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下爱国主义价值观培育的挑战与应对

在网络新媒体赋权和"互惠性"利益诉求驱动下,"网络民粹主义"持续滋长,并且耦合其它社会思潮衍变新形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仇视精英、解构权威,造成社会分化和对政治国家的"拒斥性认同",割裂了爱国主义的"整体之爱";形塑想象的"中心地区",排斥"他者"和"他国",生成"狭隘和盲从"的爱国主义;侧重问题批判,只破不立,煽动群体非理性激情,阻碍爱国主义美德的适度表达。对此,必须把握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重点,净化爱国主义情感表达的网络空间环境,正视普通民众权益诉求,并且借助规范性力量,引导爱国主义的理性回归。     

“后真相”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应对路径

"后真相"时代,"情感认知"先于"事实真相"的识认过程、体现"主体性"价值的自我意识觉醒、技术赋权对爱国主义情感的形塑作为新的情感生成特征,致使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面临新的时代性境遇:意识形态纷争对国家价值体系的解构、资本逻辑对爱国主义教育话语的挑战、新兴媒体的传媒伦理失范对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的冲击。面对"后真相"的时代挑战,学校要注重构建爱国主义教育知识体系,培塑家国情怀底色;媒体要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牢握"真相"传播话语权;政府要加强涉及国家利益的数据监管与治理,推动"算法向善"。     

从离散走向弥合:智媒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困境及其纾解之道北大核心

智媒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呈现出环境拟态化、结构扁平化、内容精准化、媒介智能化等新特征。同时,青年爱国主义教育面临多重现实困境,即“虚拟自由”场域干扰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价值认知、“去中心化”传播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主体权威、“信息茧房”效应遮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信息流入、“圈层文化”现象阻滞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进路等。为此,须依循“思想引领”“主体塑造”“内容为王”“破立并举”的脉络,实施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以纾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时代之困。     

“躺平族”的具象表征、理论诱因与引导理路

“躺平族”是以倡导简约的生活方式、运用戏谑的话语表达和展露矛盾的心态境遇为表征的青年亚文化新样态。“躺平族”的出现是现代经济社会高度内卷、学校教育体系矛盾叠加以及温室型家庭教育机制综合形塑的结果,折射出青年的行为对抗、价值迷茫和心理失落。新的历史方位下亟须社会、学校、家庭通力协作,营造公平正义的发展空间,推动学校教育均衡发展,建构良好的家庭教育机制,综合引导“躺平族”转变观念,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     

党建引领社区公共价值生产的机制与路径:基于上海“红色物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公共价值领导理论,对上海“红色物业”的创新过程和内在逻辑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红色物业”是政党基层组织在社区治理网络中的拓展和融入。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建立愿景塑造、共识形成、主体规范、协调沟通、行为监督五项机制,再造了物业管理相关方之间的连接和关系,形成了对于社区多元主体的公共价值领导,引导了价值共识的形成,维护并激活了导向公共价值的“治理网络”,最终创造了社区公共价值。     

技术赋权与主动建构:“数字青年”的出场理路、样态透视与发展考量北大核心

数字时代,基于数字的外在赋权和青年的主动建构,“数字青年”于“虚拟出场——身份建构——个性表达”的逻辑理路中在时代大势中应运而生,并成为建设数字中国的核心力量。在数字生活场域,作为“数字原住民”的“数字青年”从身体、政治、文化及日常生活等维度积极进行自我塑造,展现出个体数字化生存的丰富样态。然而,通过审视“数字青年”在数字空间的虚拟实践可以发现,部分“数字青年”的成长发展受到“理性失序”状态与无意义感的价值困境、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导致的信任困境及现实身份与数字身份交织的认同困境等制约,亟须党和国家加强对“数字青年”的价值引领、完善数字空间的法律制度以及引导“数字青年”悦纳内在的真实自我,全面、全力地护航“数字青年”的成长成才。     

人同人如何相异化--遵循马克思的思想脉络

因为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都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得到实现和表现，所以劳动异化能够过渡到人同人相异化、交往异化和社会联系异化。《手稿》异化劳动的前三个规定与第四个规定——“人同人相异化”，与《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和社会联系异化，都遵从同一个异化逻辑。异化的主体既可以是“孤立人”，也可以是两人或多人关系及其承载物。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阐释交往异化、社会联系异化的根源性概念。“社会联系异化”比“交往异化”能更准确地概括《穆勒评注》的主题。     

