先提出。2013年8月,何毅亭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书中,提出了"治国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9-2009):两个“30年”的比较与启示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建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一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收获了重大成果又遭受了比较多的曲折和比较严重的挫折,是经验教训并存的30年;后一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新成果,是成就非凡的30年.比较研究前后两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际遇及特质,对于新世纪新阶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与"不是什么"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必须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与"不是什么"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仅指"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西方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通俗化",而不是"精英化"、"学术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而不是"教条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整体化",而不是"图谱化"、"肢解化".     

习近平“中国梦”外交方略

<正>从外交领域来看,"中国梦"的实现路径也可表述为三方面:超越孤立、被动的"和平论",追求能够统筹协调、解决矛盾的"制度现实主义";建立"道义"形象,"以民意对民意",加强国家的软硬实力;以"富国强兵"与"民族尊严"为旗,凝聚国人对民族复兴的憧憬和期待,同时不失时机柔化解释中国梦,以摆脱"中国威胁论"掣肘。"制度现实主义"习近平就任后,中国外交政     

生物入侵危及中国生态

水、土、森林、动植物、空气等组成的"综合体",就是生态环境.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生态环境各要素的"综合支持".维系一定地区或国家社会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稳定环境",就是生态环境安全,一旦该"稳定环境"受到破坏,生态环境安全就会遭到威胁.然而,一个过去长期被忽略的严峻现实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生物入侵,正在考验中国生态安全.     

中国学简介

中国学,旧称汉学或东方学,国外研究中国的统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中国学,主要研究中国的哲学、宗教、历史、经济、政治、文学、语言、艺术等各门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中国学,主要研究中国的文献、语言和文字.十六七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各国传教士蜂拥来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第一代汉学家.早期的汉学著作,都由他们完成.1581年,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来华,著有《天学实义》、《西字奇迹》、《关于耶稣会进入中国》,还与徐光启等合作译述了《几何原本》、《万国舆图》等,被称为"西方汉学的先驱".金尼阁(1577-1628)继承了利玛窦开创的事     

官员问责制度化:现实困境与制度设计——对"问责风暴"的深层思考

继2003年"问责风暴"之后,随着重大突发事件接踵而至,在中国掀起新一轮"问责风暴".虽然迈出了问责制度化的重要一步,但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仍需要进行深层次思考.其普遍存在四种现实困境:重"自上而下",轻"自下而上";重"火线问责",轻制度问责;重问责行动、结果,轻问责理念、过程;重"轻"责任,轻"重"责任.解决其现实困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理念先行是前提,绩效问责是突破口,"问题官员"复出机制是重要环节,统一立法是关键.     

对完善乡政村治体制的几点思考

在中国已经过十年试行而正式颁布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两年多的现在,最为重要的争论不应该再集中于农村是否能实行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这一制度判断上(当然,这并非说不能就此制度安排发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而应针对在村民自治不断推进与拓展中经常出现的乡政和村治脱节、矛盾加剧甚至冲突等现象,分析其原因,寻求这一体制的完善途径,以防乡政与村治出现真正的"断裂".     

中央-地方关系与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博弈模型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从命令-服从单维逻辑,转向博弈与服从并存的双向逻辑,并将随着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完善,逐渐建立以分税制为核心、财权与事权相均衡的法治格局.可以说,我国中央地方政府关系制度变迁既不单纯体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也不单纯体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体现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其主要含义有三层:制度变迁领域的动力扩散;制度变迁主体间结构的中间扩散;制度变迁发展阶段的中间扩散.     

中国政治学的转型:分化与定位

<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不但挑战了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常识,也对其研究前设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学研究本身成为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反思的对象。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尝试以简约方式勾勒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若干重要变化,以及经由这些变化(和不变)所形成的多元格局。基于这一事实,本文建议"将政治共同体带回来",作为中国政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

<正>习近平同志关于战略问题的思考和部署,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全面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1月指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我们还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围绕这个伟大的战略目标,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一系列深谋远虑的顶层设计、战略部署和战略实施。一、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四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