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建议制度下的控辩审关系

量刑建议制度是量刑建议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动态运作过程及其相关一系列程序制度的总称.其核心是量刑建议,而理顺量刑建议权、量刑辩护权和量刑裁判权三者关系有助于量刑建议制度的有效实施.在量刑建议制度环境下,在加强控辩审三方的诉讼职能的同时,为了构建阳光量刑平台,也不能忽视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与量刑关系之构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在防止纠纷扩大化、化解社会矛盾、恢复受损害的社会关系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影响量刑具有正当性,二者统一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之中。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立法模糊、法官角色混合、自由裁量权无制约、激励机制未确立等问题,应以量刑规范化改革为指向,从限定调解范围、建立激励机制、完善量刑程序和明确赔偿与量刑幅度之间的对应关系等方面科学构建调解和量刑之间的关系。     

量刑规范化与法官自由裁量博弈的均衡性分析

量刑规范化既认可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又不容忍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膨胀的态度导致量刑规范化与自由裁量之间的紧张。学界对法官量刑规范化和自由裁量发生紧张情况下的行为选择研究不足,而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可以寻找实现两者有效统一的法律制度安排的正路。量刑规范化与自由裁量博弈的模型分析得出的纳什均衡表明,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对法官行使量刑自由裁量权予以有效监督。建立审核判决书内容的法律制度可以实现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予以有力监督,形成新的法律制度均衡。通过理性构建法律制度的方式来促使新的法律制度均衡实现的过程在本质上是法律制度创新的过程。     

量刑基准研究

同案不同判，是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难题。量刑基准的合理确定，是量刑公正的基础和关键，这对实现罪行均衡原则、确保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促进被告认罪服刑、实现量刑科学具有重要意义。构建我国量刑基准，在立法方面要进一步细化法定刑的范围，并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明确量刑标准，充分发挥案例的指导作用。     

量刑程序的有限分离

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没有明确区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量刑程序的公开性、透明性和量刑的准确性。在我国实现量刑程序的有限分离,逐步完善相应的量刑改革配套制度,是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路径。     

量刑程序改革的困局及破解之策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有关量刑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也逐渐走向深入。从全国法院三年多以来的量刑改革实践中,我们已经切实看到程序公正所带来的价值。由于面临现行法律制度、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和施行上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挑战,量刑程序改革道路的正确性屡遭非议。如何在量刑程序改革的具体内容上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对改革的具体措施和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妥善处理好量刑程序与效率的关系,并辅之以实体改革,以期量刑程序改革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有效手段。     

浅析量刑情节适用

当代刑法理论认为 ,刑罚应兼顾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惩罚与教育并重 ,倾向于从有利于改造罪犯的基础上适用广泛的量刑情节修正刑罚 ,以期罪犯可以回归社会。为实现刑罚的这个目的 ,量刑情节的适用就显得尤为重要。量刑情节可分为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 ,这两种量刑情节在影响刑罚裁量方面 ,具有一致性和功能互补性 ,法定量刑情节决定量刑的基本方向 ,酌定量刑情节起补充和具体化作用。实践中适用量刑情节 ,特别是有多种量刑情节并存的情况下 ,应当根据适当的原则和科学的方法进行具体处理。     

量刑建议权的法理基础与实证分析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对量刑建议权制度进行可行性建构，对于加强特殊预防和减少社会对立面，构建和谐社会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论轻刑化对刑事检察的影响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轻刑化贯穿了整个刑罚的历史发展过程。轻刑化对刑事检察工作的启示是：应严格规范侦查阶段的刑事检察工作；扩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借鉴国外辩诉交易和量刑权制度，完善简易程序。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受"国家亲权"理论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未成年人在刑事司法中应当享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法律优遇,应当更多地强调保护的处分原则。同时,社会调查制度也在刑事司法中不同程度地得以确定。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化和司法实践不规范不统一的特点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社会调查制度的应用出现了诸多瓶颈。文章对社会调查的量刑辅助、矫正依据,社会调查制度的正当性和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制定全国统一的实施意见,确定权责明确的启动主体与实施主体,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是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可行路径。     

民愤与死刑量刑——死刑量刑中对“人民司法为人民”理念的贯彻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民愤与量刑特别是死刑量刑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司法实践的社会认同度。科学把握民愤与酌定量刑情节以及法定量刑情节的关系，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必须解决的问题。     

