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救助工作中社会权利的发展困境

公民权利是现代社会救助的源头和重要内容,无论是物质救助、精神救助还是能力救助,隐藏在其后的是公民权利意识的发展,救助的本质是保障救助对象的社会权利。我国社会救助工作实践中虽然从法律上和制度上对公民权利进行了规定,但实践中弱势群体尤其是救助对象的权利被合理或不合理"剥夺"形成权利贫困,要求以一种公权力为基础的主体来帮助权利主体自身权利的维护和实现。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下的社会矛盾

利益关系的紧张和冲突是贯穿在目前我国社会矛盾中的一条主线。利益群体的冲突博弈、矛盾的链式反应与激化冲突、地方政府在矛盾中首当其冲、维权过程目标和手段的脱节正在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的新特点;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政府行为失当、基层利益矛盾、制度性缺陷、体制的利益倾向性表现出社会矛盾的新动向。应当认真研究这些现实问题,以进一步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紧迫性。     

当代中国互构中的社会失范与社会矛盾

当代中国社会处在社会失范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共生期;同时,社会失范与社会矛盾又是相互建构的。必须以一种整体主义的思路来矫治社会失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寻求一种善治意义上的治理模式。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我国社会发展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既强调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又强调各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既重视经济发展的基础地位 ,又重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既主张效率先导 ,又倡导兼顾公平。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表情与社会合作

社会表情是社会合作形成和延续的社会心理基石。一般而言,主要社会群体甚至整个社会可能呈现出社会幸福、社会安逸、社会冷漠、社会焦虑以及社会愤怒等不同类型的社会表情。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看,社会变革状态、社会财富配置、社会发展预期和社会调控能力等共同影响了社会表情的变化。在当代中国,形成和维持有利于社会合作的社会表情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引导下的社会群体间利益协商制度体系,还需要培育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氛围。     

Innovations in Social Management

The term social management has been brought to prominence in China only in recent years. The country has set the objective of building a     

Social Expectations in China

I remember the scene vividly:Late last year,I was eating lunch with a Chinese friend who was obviously upset.When I met her at the gate of the student canteen,she tried her best to make small talk,but something was clearly wrong.Her head hung low,her eyes were glued to the floor,and she     

社会极化：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根源

社会转型期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率急剧增长,其社会根源在于由于社会制度不公正、社会发展失衡所产生的社会极化。预防和控制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途径在于改革社会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城乡和谐。     

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整合与犯罪控制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 ,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分化造成社会杂乱、不稳定局面 ,原有的社会整合、控制基础已被削弱 ,新的社会整合基础尚不稳定并落后于社会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因此 ,必须对社会分化、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进行整合 ,使社会良序发展 ,才能控制犯罪的大规模增长。     

社会阶层分化是当代中国又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

进入２１世纪，中国的发展将拉开新一轮社会变革的序幕。在经历了所有制变革和经济模式的变动之后，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新的社会力量组合态势，成为启动新一轮社会变革的征兆，其结果必然是社会阶层分化而导致的社会结构性调整。一、历史嬗变呼唤社会变革的递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在飞速进步，而这样的进步又是在渐进有序的历史演进中实现的。从所有制的变革到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逻辑关系的联动过程，所有制的变革必然促进阶层的分化，阶层的分化必然深化所有制的变革。２０世纪末期，中国…     

转型期社会风险与当代中国社会政策选择

防范和治理社会风险,确保社会安全运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利益关系的多元化,社会风险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严重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对转型期社会风险特征及主要风险因素的分析,探讨当代中国应对和化解社会风险的社会政策,对于实践科学发展现、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转型时期社会保障价值取向及其法制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要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市场本身存在许多靠自身不能解决的缺陷,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市场失灵”、达到社会公平的有效路径,是在追求效率的基础上更高层次的、全体公民权利的保障,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双重功能。在当前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有必要加快社会保障的法制化,使社会保障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从而用法律来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利。     

转型中的社会差异及其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影响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讨论中国发展问题时使用最为频繁的词语之一."转型"不是"转轨",即某项制度的变化,也不是某个领域的简单"转变",而是指社会结构的一种整体性、根本性变迁,是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其具体内容至少应该包括形态变化、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而且这种转型的实现往往不是通过暴力的强制手段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主要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确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来完成的.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加速转型期,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国社会结构的最根本变化,就是由原来的统一的总体性社会向现在快速分化的差异性社会快速转变.     