商业逻辑与青年亚文化

青年亚文化与商业逻辑的关系长久以来困扰着研究者们,大多数学者认为,亚文化只有远离商业逻辑和商品消费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反叛性。随着新媒体、消费社会和全球化语境的来临,商业逻辑不再局限于借用、占有、嵌入亚文化的被动状态,商业可以主动激发、形塑青年亚文化,商业利益与文化认同并不完全是对立矛盾关系。     

新时期我们如何爱国——爱国主义：公民意识教育的永恒主题

高扬爱国主义光辉旗帜，关键是在思想上不断提高人们对新形势下爱国主义内涵的认识，在实践上不断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方法和途径，在行为上引导人们把爱国作为自觉的行动。围绕本期主题，本刊编辑部聚焦“新时期我们如何爱国”这一现实问题，组织策划了本栏目的内容，对公民意识培养、国民心态的变化、文化认同、网络爱国、企业家的爱国表现、青年人的爱国表达等进行了深入阐述，供基层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时参考。     

国家记忆再生产：智能传播场域研究的新视角

国家记忆是权力主体借助国家强制力量对国家历史选择建构、对人们的思想发展施加影响并形塑国家认同的精神性实践活动。国家记忆再生产与智能传播具有内在关联，智能传播是网络环境下国家记忆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国家记忆再生产使智能传播具有价值承载性。智能传播作为技术工具，算法价值、数据筛选、符号互动在赋能国家记忆传播信度、批判力度、情感温度的同时，也带来了算法偏向与国家记忆强化国家正面形象传播、“信息茧房”与国家记忆提升主流价值共识、流量思维与国家记忆充盈革命精神血脉等之间的矛盾。智能传播场域需要承载国家象征符号引导记忆询唤、优化历史纪念空间传承记忆价值、利用精准推送技术对抗记忆遗忘，有效推进国家记忆再生产。     

“网络巴尔干化”影响青年价值观的内生逻辑与调适策略北大核心

由网络社交衍生而来的“网络巴尔干化”作用于青年信息获取、人际互动与思想交流,影响了青年价值观塑造。“网络巴尔干化”由媒体、技术、个人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易导致青年固有价值观增强、引发异质价值观认同、阻隔主流价值观内化、理性价值观缺失等隐忧。为实现青年主流价值观根植与消解“网络巴尔干化”影响的双向“破壁”,应以现实逻辑为依据,通过构建价值场域的“数字阵地”、整合价值内容的“数字资源”、规范价值表达的“数字民主”、引领价值传播的“数字媒体”等策略进行积极调适。     

“微时代”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嬗变及规制

"微时代"的到来在改变传统青年政治社会化范式的同时,也为青年政治社会化的现代转型带来了冲击。"碎片化""去中心化"导致青年群体政治选择困难,"指尖决策"加剧了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非理性","手机依赖"导致青年群体政治角色认知失调,"把关人"角色弱化加剧了青年群体政治行为失范等。要规制和应对这些不足,必须从"外在引导"与"内在形塑"两个方面入手,既要注重"微空间"中的政治治理,又要加强现实政治环境的优化改善,努力构建一种网上网下能够和谐共振的双向引导机制;同时,也要注重青年群体的"内在形塑",提升其"微素养",完善其"微道德"。     

国外青年互联网行为研究及借鉴

本文对国外青年互联网行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发现青年互联网行为特征存在性别、性格、国别、专业上的差异。研究者充分肯定了互联网对青年的正面影响,但也指出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负面影响包括网络暴力及侵犯行为、风险性互联网行为、网络学术不端行为、问题性网络行为等。青年互联网行为的监管和引导需要家长、老师、学校及政府的共同努力。国外青年互联网行为研究为我国青年互联网行为研究提供了研究内容、方法、多学科交叉方面的借鉴,并为对青年互联网行为的监管、引导与教育等方面提供了有益参考。     

青年“生活悖论”现象的分析与应对

当代部分青年的生活呈现出悖论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他们的适度休闲实现度与效率提升有待协调、精神丰盈度与物质条件改善有待同频、价值意义感与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待共振以及良好心态形塑与信息加速供给有待平衡。效率对欲望存在助推作用的可能性、物质与精神存在对冲效应的可能性、知识对信仰存在解构作用的可能性以及信息供给与接收存在张力的可能性，是造成“生活悖论”现象的主要原因。应对“生活悖论”现象，要区分效率导向的应用场景以保障青年的适度闲暇、提炼物质文明的意义内涵以丰富青年的精神世界、挖掘知识教育的价值意蕴以增强青年的信仰力量、加强信息供给与接收治理以培育青年的良好心态。     

