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冲突

公正是刑法精神的核心.作为一种观念,罪刑法定在价值选择上偏向于刑法的安全性,重视形式公正;作为一种司法实践活动,刑法解释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如何冲破罪刑法定的束缚以实现实体公正.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于是出现了两种冲突:在现实中,刑法的稳定性与社会无穷发展的矛盾,使刑法解释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要背离罪刑法定;但依法治原则,如何以牺牲最小的实体公正来换取形式公正应成为法治国家刑事司法的最高理念.     

刑法谦抑性之我见

刑法谦抑性,作为现代刑法的三大价值之一,对于制定刑事政策,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均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简要分析了刑法谦抑性的思想内涵和法理基础,进而阐述了刑法谦抑性的理性价值。     

量刑公正刑事正义的最终结果

量刑是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环节。在中国，“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是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要求。量刑，作为刑事裁判的最终结果，其在刑事审判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决定了“量刑公正”必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也是需要刑事司法部门和刑法理论界共同努力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民生刑法的品格:兼评《刑法修正案(八)》

民生刑法立足于人本刑法观,以尊重人性、弘扬人道、人权保障为价值内涵,以社会权利及其他民生权益的刑事保障为基本内容。《刑法修正案(八)》注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及利益平衡,将宽容人道精神与宽严相济精神相结合,确立了刑事立法的人本价值取向。实现民生刑事保障的人本价值,需要形成和完善功能协调的民生刑法体系,并将人本价值理念在刑法适用、刑罚裁量和刑事执行的过程中加以贯彻。     

人权保护与我国刑事政策的价值选择

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刑事法律担负着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使命,因此与人权的关系可谓最为紧密。而作为国家运用刑法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的方针、策略和措施的刑事政策,则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的执行等均具有导向功能,刑事法律的整个运作过程无不体现着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刑事政策应当坚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来确保在打击犯罪预防犯罪时不至于使犯罪人和其他无辜者的人权受到侵犯,以充分发挥刑法“人权保护的大宪章”的作用,理应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笔者认为,在尊重和保护人权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宪法已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今天,刑事政策必须坚持以保护人权为最高价值追求,国家运用刑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才得以全面实现。     

军事刑法价值研究

军事刑法的价值是军事刑法的灵魂,确立正确的价值追求,能够有效地指导实践,为我国现今不成熟的军事刑法制度提供尺度和准据。本文对军事刑法的价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期能够对军事刑事法制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理念与刑法价值

由于未成年人自身的特殊性,未成年人利益应超越固有的社会利益,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重点加以保护。这种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理念体现了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等刑法价值。     

论刑事适度裁量权

本文概要阐述了刑事适度裁量权的涵义，对近现代刑事折衷裁量模式进行了价值判断，并分析了我国新刑法对适度裁量权的限制和规制，从而提出建议。     

浅析刑法分则体系

刑法分则作为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结构的安排不仅体现一国的刑事政策,更体现了一国的刑事价值理念。本文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价值理念入手,分析了我国的刑法分则体系的不足与缺陷,以促完善。     

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理性探讨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实质的刑事法治,尤其需要高度重视、重新审视和检讨刑事政策的公正价值与谦抑宽容理性,合理兼顾犯罪防控和人权保障。在理论上,片面强调以报应主义论证刑法公正,把“刑法公正必然内在要求报应主义”这个命题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是存在很大疑问的。在刑事政策意义上的相对公正理性,不但内含了对犯罪规律的基本认识、对犯罪态势的基本判断、对可资利用的现实物质基础和精神文化资源的基本估价、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考量、对人权尊重的基本态度,还内含了人性假设的基本立场以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价值权衡和价值取向。现代刑事政策内含的谦抑宽容价值理念应当充分体现出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地体现相对公正、最小限度地维持必要秩序这样一种“三大一小”理念;因此,现代刑事政策理念应当坚持“人权保障至上”、反对“犯罪防控至上”,坚持“公正至上”、反对“效率至上”。     

