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比例原则与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采用,必然会对公民的权益造成影响。比例原则是大陆法系行政法尤其是警察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包括妥当性、必要性与相称性原则,为实现行政目的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和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方面提供了可操作的标准。比例原则适用时应考虑目的的正当性;措施选择的多种可能性等步骤进行。     

论比例原则在行政执法中的运用

比例原则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法意相称性原则。结合比例原则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我国行政执法的实践，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中适用比例原则除了依据执法者的经验和学识积累外，还必须符合法律的目的、具有正当的动机、不应有不相关的考虑、平等对待、措施适当并必要、程序到位等要求。     

论比例原则在监察法中的类型化适用与展开——以调查措施为切入点

以“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为核心的比例原则因其程序性质、价值理念及调控能力在监察法领域获得适用空间。但出于监察机关的特殊定位及反腐形势的考虑,比例原则暂时不宜在监察法中全面展开,而应限缩适用于监察调查领域。比例原则具备本体上的抽象性缺陷,以致于调查措施的合比例性标准较难把握,导致强弱度不一的调查措施并未受到宽严相适的程序控制,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监察机关调查执法的权威性及正当性。基于此,应依据案件性质、时空要素、权利类型以及公共利益紧迫度的不同,合理划分监察调查措施适用的强弱层次。同时,上述四种要件也为调查措施合比例性判断提供了不同视角的审查基准。职务违法犯罪调查措施还需结合其他要件,共同形成合比例性审查的基本分析模型。     

侦查比例原则论

源自警察权力限制要求的侦查比例原则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狭义比例原则三个方面。适当性原则要求侦查措施必须与侦查目的紧密关联，必要性原则表现为强制侦查作为任意侦查的例外形态而存在，狭义比例原则以权利保障为取向，要求实现维护社会利益与保障个人利益的价值平衡。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尚没有充分体现侦查比例原则。从法治国家建设方略和人权保障要求出发，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应当确立侦查比例原则。     

目的正当性审查在比例原则中的定位

目的正当性审查在比例原则适用中的定位需要重新审视。通过对国家发改委“缓降油价决定”在目的与手段关系上的个案考察，比例原则在石油调价风波中的适用，可能遭遇“悖离情境”。这直接关乎“目的正当性”审查在比例原则中的定位。对此，学界和实务界存在从“审查不足”到“审查过度”间的短板交接。比例原则对目的性审查需要秉持克制态度：既作为不可或缺的审查环节，但不能赋予其独立之阶层秩序的地位。可将“预备阶段论”建构作为比例原则目的正当性审查的探索方向。对于“缓降油价决定”的实体性评价，即使以目的正当性审查启动，也应伴随比例原则预备阶段论的适用，截断以“不恰当目的”之相关审查标准。     

现代武装冲突中的目标选择

武装冲突中的目标选择要受区分原则、比例原则等一系列国际人道法原则和规则的约束。由于现有国际人道法关于军事目标的定义缺乏准确性,使得战争实践中具体军事目标的确定变得十分复杂困难,努力找到一些对该术语的一致同意的精确解释和设计特定的执行措施十分重要。因此,对该定义的解释和执行措施首先要切实可行;其次要像对军事利益的贡献一样能客观评估;第三要给予平民人口最低的保护。     

监听措施的法律规制

监听措施的采用是各国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犯罪形势的一种必然的有效的选择,但监听措施是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因而,监听措施的适用必须进行利益衡量与价值选择,遵循比例原则,进行法律规制.我国刑事程序立法应明确规定监听应遵循必要性原则、监听的适用范围、适用主体及监听措施的核准权主体.应当建立对被监听者的权利救济机制.     

我国未决羁押制度的批判性重构

我国的未决羁押适用的目的失之偏颇;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种常态;缺乏比例性原则;期限具有不确定性;羁押措施滥用;超期羁押现象严重;场所设置违背中立性原则;救济功能缺失等等。实际上,未决羁押应当受到比已决羁押更加严格的司法控制,因此,必须对我国未决羁押制度进行制度性、法治化的改造与构建,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封闭的司法控制系统。     

技术侦查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技术侦查属于强制性侦查措施,具有技术性、秘密性和易侵权性的特征。技术侦查与刑事诉讼目的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平衡的实现密切相关。技术侦查立法应当体现程序法定原则、司法审查原则、比例原则和相关性原则的要求。我国技术侦查立法在措施使用范围、审查批准和执行机关以及审查程序等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论侦查比例原则的构建

