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价值对证明标准构建的影响

诉讼价值不光包含着人类价值选择的过程,而且制约着证明标准的构建。通过从公正和效率两大价值入手,探究诉讼价值与证明标准之间的关系。     

我国审前准备程序构建之探讨--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诉讼资源的稀缺、司法理念的转变、法院功能模式的转换、司法改革的层层推进都对我国审前程序的重构提出要求;审前程序在价值取向上也体现了诉讼正义的要求.审前程序的完善应该从我国的法律传统、法情、国情出发,最终实现以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的改革目标.     

论构建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两个理论问题

借鉴国外经验,在我国构建当事人主义审前准备程序,这一课题成为近来诉讼法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但当事人主义审前准备程序的内在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和我国一些重大诉讼理论发生冲突,集中在诉讼模式和客观真实主义.审前准备程序的构建要求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转化,摒弃客观真实主义,认同法律真实主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根基、 困惑与走向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改革离不开刑事司法理念上的革新与发展：分配正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诉讼效率、诉讼认识论、实用主义等可为其提供理论、政策支撑；但也会产生与罪刑相适应、无罪推定、实体真实诉讼目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等基本理论原则的冲突问题，并有解构诉讼构造、消弭法官独立调查事实的可能性；可从坚守罪刑相适应原则基本内涵，依靠罪刑法定、证据裁判、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确保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要义等方面实现理论协调与发展。     

论刑事诉讼证明观的转向与回归——以诉讼合意为视角

诉讼证明观作为贯穿于刑事诉讼证明全过程的核心概念,其既可对诸如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问题起到直接的理论指引作用,又可在刑事程序设计及制度操作细化等方面指明具体的改革方向。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客观真实论,其在强调事实的绝对客观性与时空的相对有限性之外,同样关注裁判者在证明过程中所起到的主观能动作用,即在认识论之外辅之以价值论的论证理路。由此,诉讼合意中所凸显出的诉讼平和性、一致性等特征便与客观真实论或曰消极的实质真实发现主义的内在要求不谋而合,并使后者在诉讼证明问题上一跃成为指导诉讼合意理论极为重要的方法论要素之一。     

辩护律师诉讼价值论

本文从诉讼法理学的角度,通过对辩护律师对于发现实体真实、实现程序正义、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刑法价值诸问题的探讨,力求阐明辩护律师的刑事诉讼价值,为辩护律师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野。     

诉讼模式视角下的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作为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在两大法系国家均得到高度关注。不同诉讼模式之下的证明责任,在概念、内涵、性质、功能等方面固然有其共通之处,但是由于其所依托的司法制度、审判组织、诉讼模式、诉讼价值追求不同,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制度亦存在较大差异。重视和研究这些相异之处,从而揭示诉讼模式与证明责任制度之间的相互关联及重要影响,对于深化我国对证明责任的研究,丰富证据法学理论,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公诉的价值冲突与衡平论略

公诉的价值包括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和诉讼效益.这些价值是可以统一实现的.在公诉实践中,也应当坚持三种价值的统一.但三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和冲突,此时,应坚持价值衡平原则.     

标准之争，抑或观念之争？——对“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的冷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都不是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是关于诉讼认识的观念之争 ,而不是关于刑事证明的标准之争。两者虽然在表面上就刑事证明标准展开了争论 ,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 ,学界将两者之争视为刑事证明标准之争的看法是一种误解。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错误概括以及对证明标准的主观性的忽视甚至否定 ,是这场讨论并没有真正涉及刑事证明标准的主要原因。     

关于诉讼证明标准的若干思考

证明标准是诉讼证明的最基本问题 ,也是当前我国证据法学领域研讨十分热烈的问题。这场学术论战的中心在于诉讼证明活动中应当坚持“客观真实”标准 ,还是应当坚持“法律真实”标准 ;其中最具争议的焦点是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比较而言 ,“法律真实”证明标准在理论上更具严密性 ,在实践中更具优越性 ,在体系上更具包容性。融合“客观真实”说合理内核后的“法律真实”标准 ,应当成为整个诉讼证明活动的统帅。     

