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理念与遏制刑讯逼供制度的重构

正当程序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行为严重践踏了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价值理念，而侦查讯问制度设计上的失衡和缺位是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的现实原因，应从建立侦押分离制度、赋予律师在场权、实施同步录音、录像措施等三个方面重构我国侦查讯问制度，以期达到遏制刑讯逼供的目的。     

论建立侦查程序中的律师在场权

在现代社会,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础,侦查程序的公正是保证庭审程序的公正、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前提。律师在场权是对侦查权的一种制衡,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目前,大多数国家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在场权来保证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任意性和真实可靠性,防止侦查人员在讯问时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在场制度。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来探讨我国应在侦查程序中建立律师在场权。     

看得见听得到的正义--论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构建

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模式大致可分为实质在场和形式在场两种类型.尽管由于立法理念和司法实践的差异,各国对于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具体规定有所不同,但都将其落实在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具有丰富我国刑事诉讼基本理论和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理论和实践功能,确立该制度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在中国一步到位地建立该制度,无论从理念转换还是制度设计上来看都是非常困难的.鉴于律师在场权在侦查讯问时的积极作用和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制度性功能,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典再修改过程中应有步骤地建立这一制度,并通过立法技术等手段来克服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刑事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探讨

近年来，对于国家应否通过立法赋予律师在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享有在场权的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目前，该项权利的建立并不能实现我国现阶段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无助于侦查活动的顺利开展，也不是遏制刑讯逼供最现实有效的措施。同时，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并不是现代国家的通例。因此，目前在我国暂不宜确立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     

构建我国的律师在场制度

律师在场制度对于完善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弥补侦查程序漏洞,实现实体公正具有重大价值。律师在场制度的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关键在于如何很好地与刑事诉讼程序相衔接。规定律师在场权利的范围,界定适用案件类型,明确告知义务,赋予律师执业豁免权及创建刑事辩护律师名单制度是构建我国律师在场制度的初步构想。     

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理性思考

侦查阶段是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基础,只有保证侦查的公正,才能实现审判的公正。在侦查阶段能不能赋予律师在场权,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刑事法治传统与现状等密切相关。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固然具有积极作用,但从我国诉讼价值和政策的实现、引入的理由、侦查机关对口供的依赖性和影响其建立的其他因素等方面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在我国建立该制度的条件尚不具备,故对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应当持慎重的态度,并通过建立相关替代措施来加以解决。     

关于确立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构想

随着学界对确立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研究确立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目的和模式显得尤为重要,而如何从操作层面上对律师在场权制度进行合理建构也成为确立该制度要思考的迫切问题,在建构该制度时必须从讯问前、讯问中、讯问后三个方面进行科学的设计,以期达到设立这项制度的初衰.     

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研究

讯问是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必不可少的环节。对讯问活动特别是侦查阶段的讯问活动进行适当监督和制约是规范办案行为,防范冤假错案的内在要求。本文通过梳理对比两大法系律师在场权的不同规定,提出现阶段我国应当初步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建立对被追诉人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这对未来正式确立律师在场权,遏制刑讯逼供行为,完善辩护制度,提高诉讼效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沉默权可能给侦查讯问带来的新问题及应对措施

近年来,关于沉默权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已是讨论的热点,目前肯定要在我国确定沉默权的学说占主导地位,认为沉默权制度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体系已是大势所趋,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如何设计沉默权制度及如何应对沉默权制度给我国原有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所带来的问题.笔者认为,侦查机关应对的措施:一是实现侦查模式的转换;二是对现有侦讯制度进行变革与重构;三是积极探索新的讯问方式与技巧;四是侦讯人员必须转变一系列观念;五是发挥律师在侦讯过程中的监督作用;六是提高侦查机关收集其他证据的能力;七是对违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程序性后果进行规定.     