数字化生存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实践策略

数字化生存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构建了一个多元化、开放性的场域，并形成新的特征：在主客关系方面，基于数字赋权的个性彰显消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在信息获取方面，基于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阻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送达；在叙事方式方面，基于“流量为王”的形式优先排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在人际对话方面，基于时空离散的虚拟交流误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含义。政治逻辑和网络逻辑矛盾、技术逻辑和伦理逻辑矛盾、资本逻辑和价值逻辑矛盾、作者逻辑和读者逻辑矛盾是冲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体系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应权衡权威消解和关系再造、技术遮蔽和数字解蔽、工具理性规制和教育供给引导、技术跟进和限度超越等关系，巧用、善用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引领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     

移动政务直播中的双向赋权与约束机制——基于热门政务快手号的多案例比较分析

当前，政府部门日益注重将移动直播平台作为舆论宣传和公共服务的新阵地。移动政务直播通过实现主体多元化和治理协同性，建构起新型公众参与和政府治理机制，能实现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赋权。公众经由自身心理与互动行为提升信息和话语能力而实现赋权，政府赋权则通过获取决策信息、创建新的政府和公众互动平台得以完成。移动政务直播是一个技术执行过程，其内在运行机制涉及相关个体和组织的行为选择，这一过程在参与主体、技术属性、制度环境的共同激励和约束下得以实现。移动政务直播能赋予公众参与感和新的身份认同，政府则出于树立政府形象、亲近政民关系、履行本职工作等动机开展移动政务直播。直播平台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交互性和实时性为政务直播的开展提供了技术基础。同时，移动政务直播制度环境所形成的激励或约束效应，也是政府和公众在作出政务直播的行为选择时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     

职业康复与青年精神障碍者再社会化

职业康复是促进青年精神障碍者重返社会的有效路径。基于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探讨职业康复与青年精神障碍者再社会化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职业康复通过学习技能知识、重构职业期待、重塑行为方式和转换自我认同，促进了青年精神障碍者的“再社会化”。但管控性制度逻辑、区隔性污名文化、家庭支持匮乏制约着青年精神障碍者的社会融入。在职业康复过程中，管控性制度逻辑表现出维稳与安全的管控特征；区隔性污名文化体现为青年精神障碍者的自我污名化与社会性排斥；家庭支持匮乏导致家庭的经济与情感支持不足。这些因素共同影响青年精神障碍者的再社会化过程。研究为探索本土化的职业康复路径提供借鉴。     

新时代网络爱国主义文化的发展及培育路径

网络爱国主义文化是虚拟空间的正能量,是在多元主体的网络互动中,以核心价值观为核心来传递和表达爱国的情感、思想和行为的文化形态。网络爱国主义文化经历了萌芽、形成及成熟三个阶段,其发展一方面增强了爱国情感,凝聚了爱国力量,形成了爱国合力;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如爱国主义狭隘化、民粹化和抽象化。培育爱国主义文化,需要从构建爱国共识、引导爱国理性、倡导爱国行为、涵养爱国气度四个方面着力,增强有效性和针对性。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场域中的协同治理实践——基于四种典型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北大核心

社区生活本质上是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社区自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之间以社区场域为互动平台,实现着各自的目标取向和价值追求,也形塑着不同的社区治理实践模式。不管是调整改革中的上海、沈阳模式,还是正在兴起实践中的北京、广州模式,都反映着社区治理微观场域中,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建构和合作互助状态。真正契合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可行性模式选择,应该是通过明确边界、积极引导、培育赋权、参与共享,以实现社区治理实践中多主体参与的协同式治理实践。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意蕴、困境与出路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就其价值意蕴而言,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是推进制度治党方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形塑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关键一环,也是消除特定权责背离现象的客观要求。当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面临责任清单不明晰、责任意识不强烈、责任监督不到位、责任考核不科学、责任追究不得力而诱发的责任制度落实被异化、淡化、虚化、弱化、软化等现实困境。因此,应从明确责任清单、培塑责任意识、完善责任监督、优化责任考核、强化精准问责等方面着手,整体谋划相应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