判例制度在中国的前景——重构我国的刑法判例制度

世界法制发展史表明,在两大法系相互借鉴、日趋融合的过程中刑法判例,是与刑事诉讼法判例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即那些能解决刑事实体法规范适用问题的判例的价值受到普遍的认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作用日益加强。我国的刑事法制现代化不能忽视刑法判例的世界发展趋势。在我国的刑法判例研究与适用中断近半个世纪之后,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使我国刑事诉讼机制的运行实现了公正与效率双重价值;而刑法典的修订,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弥补了我国刑法典人权保障机能的缺陷。“两法”的修订,明确了我国刑事法律制度改革的方向。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刑法价值定位

伴随着人类社会步入风险社会的时代,刑法体系经历着由罪责刑法到安全刑法的转变.这一转变除了要求刑事立法及时改革创新,更要求指导刑事立法的刑法价值取向进行重新定位.安全刑法应以刑法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应该妥善协调与自由价值、公平价值、效益价值及刑法谦抑性之间的关系,从而正确引领刑事立法合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     

实现刑事司法与公众认同契合的路径分析

刑事司法与公众情感的冲突与背离是我国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中的重大难题,只有实现了公众对刑事司法的认同,法治才有坚实的保障。确保公众信赖刑法规范是前提,刑法规范必须支持普遍的共同的道德,有利于维护公众权益。确保公众尊重司法人员是基础,司法人员应该具备优良品行和丰富专业知识、技能。确保公众参与司法是途径,刑事司法程序应该具备开放性。确保公众与刑事司法的沟通是方式,公众与刑事司法之间应该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     

论实现刑法正义价值的基础

正义价值作为刑法价值的核心 ,不仅表现为一种法的理念 ,而且还蕴含于法的实践 ,不仅作用于静态的法治目标 ,还贯穿了动态的法治过程。公正观念是实现刑法正义价值的思想基础 ,立法正义是实现刑法正义价值的法律基础 ,司法公正是实现刑法正义价值的实践基础。     

浅议刑事习惯法的价值

刑事习惯法长期被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主义压迫。但是刑事习惯法在现实中体现了有利于我国法治的发展、有效节约司法成本、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价值，在理论上则展示出了其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公民的私权、限制政治国家，促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互动与平衡以及丰富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等价值。     

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兼及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

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基础的刑事和解制度目前正逐渐成为我国刑事法学界和实务界的热门话题。刑事和解在尊重被害人、促使加害人认罪悔过改过自新方面,具有恢复失去的正义,尽快平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矛盾的作用和促进社会和谐有不容忽视的优势;同时,刑事和解还体现了公正、谦抑、人道的刑法价值。刑事和解并非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背离,而是刑法基本原则的一种实现方式。     

论刑事诉讼的公正与效率价值

公正和效率本身就是一个存在的矛盾体，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中，既有相互依存、支撑的一面，又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刑事诉讼中的公正与效率两方的价值意义亦是这样。本文就从刑事诉讼中公正的概念、刑事诉讼中效率的概念，以及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简单的分析和阐述。试图厘清刑事诉讼的公正与效率价值的辩证关系，以期在今后处理刑事诉讼案件的过程中，可以提高了处理案件的效率，同时，又保证了刑事诉讼的公正、客观。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矛盾及其解决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刑法理论上的一对基本范畴。作为行为评价标准 ,社会危害性具有易变性、模糊性 ,刑事违法性则具有稳定性、明确性。二者之间的矛盾 ,源于刑法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的对立。为了协调二者的矛盾 ,应注意以对立统一的视角看待二者的关系 ,并在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上作相应的调整。     

论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影响

本文从刑事政策定义的不同解读入手,通过对欧陆刑法学说史的研究以及对欧陆刑法学行为价值学说的辩证分析,正确阐释了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作者认为,现代欧陆刑法学说史证明了刑事政策思想决定刑法理论的走向,而不同国家坚持的不同刑事政策立场决定了一个国家主流刑法理论的选择。同时,刑法理论对刑事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具有重要影响力或反制作用,我国刑事政策从偏离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打"刑事政策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与转变,正好验证了"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     

边缘刑事案件中的法官解释

解释刑法是刑事法官的职业技术,而处于犯罪圈边上、界于罪与非罪之间的边缘刑事案件则是刑事法官展示其解释才华的主要舞台。在此类案件的裁判中,技术性刑法解释方法所起作用甚小,法官们更重要的活动是进行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价值判断要求法官平衡自由与秩序,以公正规制功利;利益衡量则要求法官按照位阶优先保护重大法益,并尽可能少损害在后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