专业社工介入社会性突发事件精神救助的瓶颈与突破

社会性突发事件的特性要求在其精神救助系统建构中需要专业社工介入.而专业社会工作作为服务社会、发展社会的专业和职业,只有当其成为社会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时候,才能在制度层次上使得精神救助成为社会性突发事件,乃至人们相关需求的常态服务.在此过程中,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专业化、政府职能转变、公共服务提供模式转变、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转型、服务本土化切合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系,是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精神救助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顺应新常态下国家权力适度弱化、政府执政理念善治转变和国家法治建设稳步推进的必然逻辑。新常态下,发挥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可以累积社会资本,动员社会资源,促成社会合作;可以满足社会对公共物品多样化需求,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可以在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牵线搭桥,助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然而,囿于机制与体制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等多重因素制约,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在政府、社会组织与合作机制等层面仍存在着诸多阻滞性障碍,突出表现为: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社会组织支持、监管体系缺失;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公信力不足、自治性弱、筹资渠道狭窄;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机制不畅等。而破解上述难题,需要在政府层面、社会组织层面与合作机制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     

从社会体制上推进社会建设

体制问题是社会建设的核心。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关注的是社会的结构性合理问题,它从本原上推进社会发展和进步。没有社会体制问题的解决,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现阶段诸多的社会问题。只有在小康社会→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总体性演进路径中,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建设的价值主线,把握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而这一切,以对社会体制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为前提。社会体制是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体。厘清社会体制的构成、社会体制与社会管理的联系和区别等基本问题,是新形势下推进社会体制建设的基础。从社会体制上推进社会建设步伐,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社会控制与社会秩序构建

社会控制是指通过社会权威的力量对社会成员进行调节、引导、约束,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过程。社会控制是建构社会秩序的重要环节,没有社会控制就不可能有社会秩序。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出现的局部失控源自于制度转型引发的控制资源流失导致控制主体控制力的降低、社会规范权威性降低及基层组织弱化。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秩序构建的路径在于强化控制主体、强化基层组织、发挥专政机关的打击效力,进而为社会成员提供明确的行为导向。     

论阶层竞争与社会和谐

阶层竞争与社会和谐之间的矛盾是影响当前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矛盾。这一矛盾的外在表现是利益竞争,内在根据是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出现了新的历史形态。矛盾的非对抗性质决定了竞争时象是物质利益、竞争方式是市场竞争。竞争使各阶层之间保持着一定张力,既有促进生产力发展、增加社会和谐因素的一面,也有扩大人民内部矛盾、增加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另一面。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促使其从对立性向着同一性转化、变阻力为动力。     

社会转型与公德缺失

当前道德问题的主要表征是公德的缺失 ,而公德缺失和中国特有的社会转型有着直接的关联。本文想从多学科的视野来对此加以分析。首先 ,经济体制的转轨 ,松解了原先的伦理实体 ;其次 ,社会结构的转变 ,使得道德的监督条件发生了变化 ;再次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工具理性也在侵蚀着公德场域 ,使得公德场域出现了“集体的非理性”。转型期的公德重建一方面必须借助法律 ,另一方面必须在底线道德的基础上慢慢培育 ,这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     

社会结构转型与浙江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

社会结构转型时期,浙江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困境和问题还是来自于社会的二元结构。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滞后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农民的市民化滞后于农村的城市化等方面;贫富发展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高低收入家庭收入差距倍数扩大等问题;居民身份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在流动人口收入明显偏低、融入城市存在制度障碍、婚姻家庭问题严重等方面;区域发展的二元结构突出地表现在各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上和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差距上;计划与市场管理体制的二元结构主要表现在政府还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市场、社会就业仍是计划和市场的二元体制、第三产业发展还受制于市场化体制的不完善等方面。这些困境和问题,也都是浙江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