侦查比例原则是通过对侦查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的衡量 ,把侦查权限制在适度、必要的限度之内。确立这一原则是由侦查权的性质、特征以及我国侦查立法和实践的需要决定的。构建侦查比例原则应从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审前裁判机制、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改革和完善替代羁押措施三个方面入手。     

论行政处罚中的实体从旧兼从轻原则

《行政处罚法》的实施应注重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从旧兼从轻原则无疑是行政处罚实体问题上最合理的溯及力原则。虽然最高法的《纪要》对该原则的适用进行了肯定,但《纪要》的法律效力不足,加之缺乏明确具体的统一规定,在新旧法律适用问题上过度依赖个法的事后解释,使行政处罚中实体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遭遇困境,故亟需对其适用范围等争议进行厘清,在《行政处罚法》总则中对其适用范围做出具体规定,并在各单行法的过渡条款中进行精细设置,以保证该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适用的一致性。     

物权法定原则否认论略

物权法定原则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在我国,人们赋予其上的诸多功能或者说其理论基础,并不具有或已经丧失。多元化的物权公示原则构成了对物权法定原则的致命的突破点。通过对物权法定原则的诸多功能的剥离、返还、替代和转换,可以取消之,代之以一个以物权公示原则为中心的物权法体系。     

法治与德治并举治标与治本结合

在中国历史上,法史前是以“德治教化”维持社会秩序的,法律产生后则是依法治理国家的。德治御心,培养人们的德性,防止其思想上不道德邪念的产生;法治防行,要求人们遵纪守法,惩治违法犯罪行为,使不再犯。法治与德治并举,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法治御行,德治御心;御行治标,御心治本,标本兼治,是为上策。     

论抢劫罪中的“当场”

对抢劫罪中“当场”的含义,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予以限定。典型抢劫基本形态中的强制行为不要求“当场”,取财行为要具有当场性,其时间范围是强制行为发生后的较短时间段,空间范围是以强制行为为中心的一较小范围;《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中的“当场”,其时间范围应自行为人着手实施先行犯罪的实行行为始至原财物持有人或其他人丧失对财物的监管止,空间范围包括盗窃等先行行为的现场及其合理延伸区域;转化型“入户抢劫”中的“当场”,其时间范围应当始于实施盗窃实行行为之时,终于行为人脱离户内之际,空间范围仅限于“户内”。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两个罪名《法定》中的罪名设定定研究

文章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确定罪名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存在“‘罪名从简’原则的事实否定”和“‘标准统一’原则适用的矛盾”等问题 ,并提出了作者的理论模型设计。     

关于构建“安全城市”中创新问题的若干思考

要构建“安全城市”,就要在理论上、理念上、制度上和实践上创新;要从思想上把城市安全看作党委、政府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对时、空两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全天候阵地控制,在打击、防范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     

论侵占罪中“代为保管”的含义与性质

侵占罪中的"代为保管"是指非财物所有人基于法律或事实上的原因而对自己事实上控制着的他人财物进行保管;"代为保管"的性质是"合法持有;"对于"合法持有"的含义,应从持有根据、返还请求权和持有心态等三方面予以限定。     

反垄断法的产权解构及规制革新——在“公共领域”视角下

文章运用产权经济学的观点,从产权界定和交易费用的关系入手,进而引出"公共领域"之概念,并以此为依托对传统反垄断法体系中的诸多理念进行了全新解构.在巴泽尔关于"市场中总是存在很多未界定之产权"论断的支撑下,笔者对反垄断规制原则在革新层面上做了诠释,提出了在产权分配的动态均衡过程中构建反垄断规制框架的观点和看法.     

从“议行合一”走向“议行分立”

议行合一制作为我国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之一,有其学理上的合逻辑之处。中国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基本符合马克思针对巴黎公社所论述的议行合一制。这一制度固有的弊端以及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昭示我们:从“议行合一”走向“议行分立”,已是大势所趋。     

“梁丽案”定性分析——兼谈盗窃罪、侵占罪以及非罪的界限

刑法中的持有物、遗忘物、遗弃物并不是相同的概念;财产犯罪的主观认识内容包括对全体客观的构成要素的认识;侵占罪中的"拒不退还"应是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对"梁丽案"的定性应区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