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性质新论

社区矫正的性质关乎其今后的发展方向,面临我国现阶段社区矫正的发展现状,必须对社区矫正的性质进行准确定位.从处遇的定义、社区矫正的理论根基、有关社区矫正的官方判定及法律规定、社区矫正的实际需求、国外经验等角度分析,将其认定为一种综合性的非监禁处遇措施为宜.     

论社区矫正的管理制度

社区矫正的目的之一,是使被矫正人员增强社会适应性,成功地重新与社会结合,在社区矫正的适用方式上,是要教育、处遇、监督、管理等多种形式并举。要达到社区矫正目的,就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加以规范和约束。这里所讲的管理制度,是社区矫正实施过程中所贯彻执行的主要制度。     

社会转型与我国少年处遇措施的变迁

伴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了新情况、新态势；人权保护观念的增强和刑事法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对犯罪原因、犯罪矫治也有诸多新的理解。所有这些，都为少年司法制度提出新的挑战，同时也折射出少年处遇措施上的诸多问题与缺陷。有鉴于此，本文以社会转型为视角，在对我国少年处遇措施重新审视和全面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改进少年处遇措施的立法建议。     

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处遇制度

未成年犯罪成为全球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遇制度作为一种针对少年违法犯罪进行特殊处理的制度,早已在世界上广泛适用。而我国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遇制度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在相关法律中增设专章,增加未成年犯的非监禁措施的种类,增设社会服务刑,发挥工读学校和少年法庭的积极作用,以达到有效预防及矫正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     

台湾地区少年虞犯处分措施对内地不良行为少年处遇的启示

台湾地区司法机构认为对《少年事件处理法》所列虞犯中经常逃学逃家少年,施以感化教育的保护处分违反比例原则,亦侵犯少年人格权。关于虞犯是否有必要受少事法调整,虞犯的范围和处分措施引起了一系列争论;内地虽没有虞犯的概念,但是有一般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少年需要处遇矫治,其中也存在一系列可探讨之处,以期待在未来少年法中形成特色的少年保护处分制度。     

社区矫正的性质再论

社区矫正的性质关乎其今后的发展方向。针对我国现阶段社区矫正的实践现状,必须对社区矫正的性质进行准确定位,由此引发对社区矫正有关的处遇定义、理论根基、价值理念、法律规定、国外经验的梳理,最终认定其为一种综合性的非监禁处遇措施,并在正确定位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构想。     

论社区矫正的性质定位及改革

社区矫正的性质关乎其今后的发展方向,针对我国现阶段社区矫正改革无法深入的实践现状,必须对社区矫正的性质进行准确定位,由此引发对社区矫正有关的处遇定义、理论根基、价值理念、法律规定、国外经验的思考,最终认定其为一种综合性的非监禁处遇措施,并在正确定位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构想。     

少年司法分立论

少年司法的分立从刑事古典学派、实证学派的思想中汲取理论准备,同时,关爱和回归的内在价值显现出少年司法独特的理论基石。基于立法推动和现实的障碍,目前的少年司法系统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唯有分立的少年司法存在,基于此的独特理念、程序和非刑罚措施等诸多方面能够满足扶助非行少年重返社会的责任。     

日本少年法理念与日本少年司法晚近变革

日本现行少年法以少年的健康成长为基本理念,对罪错少年采取保护处分为主,刑罚为辅的处遇原则。2000年和2005年少年法的修订有严罚的趋势,扩大和加重了对部分犯罪少年的刑事处分。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少年法的保护主义理念和基本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司法机关依然非常谨慎地对少年适用刑罚。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强制改善功能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固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未成年犯罪人也是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弊病的受害者,是犯罪的载体。因此对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处罚应尽可能褪去刑罚的惩罚色彩,将社区矫正作为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主导处遇模式;根据“教育、感化、挽救”的柔性司法方针,进一步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功能从监禁矫正和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功能调整为强制改善功能。这将有利于增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正当性与科学性,逐步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     

