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规则秩序与自由裁量权之间——评《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

毫无疑问,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中,如果自由裁量权受到法律的过度控制,社会问题将难以解决。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在其《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中,提出了＂回应型法＂的概念,旨在放松法律规则对自由裁量权的束缚和限制。他们主张：为了回应变化着的现实世界,包括程序在内的法律形式主义能够被放弃。文章认为,这将必然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应在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维持平衡。     

走向整体性与回应性兼具的社会：社会管理的困境及应对

走向整体性与回应性兼具的社会,避免社会管理的“碎片化”与“滞后性”是现阶段政府社会管理需要研究与解决的重大难题。政府社会管理的困境在于传统行政伦理价值无法涵盖现实的诉求,社会行动中又表现出非协同性,致使社会诉求得不到及时的回应与整体满足。化解现阶段的困境就要重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有效整合与合作,创新政府社会管理,即通过重塑行政伦理、整体思考、重视“整体人”、整合行动四个维度设计研究对策,进而构建提高政府社会管理的整体性与回应性可行能力的进路。     

“社会结构理论”与回应型民间法——兼评“社会三元结构理论”对民间法研究的意义与局限

社会结构理论对于民间法研究具有意义。社会的三元结构理论试图突破国家与社会二分的传统理论框架,其目的是为民间法的生成和社会自治创设空间。但从本质上看,社会的三元结构理论并没有走出国家与社会的二分结构,因而其对民间法的意义就具有局限性。当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社会结构多元决定着国家控制型和自治型民间法与我们渐行渐远。既具有内在的独立品格、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回应型民间法是社会结构多元发展的必然结果。     

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新探索——评《迈向深嵌在社会与文化中的法律》

克尔凯郭尔曾说,当你长时间一直凝视一副面孔时,你似乎看见了另一幅藏在后边的面孔。(《非此即彼》)但很多人没有深入追究后边那副面孔,王启梁教授不但揭示了前面的面孔,而且也考察并还原了后面的面孔。他新近出版的《迈向深嵌在社会与文化中的法律》就是在日常实践的视角下,①把对法律的探讨回归到它所深嵌其中的社会与文化中,还原存在于社会生活逻辑以及生活情景中的法律。该书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多纬度为切入点,通过经验为     

社会运动中的国家行为——“类型—回应”视角的综述与反思

有关社会运动的既有研究采取的是一种"类型—回应"视角,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应对方式与应对风格。但实际上,基于对国家内部复杂性的认知,将国家、执行者和社会运动三方纳入分析框架,观察国家的宏观背景和行为者的微观互动如何共同塑造国家行为这样一种中层视角更能良好地描述社会运动中的国家行为,更有益于通过经验研究寻找因果关系。     

市场经济发展引起的法律价值观变化与行政法回应——从行政法制民主化和注重运用条理法的视角

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走向经济民主化,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引起法律价值观变化值得关注;在北京进行的典型调查表明,随着改革的深入,现代法律价值观正逐渐丰富;行政法制革新要积极回应法律价值观的变化,从行政法制的基本原则、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法律监督等方面推动民主化进程;在新形势下要深化改革、更新观念,还要注重认知和运用条理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宗教革命创造法律体系——评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一书的宗教法律史观

伯尔曼的名著《法律与革命》从宗教信仰与法律的关系出发 ,深入剖析了基督教教皇革命对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作用 ,以宗教信仰为总的出发点和基石 ,运用历史学考察方法 ,对包括法律史、宗教史、社会史等诸多领域的文本材料进行分析总结 ,通过探求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得以建立的精神本质来为现代西方法律传统所面临的危机寻求解决之道 ,这一独特的视角使此书在西方法律史学界占有重要地位 ,值得我们去研究分析和借鉴     

构建化解当代社会矛盾机制的力作——评《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一书

正刘建明、史献芝教授合著,由国家级的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当代中国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一书,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并深入进行理论研究,提出系统化解矛盾机制的一部大作、力作,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十二五时期社会矛盾的复合型化解对策研究》的结项成果,     