两高发布贪官自首立功认定意见严防轻判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久前发布《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说: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轻刑适用率偏高的趋势,其中有多方面原因,包括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     

受贿罪量刑问题的立法反思——一个批判性的视角

近年来,受贿犯罪呈高发趋势,但与现实反腐败形势不协调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受贿罪竟然没有一个单独的量刑标准,而是依附于贪污罪的量刑标准。然而贪污与受贿虽然同为腐败行为,但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犯罪,故而现行刑法将受贿罪的量刑比照贪污罪处理很不科学且受贿罪的刑罚种类设置也不尽合理。通过对美国、德国、瑞士、越南等国法律有关受贿罪量刑立法的具体规定、立法精神、原则的比较研究以及相关案例的实证研究,提出对我国受贿罪量刑立法的若干建议。     

死刑执行制度的程序正义与伦理证成——以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为例

程序正义需以善良制度与时间为实现条件。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Jones的死刑执行过程反衬出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失灵。加州死刑执行与管理系统是否违宪可从重要义务命题、量刑恣意禁止命题、刑罚目的正当化要求命题等三方面展开论证。我国应通过实证统计系统来正当化法官在个案中的量刑决定,不仅应包括系统设置的规范性理据,还应包含量刑因子本身所可能蕴含的意识形态。执行死刑本身不是单纯的让被告伏法而已,而是一连串的决策进行与筛选机制的运作,背后涉及诸多伦理学争议。     

死刑执行制度的程序正义与伦理证成——以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为例

程序正义需以善良制度与时间为实现条件。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Jones的死刑执行过程反衬出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失灵。加州死刑执行与管理系统是否违宪可从重要义务命题、量刑恣意禁止命题、刑罚目的正当化要求命题等三方面展开论证。我国应通过实证统计系统来正当化法官在个案中的量刑决定,不仅应包括系统设置的规范性理据,还应包含量刑因子本身所可能蕴含的意识形态。执行死刑本身不是单纯的让被告伏法而已,而是一连串的决策进行与筛选机制的运作,背后涉及诸多伦理学争议。     

刑事非法证据成因分析

在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中,证据不仅是定罪量刑的依据,更是保障人权,体现司法公平与正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刑事非法证据不断出现,可以从主观、客观和制度三个方面分析原因。应从司法体制改革入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非法证据失去生存空间。     

刑事速裁程序中被告人权利保障问题探究

刑事速裁程序作为顺应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发展的产物,不仅有利于“案多人少”司法压力的减缓,更有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目前,尽管速裁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避免地存在被告人权利保障不足的问题,如被告人的知情权、程序选择权、认罪自愿性有时难以得到保障,值班律师作用发挥受限、被告人最后陈述作用甚微、量刑优惠权规定不明确等。因此,相关法律必须明确规定刑事速裁程序中被告人的知情权、程序选择权,完善认罪自愿性审查程序;司法机关要严格执行值班律师制度,建立健全被告人最后陈述权保障机制及规范化量刑机制,从而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刑事速裁程序,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酌定情节与量刑

一、酌定量刑情节的概念与特征 (一)酌定量刑情节的概念 为了探讨的需要,必须首先对酌定量刑情节的基本概念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综观刑法理论界,近年来有关酌定量刑情节的定义有多种表述,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     

微观

消解认定上的不确定性 @周姗姗：在实际司法实践中，以现行的量刑标准，数额认定往往存在不确定性。贪污受贿往往是“点对点”，隐蔽性强，证据不好收集。加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明显低于受贿罪，后者最高可判死刑，前者最高十年有期徒刑，一些贪官常常对巨额不合法财产的来源拒不交代，从而逃避重罚。而近年来性贿赂、感情贿赂等非物质化行贿大量涌现，也表明以受贿数额定罪量刑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反腐败工作的新形势。     

死刑执行制度的程序正义与伦理证成——以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为例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Jones的死刑执行过程反衬出加州死刑执行制度的运作失灵。加州死刑执行与管理系统是否违宪可从重要义务命题、量刑恣意禁止命题、刑罚目的正当化要求命题等三方面展开论证。执行死刑本身不是单纯的让被告伏法而已,而是一连串的决策进行与筛选机制的运作,背后涉及诸多伦理学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