未成年犯罪人心理回顾调查及干预对策

为了探索未成年人犯罪前的心理状况及干预对策,运用自编问卷对河南省郑州少管所在 押的少年犯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从产生犯罪动机到作案期间有一个时间段,一天以内的占 43％,一周以内的占35％,对已经产生犯罪动机的人进行及时的干预是完全可能的;少年犯罪之 前,心理紊乱,生理与行为状态均有改变,绝大多数犯罪少年都愿意在犯罪前得到及时有效的挽救。     

罪犯感化教育的学理基础

感化教育是现代监狱行刑的重要原则。人类的学习本性不仅使受教育成为必要,而且使其固定为社会化的一种需求。更重要的是,人性可以借助充足和完善的教育进行重塑。由于犯罪是一种社会化缺陷的反照,因而罪犯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罪犯教育矫正的原理即在于通过良好教育使其重获守法的心理倾向,增强抑制犯罪的心理力量。从社会学、人性论与犯因性的学理角度来看,罪犯感化教育不仅事属可行,而且具有重要价值。     

新时期青少年犯罪的预防

当前,青少年犯罪已成为我国一个突出的问题,加强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分析青少年犯罪的特征、原因,才能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要加强青少年的综合素质教育,注重家庭、学校、社会的管理,才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目的。     

日本少年法与检察官参与制度

日本自1948年制定新的少年法以来,对该法进行了四次修改,前三次将是否设立检察官参与少年审判制度作为修改的重点内容之一.对建立该制度的构想,社会各界一般给予了否定,认为检察官参与少年审判违背了少年法的理念,将给少年法带来"严罚化"倾向.但面对日益严重的少年犯罪,第三次修改时确立了检察官参与制度.日本检察官参与制度的启示在于:少年审判制度必须以保护少年的健康成长为目标,避免片面追求"严罚化",检察官应当对犯罪少年的保护和教育发挥重要作用.     

政策科学视野下我国少年司法政策之完善

我国少年司法政策之完善应遵循独立化的发展路径,并运用政策科学的研究方法。独立化路径是展开政策科学方法的基本前提,而政策科学的科学化方法则是对少年司法政策独立发展的回应。少年司法政策的完善应是以少年司法独立化定位为基础,并围绕着少年司法政策的制定、执行及评估等过程的科学化来展开。     

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改革与立法完善

改革完善包括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在内的少年司法制度,是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作者从追溯各国少年刑事司法模式出发,全面论述了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改革与完善应择取的价值和模式,阐述了当前改革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文章结合本国情况,从程序、实体及制度等诸方面提出了立法思考,并对构建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和未成年人特点的未成年人检察制度进行了本土化设计.     

重视现代青少年的伙伴群体行为

青少年组织并参与伙伴群体行为是一种值得重视的青少年“亚文化”现象。青少年伙伴群体行为在青少年社会化进程中有不可忽视的功能 ,因此 ,必须重视青少年伙伴群体行为的研究 ,并将其向积极的方向引导。     

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启示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深受儒家仁义道德主义思想的影响,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就是其中之一,古称"恤幼"。"恤幼"思想认为统治者和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不同于成年人的特别宽容制度,在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上都主张对未成年人给予更多的关爱,并将其体现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这些刑事政策和法律规定不仅为当时的未成年人犯罪惩罚、预防工作指引了正确方向,为维护未成年人的特殊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当代科学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实践适用研究

就我国的青少年犯罪而言,未成年人犯罪率越来越高。由于未成年人具有自己独特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质,未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诉讼程序的构建上也应区别对待,突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帮教。附条件不起诉规定在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特殊程序中,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的关心,同时扩大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环节的自由裁量权。检察机关在依法办案的同时应当寻求特殊审查起诉方式,积极探索新的方法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专属刑事诉讼程序。随着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实践应用,法律实务界普遍认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     

关于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附加刑问题的探讨

刑法并没有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禁止适用附加刑,所以,在我国附加刑中的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都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人民法院在附加刑的适用上,必须对二者有所区别。即使都适用相同种类的附加刑,也要比照成年犯依法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真正做到依法处罚,罚当其罪并努力追求取得教育、感化、挽救的良好效果,力争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