法律论证的法哲学省察——评《法哲学视野下的法律论证研究》

《法哲学视野下的法律论证研究》从法哲学的视角研究了法律论证的基本问题,通过对与司法裁决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的哲学省察,凸显了法律论证这一中枢。宽容的司法克制主义立场、司法裁决的可接受性、认识论困境的解决、法律论证类型、法律解释的语义后果和证成、事实命题的确立和法律证据的证成、法律的因果关系、司法裁决客观性的实现及其方式以及民意和司法效果等等,无一不与法律论证攸关。在法律论证概念的界定,司法克制主义和司法能动主义的平衡,推论方式本身的证成,法律论证认识论的检讨,法律论证评价思路的转换,对生活事实命题、法律事实命题、证据和待证事实命题的区分、联系和转换的精细阐述,以及对一种＂正确的法律论证因果观＂的倡导诸方面,多有出彩之处。当然,百密总有一疏,一些论述也有商榷余地。     

法律通往自由：中国法律、法学和法律文化的反思与重建——读周永坤教授《论自由的法律》

法律是自由而不是枷锁，是拯救而不是奴役。自由是法律的永恒价值，这个价值却长久地在中国的法律中失落，使中国的法律难以完成现代化的转型，使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举步维艰。因此，深入探索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以自由为圭臬改造中国的法律，进而影响中国的司法实践，重塑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周永坤《论自由的法律》一书的价值所在。该书以人的自由为核心，通过一系列的反思和追问，探讨了法学、法律、司法、法治、法律文化与自由的关系，是一种力图以自由为圭臬，重建中国法律、法学和法律文化的学术尝试。     

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 推动公安工作科学发展

加强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必须树立执法为民理念,为执法工作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实现执法规范的科学化、精细化;强化教育培训,提升全警执法素质和水平;强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切实发挥对执法的支撑作用;加大监督考核力度,保障公正廉洁执法。     

法律渊源的方法论思考

法律渊源的形态是适用法律的前提,在法律的适用中,要实现平等、和谐的法律秩序,就要使法院享有对个案的违宪审查权和宪法解释权,具有对违宪的法律享有不适用的权力;法院应运用体系解释和漏洞补充的方法来创造和实现法律秩序的统一。在法律渊源的适用中,解决法律条文的竞合的规则有: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后法优于前法;由制定机关裁决。     

商事主体的多元化——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综述

合伙企业作为独立的主体已基本成为共识,但合伙企业能否为法人制度所包容的争论却进一步升级.有限合伙与合作社的出现丰富了我国商主体的类型,也对原有制度形成了冲击:有限合伙企业的自治权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协调问题,如何认识合作社的性质和功能等.     

刍议国家法和民间法的互动——以中国村民自治的形成和发展为例

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要求规则加以规范.这些规则既可以是国家制定并由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的国家法,也可以采取村规民约形式的民间法.通过分析中国村民自治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国家法和民间法存在着有趣的良性互动关系.     

法治社会中法与人的良性互动

真正的法治由良法与良人两个因素构成 ,是在这两个因素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中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秩序。因此 ,真正的法治必须尊重人和充分发挥人的积极作用 ,包括允许执法者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     

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言说

法治建设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期待.从法律的追求、和谐社会的性质以及和谐社会的特征等方面来看,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法治社会.立法发展奠定制度基础、法律指引减少冲突发生、依法处置消除矛盾纠纷、法制先导创新管理体制、法治完备提供运行机制等方面都表明,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法治从确立法治理念、完善法律体系、力行依法执政、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司法功能、强化农村法治、保护弱势群体、应对突发事件、维护自然环境、实现社会公正等各个方面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体育法》修改的宪法学思考

《体育法》颁行已历十年,其立法宗旨、立法技术、立法的价值取向等诸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对之进行修改是完全必要的。但《体育法》的修改应以宪法为指导,体现宪法精神与宪政理念,贯彻宪法的基本原则。     

一人公司刑法地位探悉

我国新公司法确立了一人公司法律制度,但是一人公司是否具备刑法适格主体地位存在较大争议.由于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存在较大差异,故明确一人公司刑法地位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文章分别从法理学的人格因素、意志因素、目的因素角度以及法律经济学的外部性、成本收益角度论证了一人公司不具备刑法适格主体地位,以期对一人公司刑法地位问题研究有所裨益.     

二元社会与我国自治型刑法的建构

与前资本主义一元社会结构相应,刑法压制性色彩浓厚,刑法干预广泛,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大,法律道德主义盛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自治型刑法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刑法模型,在观念、功能、原则、规则、司法运作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于压制型刑法的特征。我国当下刑法尚未完全从压制型刑法走出,表现为观念层面的压制型,原则、规则层面自治型的不彻底性,为此在二元社会与法治国背景下,建构自治型刑法当是我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