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领导权与价值秩序的建构

网络空间是一个不断生成的、流动的社会性空间,网络空间的社会性决定了它的意识形态性。由于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式微,多元价值之间的关系和结构发生错乱,从而导致价值失序的产生。为了维护网络空间的价值秩序,需要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多元价值中的嵌入,并通过有效的对话和交流,达成价值共识,形成普遍意义的价值准则。同时,通过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全面建构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加强党在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

在网络空间成为国家继陆、海、空、天四个疆域之后的"第五疆域"之后,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呈现出新特征新变化。直面现实,当前我国网络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存在着传播力受到很大限制、控制力受到严重削弱、主导力受到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消解、话语权受到西方"话语霸权"的挤压和冲击等方面的问题与挑战。因此,应大力加强党在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设、创新和领导干部网络意识形态能力提升等方面予以推进。     

强化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认同

感性认同是心理认同的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认同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网络时代感性认同已经成为网络意识形态认同的普遍现象。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形式的感性化、内容表达的感性化以及网民对网络意识形态信息加工的感性化是网络意识形态感性认同的生成逻辑。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获取受众共情、增强其理论凝聚力、提升话语引领以及筑牢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阵地,都需要其建构更强的感性认同。激发网民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更强的感性认同,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应做到大众化、通俗化、常态化与制度化。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在网络空间这个新战场上,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主流意识形态遭受严重冲击、网络防护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网民安全意识淡薄等诸多问题。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提出从网络内容建设、创新宣传形式、加强技术防护、完善制度规范、提升网民素质多个维度着手全面构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困境及其路径创新

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生长于互联网发展的"无界"态势和意识形态领域"有界"社会思潮的边界夹缝中,是建设网络强国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题中之义。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共享性、主体性等特征,致使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遭遇分散化的困境。着眼于意识形态功能化的战略考量,需要提升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政治主导力、经济支撑力、文化聚合力和交往影响力。具体而言,要深化以"权力—知识—话语"为有效手段的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增强政治公信力、理论供给力、舆论引导力,培育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主流意识形态。     

情感与网络抗争动员——基于湖北“石首事件”的个案分析

本文打通个人层次与社会层次联系,从微观层面展现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一般图景,以克服资源动员理论对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机制解释的不适应问题。湖北"石首事件"个案分析表明,情感在网络政治抗争动员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个体层次看,事件对网民的情感刺激决定了网民对事件的解读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公共话语建构和网民的社会认同。从社会层次看,网民情感反应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社会文化框架决定着政府与网民互动的模式,直接决定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框架的建构。打通个体分析层次与社会分析层次的联系是理解情感影响下的社会认同建构是根本,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的根本。分析情感对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影响有利于深入理解网络社会运动的内在机理,也有利于政府科学应对网络集体行动,促进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责任与国家治理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是主权国家必须担负的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也是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它体现着主权国家的现代治理能力。事实上,在网络化、信息化、技术化和全球化时代,网络空间国家政治安全已经发生了很多不同于物理时空环境中的变化。这是建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根本前提。在此前提下,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建构,还需要以网络空间中技术环境、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结构与配置、各政治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以及心理认知等为核心要素。因此,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治理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在物理层面上,国家对于网络和通讯通信基础设施的保障和创新;在治理层面上,国家应从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制度化能力、控制能力和控制智慧、国家认同与国家合法性以及治理体系建构能力等方面理性、科学、协同地维护和捍卫网络空间政治安全。     

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构成及其韧性治理

伴随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更新迭代,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人类政治活动的重要场域,网络空间政治安全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主要包括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入侵的风险、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弱化的风险和网络空间政治参与无序的风险。应从技术韧性、组织韧性、制度韧性、文化韧性四个维度构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韧性治理体系,运用先进技术提升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精准治理能力,强化不同组织间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协同治理能力,构建多元主体相互联动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治理体制机制,增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引领作用。     

“给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笼头”——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问题再审视

当资本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时候,网络空间资本逻辑和政治逻辑呈现出了融合与冲突并存的态势,资本逻辑在推动网络繁荣发展的同时引发了网络空间话语权力的重新分配,进而产生了话语权力事实上的不平等。提升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实效,需要在网络空间运用政治权力来引导和超越资本力量,将信息技术资本的强劲动力与社会主义发展有效结合起来。在通过协商对话机制凝聚网络多元意识形态的同时,还需要展开对信息技术资本的辩证批判和政策制度的引导与规制。     

网络政治社会化:确立信息时代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途径

在信息时代,网络政治社会化与确立意识形态领导权密切相关,这是由网络政治社会化的独特功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确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现实需求所决定的。确立信息时代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高度重视网络政治社会化的独特作用,建构和优化意识形态的内容体系,关注意识形态传播的现实需求,凸显意识形态认同的人本精神,强调和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诉求,顺应信息时代发展的基本特征,加强网络空间的综合治理。     