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评析

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并存的规定是司法实践、理论研究与制度探索共同作用下的新规定。尽管学界对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的规定有不同的解读和认知,但两者并存的规定是立法者无奈却又不乏理性的选择,其实质是不再苛求传统的"客观真实"标准,但立法者又不完全信赖司法者对"法律真实"①标准的可控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是在两者之间。新的证明标准体现了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的结合,在证明模式上体现了印证证明与典型自由心证的结合,在证明方向上是正向证明与反向证明的结合。新标准有利于公安司法人员对于证明标准的掌握,有利于法官心证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也有利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实现和刑讯逼供问题的消解。     

证明责任分配的主要依据

证明责任的科学分配，应当充分体现发现真实真相、实现公平正义和诉讼效率的司法理念，并尽量做到几者兼顾。在审判实务中，法官在法律或者司法解释等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主要根据证明对象证明的难易程度、证明主体的证明能力、证明对象与主体的关系（如证据所持或证据距离）、立法目的及其价值取向、盖然性等最基本的因素综合考虑，科学确定证明责任的具体分配。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也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的证明是应以客观真实还是以法律真实为标准,一直存在争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的存在缺陷,应以法律真实为理论基础,建立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让司法正义守住社会文明的底线

正义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也是价值衡量的标准.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被视为是人类的正义观念.正义以法律的形式表现.法律正义以司法正义为终点,所以,社会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司法正义的保障,司法正义为社会提供向善的价值导向,守住社会道德的底线,司法正义能够坚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助于社会理性的回归     

浅议我国刑事证据规则

刑事证据规则属于程序性规则,是规范刑事证据收集活动的准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一般规则虽已作了原则性规定,但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操作性不强,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做法对刑事诉讼中收集、采用、审查、认定和运用证据的一般方法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以便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最大限度地保障司法公正。     

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而只是体现在一些相关立法规定、立法指导思想和原则上。在司法实践中坚持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出现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重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势在必行,而完善了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是我们的理想选择。     

论民间习惯司法适用的启动机制——当事人对民间习惯的举证

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适用习惯规则是民间习惯进入司法的前提条件。在司法中,只有被证实的习惯才具有司法适用性,才能作为法官的判决依据。习惯的证明义务应当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承担,对方当事人以及法官不负证明义务。在现有的证明方式中,当事人的举证只能依靠民间权威或者专家学者的证人证言,以及某些民间习惯方面的权威性研究成果和调查报告。对众所周知的习惯,当事人可以有条件的免除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标准之探微

目前,刑事诉讼应达到何种证明程度大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即“客观真实”论和“法律真实”论。在转型这一特定时期,特别是刑事诉讼法修救已提上日程,我们应在借鉴两大法系刑事证据制度中的证明标准的基础上正确看待“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构建适合我国司法文化和回法实践的相对合理的具有层次性的刑事证明标准。     

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之司法公正

公正是司法的永恒标志与基本价值。对于司法公正的评价标准，人们缺少统一的认识。我国目前的司法工作还存在着大量不公的现象，司法公正的实现还存在着诸多障碍。究其原因是：司法体制制约、妨碍区域利益冲突，造成司法活动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影响司法公正；司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而实现司法公正，促进司法制度改革的途径是：把司法改革纳入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强化法制的统一性，防止司法权的地方化、部门化；完善管理体制，增强司法公正的独立性；推进程序公正，健全司法公正的运行机制，等等。     

刑事证明标准之探微

目前,刑事诉讼应达到何种证明程度大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即“客观真实”论和“法律真实”论。在转型这一特定时期,刑事诉讼法修改已提上日程,为此我们应在借鉴两大法系刑事证据制度中的证明标准的基础上正确看待“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构建适合我国司法文化和司法实践的相对合理的具有层次性的刑事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