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制度因素分析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规模越来越大，已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诚然，这类事件大多与某些党政机关处置不当，漠视群众利益有关，但笔者认为，除了人为因素外，制度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与现行的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有着直接的联系。从一定的意义上讲，群体性事件的激增是公民“话语权”在制度内失效的某种回应。因此，从制度的角度来探讨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对于解决“非制度性参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善治模式与群体性事件的防范

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在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新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因而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良方是创建社会善治模式.即培养公民价值与公共利益至高的价值理念,制定一套共同认可的善治制度规则,推进政府改革,提升善治能力,壮大公民组织,夯实自治能力.     

从“乌坎事件”透视社会资本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运作逻辑

农村群体性事件指那些发生在农村地区的,由农民组织参与的,具有一定规模,并且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程度负面影响的事件。通过对"乌坎事件"的解读,从民众和政府两个角度揭示社会资本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运作逻辑,最后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提出了对农村群体性事件防范的一些思考。     

创建社会善治模式化解群体性事件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范式 作为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诱因,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但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维稳"成为其重要工作之一,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长期关注.作者通过中国知网,以1999至2011年为时间条件,采用模糊比配的方式,用群体性事件作为篇名进行搜索,搜索结果显示各类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文献为2009篇.     

制度与能力: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基本维度探析

群体性事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恒定目标。因此,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视角探讨与思忖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务必在明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内涵的基础上,夯实制度体系与制度生态建设,同时不断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抓好根本与关键,实现群体性事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群体性事件的风险社会理论分析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于认识我国现阶段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从风险社会的视角审视,利益分化和制度缺失是我国群体性事件产生重要的原因,而群体性事件又显示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居于这样一种基本判断,防范群体性事件的重要途径是各个社会阶层的成员充分、有效参与的利益协调机制。     

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成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表现形式。改革中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利益调整的失衡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广大群众较为严重的政治依赖性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政治根源;公民开放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与不适当膨胀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思想根源。     

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深层原因与治理路径探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

通过对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发现,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存在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民众社会心理出现偏差,二是缺乏畅通的诉求表达途径和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三是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存在"政府失灵"现象。针对这三个原因,提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消解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心理基础;构建合理有效的诉求表达与利益博弈机制,促使群体利益纠纷自我化解;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妥善解决各类群体性矛盾冲突。     

“无直接利益冲突”折射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层次变化

作为观察社会矛盾变迁的窗口,群体性事件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矛盾的变迁。"无直接利益冲突"这类新型群体性事件的有增无减,反映出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变迁:参与主体多元化反映出社会利益关系的"断裂化";冲突手段暴力化反映出中国社会局部矛盾对抗性增强;矛盾生成复杂化反映出制度内利益渠道表达的迟钝化和绩效的有限性;事件现场演变的特点具有现代风险社会的特征。     

群体性事件政治发生学的三维探析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由多方面因素合力促成的.制度不完善、政治体制滞后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政治原因；人们对政治信任度下降,产生“审美疲劳”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心理因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是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基本途径.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演变态势及其动态应对机制

改革开放后我国群体性事件演变的基本态势是:群体性事件类型格局从过去单一的物质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转向多元类型并存的格局;发生的动因从在过去共同物质利益受损粘合点走向共同群体意识粘合点;公民参与群体性事件方式从被迫性转向主动依法抗争性;新兴媒体对群体性事件助推作用更加凸显等。根据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演变态势应采取动态管理机制,包括群体性事件分类治理的方针;动态追踪人民内部矛盾呈现的阶段性特征;以构建公民权利平等为核心路径化解社会不公平感的冲突源;根据非线性的演变特点健全社会矛盾预警和危机应急管理机制等。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化及其治理路径之思考北大核心

根据发生缘由、核心诉求等方面的不同,环境群体性事件可以分为事后救济型群体性事件和邻避型群体性事件。两种类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在性质、参与主体、产生的原因、发生的时间等方面都有显著区别。通过对两类环境群体性事件演变和治理过程的分析发现,法律制度不健全、司法在整个过程中缺位是造成当前环境群体性事件多发且暴力化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此,根据两类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成因,分别建立有针对性的诉讼制度,畅通公众表达、参与和救济的司法途径是我们解决和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应有选择。     

我国当前群体事件的社会心理分析

本文从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事例及心理特征入手，通过探究不同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加深了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的认识和理解，并从社会心理环境建设方面探讨了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策略。     

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与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给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严重挑战。如何治理群体性事件以便更好地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是摆在基层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群体性事件起因于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和权利冲突,农民抗议和上访是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免受基层政府不规范行为的侵犯。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必须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关于群体性事件与个人极端事件发生机理的分析——基于组织的视角

将群体性事件与个人极端事件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在归纳出两者若干共性的基础上,以"制度化—非制度化"与"组织化—无组织化"两个维度构建一个关于群体性事件与个人极端事件发生机理的分析框架,指出它们两者均是弱势民众诉求无法理性解决又缺乏合法力量支持的必然结果。最后,从组织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消解群体性事件与个人极端事件的治理措施。     

我国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回应机制研究——基于社会冲突理论

从近年来我国群体事件的处置来看,导致事态失控的政府回应不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采用较强硬的措施加以应对,另一种则是无回应,即有关部门对事件采取消极不作为的态度。文章通过社会冲突理论的视角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发生有其必然性,而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因素,不必以一种"泛政治化"的眼光来看待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抗争。这样的视角也是政府在回应、处置群体事件的政策制度方面得以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农村土地征收问题浅析

近年来我国进入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在这些群体性事件中,因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农村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成为许多地方的不稳定因素,因此,中国农村征地制度亟须改革。     

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与防范:协商民主的分析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以利益矛盾为主的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公民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公共参与缺失造成的制度供给不足、应得权利失衡和权力缺少有效监督。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看,扩大公共参与和实现协商治理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适宜选择。     

农村征地型群体性事件的社会管理根源探析

社会管理薄弱是农村征地型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深层原因。主要表现在:涉地利益协调的低效是其源头诱因,社会保障的缺失触及了失地农民"生存伦理",失地农民的原子化是此类事件的社会组织管理原因,户籍的阻隔导致失地农民游民化,刚性维稳体制造成了此类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悖论,失地农民心理关怀缺失是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心理管理根源。     

防范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已成为各级政府着力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实践证明,群体性事件之所以激化,大量的无直接利益相关者的介入往往是重要原因,阻断无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加入对防范群体性事件作用重大.夯实制度基础、化解矛盾,减少"可燃物";推行阳光行政,加强媒体合作,消除"助燃物";加大干群教育力度,远离"燃点".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防范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群体性事件,防止群体性事件的进一步升级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