网络强国视域下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路径探析

网络时代,意识形态没有也不可能终结。掌握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标志。网络强国视域下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方向,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思想指导、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引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增强意识形态认同为价值导向;增强面向世界的宣传话语,以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为建构目标。     

网络直播亚文化:表征、症结与治理

网络直播亚文化是互联网时代的衍生物,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社会心理与社会文化建设,是必须加以重视的治理议题。网络直播亚文化表现为以流量变现为参与目的,通过礼物打赏、弹幕社交等行为引发异化消费心理和虚假的文化认同,掀起网络舆情,冲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直播亚文化的症结在于监管漏洞、资本裹挟、情感缺失和话语争夺等。治理这一症结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建构和完善网络直播监管制度、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正向弥合、培育网民的法律意识和媒介素养、占领互联网传播高地,牢牢掌握媒介话语权。     

全媒体时代网络群体极化的意识形态隐忧及破解之道

全媒体时代，信息技术的升级和网民数量的激增致使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复杂性明显增加、对抗性持续增强，舆论影响力愈发强大。“狂热追捧”“千夫所指”“道德审判”“道德绑架”“口诛笔伐”“人肉搜索”“舆论反转”“情绪反转”等网络极端行为层出不穷，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挤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空间，抢占主流意识形态发声先机，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认同，成为危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变量”。对此，应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领力为主方向，不断优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供给，放大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声量，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空间，瞄准“群体极化”、打破“群体盲从”、狙击“网络恶语”,全面赋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破壁入圈”,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论大数据技术对网络政治空间的优化治理——基于空间正义的视角

网络空间内的政治生态随着技术发展出现了新样态、新问题。网络政治空间内的非正义问题正是其中之一,需要在现实空间正义治理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符合时代和民众需求的治理思路和路径转型。大数据能够广泛地获取并整合网络空间内的信息和数据,在优化治理网络政治空间、推动网络政治空间正义方面具有独特优越性。大数据的技术治理具有成为“数字利维坦”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被资本、权力、社会滥用。利用大数据治理网络空间必须充分吸纳公平正义价值并受公平正义规范,才能有效防止大数据治理陷入误区。     

集体行为视角下网络舆论场的形成——基于网络流行语的分析

近些年来网络流行语的产生及其流行,被赋予很强的社会属性,是网民对复杂的社会境遇的独特表达。从集体行为的视角可以看到,网络流行语催生多种因素共同建构网络舆论场的形成,显示了网络空间的群体力量,以及在话语制造方面的集体行为,话语权力是网络舆论场的焦点。     

论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性制度供给

在当代技术背景下,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应该理性选择由现代性与技术二者相互建构而形成的现代性制度供给的路径。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路径的理论前提下,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性制度供给的逻辑在于遵循由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公共性与虚拟现实性共融共生的合规律性,而其所发挥的功能体现在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利益分配以及维持政治和社会秩序稳定等方面。为此,应该科学定位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性制度供给的实践:就其过程而言,应不断提升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性制度供给的意愿和能力,并努力克服制度供给的滞后性和偏差性;就其供给质量而言,应努力将外在的制度约束转化为人们的内心服从和行动自觉;就其实际操作而言,应力求协调并平衡强制性制度供给与自发性制度供给、特定制度供给和散布性制度供给以及正式制度供给与非正式制度供给之间的关系,确保各类型的制度供给能够相宜相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以增强制度的效能与效用。     

话语权力与情感密码:网络政治动员的意识形态审思

话语、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网络政治动员中的功能日益凸显,成为网络政治动员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宏观上的意识形态发展图景和格局限定了网络政治动员的性质及其发展空间;中观上的群体心理嬗变孕育了网络政治动员的情感动能;微观上网民的个体价值取向表明网络政治动员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定,同时又具有重新阐释、整合乃至创造意识形态的可能。     

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四级目标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达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根据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受教育者从认知到实践的思想品德形成规律,以及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下教育过程所具有的阶段性,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进行由低级到高级递进的层次性建构,分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认知、网民自我能力的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意义的归宿、网民实践行为的呈现等四个目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正是随着这四个层次的递进展开而达成的。     

从舆情参与到现实行动: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生成机理

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场域与频率的扩大和增长必然冲击现实社会的有序性,而其源头网络空间治理的有效性又依赖于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生成机理的深刻揭示。基于国内外互联网动员与网络集体行动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我们建构了一个用于解释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宏观过程和个体行动者之所以选择参与以及怎样参与的微观过程的理论框架,并通过设计的量表和软件工具对多个地区进行了调查检验与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现实环境中的资源禀赋、情感驱策下的动机累加、认同构建下的行动触发、理性博弈后的现实参与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在与行动主体的紧密互动中实现了从舆情参与到现实行动的转化。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问题与对策

随着个性化推荐系统等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传播范式革命,网络虚拟场域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争夺的最前沿。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复杂多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博弈从未停歇,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维系社会秩序、形塑网民价值观念具有重要意义。要从多元交互性、斗争复杂性视角审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工作,采取多种有效方式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通过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力、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加快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等方式推动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科学化、智能化和精准化。