刑事诉讼法中侦查讯问与沉默权的再修改

侦查讯问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严禁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等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主要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必须以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保证诉讼效率与保护人权的统一,实现利益与价值的平衡为指导。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侦查讯问方面应确立讯问前权利义务告知制度,严格讯问时限并规定不得夜间讯问,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律师权利,实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严格超期羁押的责任,同时引入沉默权制度,确立默示沉默权。     

对侦查羁押制度几个问题的探讨

侦查羁押是各国刑事诉讼中普遍适用的、限制或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羁押还不属于我国的强制措施体系;这种存在正当性价值基础的侦查羁押制度理应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     

论刑事扣押的对象——以辩护律师从被追诉人处获知秘密事项为视角

刑事辩护制度是被追诉人辩护权的重要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确立了辩护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权利,但对其从被追诉人处获知的事项能否成为刑事扣押的对象,立法的规定存在不足。应借鉴域外法治国家的有益经验,对辩护律师从被追诉人处获知的事项进行区分,以决定其是否可以成为刑事扣押的对象,从而在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和惩罚犯罪之间实现价值平衡。     

中英证人辨认制度比较研究

辨认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环节 ,同时也是薄弱环节。各国法学家和法官们都一致认为 ,目击者在辨认和证词中的错误是造成法官误判的重要原因。因此各国的刑事司法机关都在不断改革和完善辨认制度 ,以确保辨认结果的科学性、公正性。比较中英两国在证人辨认规则上的异同 ,对于我国司法辨认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刑事诉讼价值目标

刑事诉讼价值目标是刑事诉讼价值的追求方向,它主要包括公正、效率、秩序和自由四大价值。我国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仍然存在诸多不足。要使刑事诉讼价值目标朝更优化方向发展,同时在刑事立法和实践中得以完全实现,还必须更新社会大众的刑事诉讼价值观念,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健全配套制度及保障机制。     

构建多元化刑事简易程序研究

我国目前对简易程序的理解还停留在狭义的简易程序阶段,即认为简易程序就是简易审判程序.同时,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设置形式单一,处理案件能力受到限制;从我国现行的简易审判程序来看,制度本身的缺陷及配套设施的不够健全导致了刑事简易程序的利用率不高,违背了简易程序设立的初衷.现在我国正在着手修改刑事诉讼法,利用此契机,完善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构建多元化的刑事简易程序体系,有利于解决日益增多的刑事纠纷,也有利于满足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使司法更加顺应民意,接近正义.     

关于律师在场权的思考

律师在场权本质上是公民对国家权力的一种监督权,反映了刑事诉讼主体性理论、程序公正理论、多元价值平衡理论的客观要求。律师在场权是对侦查权的一种制衡,许多国家及相关国际文件都确认了律师在场权。在我国尽快确立这项权利,有利于公正的侦查程序的建构,对遏制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等具有重要意义。     

侦查讯问制度重构研究

对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进行构建与完善,应借鉴法治国家的成熟经验,充分考虑我国社会治安和刑事司法的现状,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在程序结构上要设立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在诉讼理念上要确立并提高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完善现有侦查讯问的时间、地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告知、步骤、手段等法律规定,加强对侦查讯问活动的监督,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建立侦押分离制度、审讯主体与犯罪嫌疑人隔离制度以及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9·11事件"后美国刑事司法政策的变化及启示

“9·11事件”后美国刑事司法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其核心在于寻求个人自由和公共安全价值理念之间的平衡。把美国刑事司法政策调整放入其发展轨迹中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国家刑事政策的调整、司法制度的构建总是立足于该国具体的社会现实。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当前我国的司法改革应立足于社会现实对司法制度的需求。     

刍议侦查程序中的转处制度

侦查阶段的转处制度是一种重要的刑事诉讼转处措施。相对而言,它更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保障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以及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在我国侦查程序的各环节均有转处的可能性,可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转处制度。     

论公安机关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途径

在当前我国刑事法制背景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张重点在“宽”，而非“严”。面对轻微犯罪大量发生造成的刑事立案总数居高不下，暴力性恶性犯罪愈演愈烈，给“命案必破”的工作目标带来压力，新型的社会越轨行为不断涌现，给公安执法实践带来困扰的局面，公安机关应该在科学界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上，从执法理念更新、程序解读、实体运用等三个方面探讨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